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小C、小L，小F约我在天钥桥路蜀府共餐。他们都是多年前我们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已经毕业多年，在社会上大都学有成就，也是学术界的中生代了。
大家问我对刘小枫最近提出的“新国父论”的看法，我先谈到对刘小枫学术转变的看法，刘小枫从宗教保守主义进一步走向英雄崇拜，且把毛泽东当作“新国父”。那就是画蛇添足了。
首先，国父是西方概念，是西方文化中的说法，民国时借用了过来。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环境中，国父这一概念不会让国民盲目走向个人崇拜。然而，这一称呼一旦进入中国，根据我们过去的文化经验，就会变味，就会淮桔为枳，变成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新的文化符号。中国刚刚脱离个人崇拜的灾难时代，现在知识分子自己又在为新的个人崇拜创造文化符号，说轻一点，是缺乏历史意识，说重一点，就是长期专制文化的路径依赖，走火入魔了。
刘小枫从自由主义到专制主义的个人崇拜，绕回到老路上去，这一点本身就是思想史研究的有趣对象，他的这一举动，在知识界肯定是有负面效应的。历史毕竟在向前进了。
其次，我比较担心的是，刘小枫的“新国父论”会变成国家主义，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发展萧条与危机，还有可以进而蜕变为“新法西斯主义”，正如斯密特与斯特劳斯当年那样。除非中国未来发生大灾难，极端国家主义者需要从历史上寻找英雄崇拜对象，让刘成为先觉者，否则，刘现在做的这些努力，就只会被人们理解为极左文革时代招魂，
第三，退一万步说，要评价一个逝去的政治人物是不是可以成为新时代的“新国父”，关键还在于社会上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共识度有多少，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被认为是土耳其国父，凯氏确实贡献巨大，该国人对凯末尔的共识度很高，相反，毛的建国之功无人质疑，但毛晚年错误之严重，让社会大众在认知上陷入大分裂状态，将一个缺乏共识的问题提出来，只能人为地制造社会巨大的分裂，这是对政治稳定不利的，我看对于历史人物，还是按邓小平的充满中国智慧的说法，“宜粗不宜细”，还有“一切向前看”。不要在受文革创伤的人们的历史伤口上去再撒一把盐，更不要人为地制造社会分裂。
餐桌上，大家都比较同意我的看法，但小C看来可能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较大，他比较同情刘小枫的看法，他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刘小枫进行辩解，他说，毛的晚年错误是“阴阳”中的“阴”的一面，神人的“阴”不应受到世俗人的责备。他越说越玄乎，其他同学起来反驳他。
我接着说，不能把一个历史人物造成的严重灾难与错误坏事“打包”到抽象的“阴阳”哲学中的“阴”中去加以美化，以此来避免对他犯下的历史错误的理性思考与批评。对于这样的事，一个学者千万不可掉书袋，一定要回到常识理性上去，不要搞得那么玄，玄学思辨会把我们的理性能力给遮蔽了。
与研究生谈刘小枫
各位同学：
刘小枫从自由主义者走向国家主义与新左派的历程，很有值得大家关注与深思。你们研究思想史，可以把他最近的讲话作为思想研究的鲜活的案例来研究。
在我看来，一个学者如果有以下四点，就会犯普通人都不会犯的常识错误，这四点是，第一，过于执迷于自己心爱的思辨逻辑，而丧失了常识理性。二，对历史，为自己理论与信念的自园其说而任意打扮，而缺乏求真的敬畏之心，第三，文艺思维，文艺家最容易为了表达自己观点而跳跃性地以文艺想像来建构学理框架。第四，加上左的文化深层积淀的影响。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会进入走火入魔的思路。
顺便提一句。刘讲话中提到那个向他介绍袁世凯得糖尿病的历史学者大概就是我。那是几年前与我刘小枫唯一一次见面。在北京开会时我与他聊到的。那时我的印象，刘先生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样。他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也有批评，对蒋介石也有批评。
要批判刘小枫如何走火入魔，就要深入了解他自己的逻辑，不能只停留在微博式的讽刺。刘的那篇触犯世人众怒的讲话，其思维逻辑是这样的：一，一个大国需要强人，二，只有这个民族有了对强人的信仰，才能有凝聚力，因此国父是需要的，三，在现有的孙、蒋、毛三个历史人物中，只有毛才能资格。因此毛就是中国的新国父。四，如果说到文革，那么文革也是公平理想主义，所以犯点错误也不算什么。以上四步，第一步就有问题，不能抽象地谈大国需要强人，强人如果把社会引向乌托邦，那种南辕北辙的后果比弱人的南辕北辙更可怕。其后三步每一步也都大有问题。可以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
例如第二步，即只有这个民族有了对强人的信仰，才能有凝聚力，因此国父是需要的，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对强人的支持，未必需要民众对强人的信仰作为必要条件。执迷于强人崇拜，就会变成政治迷信。我们可以肯定强人的政治整合功能，只要他能承担这种功能，就可以支持他。但不必要对他“封神”，“封神”并不是实现强人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袁世凯的错误就是这样，在他看来，中国既然需要强人，只有称帝才能成为真正的强人，他从世人肯定强人的积极社会功能这一点出发，进而发展到要称帝，这种“称帝有理论”，就是一种封神行为。而恢复帝制被他视为强人封神的手段。从这一逻辑来看，刘小枫走的就是这样的逻辑路子。
所以，“新国父论”有潜在的危险。说得直白一点，“新国父论”具有“封神论”的潜在意图与作用。而“封神论”的结果则不是有助于走向民主自由繁荣的现代文明，而是有利于把中国拉向集权式的国家主义与极端民族沙文主义。毛晚年左的错误会被“新国父论”一笔勾销。毛身上的极左的乌托邦消极因素却会被放大，被激活。
