国内的清史学者大都承认“新清史”的学术成就，却多以警惕性的姿态来对待这一新的学术潮流。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是中国历史学的唯一正统以后，这种以国籍划分学术阵营的情况，在历史学界已经有多年没有见到了。
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了一场“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以“新清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国内清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012年3月，这次研讨会的论文结集为《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尽管在这本书之前，中文学界已经有《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和《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三联书店，2009年12月）两部与“新清史”有关的论文集出版，但是相较而言，这本《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所收录的论文更具论战性质，也更能反映“新清史”在国内历史学界所引起的激烈争论。
作为一个学派的“新清史”1990年代开始在美国出现，当然它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按照定宜庄、胡鸿保的说法，“新清史”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来研究，特别是主张将其作为一个帝国与世界同时代的其他帝国进行比较；二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王朝的区别，认为满洲的族群认同和清朝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对于清朝的成功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强调在研究中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145-146页）其实准确地说，上述三点之中，第一点算是视角，第三点只是工具，第二点才是要害所在。
所谓“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王朝的区别”，指的是强调清朝与汉族王朝（主要是明朝）的区别。大部分认同“新清史”的学者认为，清朝与此前的汉族王朝有着重大的不同，例如它是一个以满族为中心、涵盖汉族中国与新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大帝国；清朝皇帝的角色具有多维的性质，除了作为中原王朝的皇帝之外，同时还是边疆各族的可汗、藏传佛教的活佛；满族在清朝历史中并没有完全汉化，相反，满族特质的保留恰恰是清朝统治十分成功的根本原因等等。一句话，“清朝”并不等于“中国”。
“新清史”所针对的，是过去中国史学界盛行的“汉化”模式。这种理论模式认为，中国历史上汉族是先进民族，其他游牧民族是落后民族；凡落后民族在武力上征服先进民族，必被先进民族从文化上征服，此之谓“汉化”；游牧民族在中原的统治是否成功，取决于其汉化程度的深浅，而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时间的统治，就在于满族的彻底汉化。标志着“新清史”走上前台的事件，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批评汉化模式的演讲《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被批评的何炳棣随后以《捍卫汉化》为题提出反批评，表明围绕“汉化”概念及其理论的争论对于“新清史”的意义。
汉化模式的特点，在于强调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认为文化的传播与接受、而不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管制，乃是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和解和维护大一统国家的根本。对于面临诸多民族问题的中国来说，这不失为一个颇具解释力又较少破坏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它也同时蕴含着明显的民族沙文主义风险——对于汉化模式正反两方面的这种评价，是仅就其政治意义而言，并不涉及其学术价值。
问题在于，历史问题永远会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中国尤甚；而历史越近，与政治的关系也就越紧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疆域和民族构成大致上继承于清朝，这是常识，所以像清史这种与族群关系、国家疆域、边疆治理，乃至现政权合法性都息息相关的史学领域，就更容易受到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新清史”的聚焦点恰恰在于认同、族群和边疆，无怪乎会在中国大陆引发争论甚至是敌意。
《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共收论文44篇，分作7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对‘新清史’的再认识：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包括10篇论文，是直接讨论“新清史”相关问题的，而其余部分也有不少文章与“新清史”所集中讨论的“满洲特性”、边疆治理等论题有关。
这部论文集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态度，那就是“不敢苟同”。尽管大家都承认，“新清史”给清史研究带来了不少颇具启发性的论点，可以纠正以往研究中的若干偏差，但是——几乎所有中国学者谈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个“但是”——对于“新清史”刻意强调清朝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区别这一点，多持保留态度。黄兴涛的态度颇具代表性：“（‘新清史’）强调满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人主体性的角度来研究清史，对于丰富清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但在正视清朝历史这一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有意无意地轻忽乃至淡化其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更不能将两者简单化地对立起来。”（16页）
在这里，黄兴涛提到了“中国性”这个词，英文中一个新词“Chineseness”可以和它对应。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篇题目非常醒目的文章Fuck Chineseness：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Allen Chun，Boundary，1996 summer。此文中文版题目被改成较少刺激性的《解构中国性：论族群意识作为文化作为认同之暧昧不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3期，1999年3月）。此文的内容姑且不论，单以严肃的学术论文而冠以如此不雅的题目，就足以说明“中国性”这种模糊的概念已经在境外学界受到了多么强烈的质疑。这种质疑既是对中国当代日益“显题化”的族群问题的学术反映，也来源于对清朝以来的中国历史的探索和反思，同时还和后现代史学思潮兴起以后对“民族国家”的解构有关，而“新清史”对“中国性”的否认、尤其是对清朝的“中国性”的否认，也属于同一潮流下的产物。
正因为“新清史”有着如此复杂而敏感的政治和学术背景，所以中国学者往往会认为它会带来互相关联的双重危险：一是破坏长期居正统地位的中国历史一元叙述，二是动摇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而这两个问题，当然都是政治性多于学术性。结果就是，国内的清史学者大都承认“新清史”的学术成就，却多以警惕性的姿态来对待这一新的学术潮流。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是中国历史学的唯一正统以后，这种以国籍划分学术阵营的情况，在历史学界已经有多年没有见到了。
本书所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也是“新清史”流派重要学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的《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而内涵丰富的例子。杨念群曾批评“新清史”，说它“对清朝吸收融合汉族文化的史实，以及作为多民族代表的象征统合意义视而不见，显然缺欠说服力”（《我看“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09年第4期》），针对这个批评，欧立德反问道：“既然‘华夷之辨’在清廷和民间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重新讨论满汉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对立为什么为‘显然缺欠说服力’？在清代不能公开提及这一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为什么还要对此予以避讳呢？”（13页）在这次碰撞中，我们看到国内学者与“新清史”诸人的区别所在：国内学者多强调清代所发生的民族融合、政治整合和文化交流，“新清史”则更注重清代所发生的武力征服、强调民族特性与文化隔绝。美国学者对国内历史学家的质疑和迷惑也是多重的：既怀疑国内学者有意迎合官方意识形态，有损学术独立，又怀疑他们受民族主义支配，在学术问题上抱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对国内学者而言，对族群问题的若干原则，则是超越左右之争的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识。
本书的编者曾在其他场合表示，希望将有关“新清史”的争论置于学术范围之内，避免将其政治化（《清朝的国家认同》序言），《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证明上述理想近乎自欺。“新清史”的某些重要论著至今还不能在国内翻译出版，一些论文还要因为“语境的不同”而作删节，甚至相关的学术活动也曾经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在如此剧烈的思想交锋之下，幻想将讨论限制在纯学术领域是完全不可能的。更现实的做法也许是，承认相关议题中的政治因素，但在讨论中分清楚哪些是学术的进路，哪些是政治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