第三步，我的反驳是，即使是一个需要强人的社会，有没有国父并不是关键，没有国父并不一定要从缺乏广泛社会共识的历史人物中非要找出一个人来不可。其理自明，不能硬在矮子里拔长子，这是常识理性。刘在这里使用的是逻辑上的排他法，他的大提前潜含的逻辑是：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这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是国父，既然另外两个没有资格做国父，那么剩下的一个就只能是国父了。这个大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只要你问他，凭什么这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是国父？他就无言以对了。
第四步错误是，文革即使存在着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动机，但这绝不能成为肯定文革的理由。充其量说，文革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的灾难具有让中国人从乌托邦迷思中醒悟过来的作用。它的意义仅在于极端思潮产生的钟摆效应，我们不能因此而肯定极端思潮。现在的文革左派与新左派犯的是同样的逻辑错误。
刘的思想本质，我想是新国家主义，他本来就受施密特影响很深。我想，刘小枫这样的优秀学者，一旦食洋不化，就会犯常人都不会犯的错误，会沿着此路走下去，就会走向国家崇拜，离现代文明价值就会越来越远。
再过二十年以后，刘小枫再读一下自己的讲话，也许会觉得后悔，对自己说话的轻率而感到遗憾。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也许他会在这个怪圈时难以自拔。
即使如此，那么，他的这些讲话仍然有其价值，就是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生、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思想史范本，让人们了解，当一个思想者一旦成为自己创造的观念的奴隶，会发生什么情况。让人们了解，一个没有人文精神、没有对人性的道德关怀的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他思想上发生的错谬会离常识真理遥远到什么地步，而离法西斯主义会接近到什么地步。
多年来，刘小枫向国人译介德国保守主义哲学，刘小枫的哲学思辨能力很强，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转向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化中的过度世俗化潮流的一种反向运动，他对施特劳斯思想的引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我没有很好研究过他的文章，对此不能有进一步评价。
不过，我个人认为，施特劳斯与施米特的保守主义与英国柏克的保守主义，虽然立论要点各不相同，但都具有正面意义。
柏克的保守主义，或称英国式的保守主义，主要是从经验主义去批判以第一原理为基础的建构理性主义，从个人自由的自然秩序去反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乌托邦主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柏克思想的启示。
严复的保守主义其实也是从经验主义角度出发反对革命乌托邦思维。在阅读《严复集》的过程中，我总觉得严复思想与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有相通之处，但当年却没有严复著述的字里行间找到严复受柏克思想影响的直接依据。我一直想知道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是否读过柏克的书。但一直不得其解。后来在台湾听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黄克武说，他已经找到严复读过柏克书的第一手资料。看来我的这一猜测总算有了着落。由于中国人深受激进乌托邦之痛，知识分子反思激进主义时，很自然地受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积极影响，中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柏克保守主义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延伸。
然而，施特劳斯、施米特的保守主义，或者说，德国式的保守主义，在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今天，在世俗化为基础的现代性已经在中国登堂入室时，它的正面意义也是存在的。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民主化与民粹主义化，导致了文化的平庸化，让平庸者大行其道，整个社会变成平庸者当道。现代的世俗时代是贵族精神缺位的时代。而西方的自由主义缺少高贵文化的教化精神，没有给人类以高尚的追求，这样，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与多元民主政治就在有意无意中，加快了人类的动物化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密特、斯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有可以同情理解之处。他们通过强调贵族的等级，来否定平庸对高贵的淹没与扼杀，所谓平等，就是用平庸去扼杀高贵，德国保守主义强调等级，其实以等级来构筑一道防护堤，以此来保卫高贵。
德国保守主义强调雅典精神，要回到古希腊罗马精神去，就是要有古典的高贵，来对抗现代性的平庸，通过强调古典的真善美，来反对世俗化与人的动物化，通过强调信仰与宗教，来反对世俗的享受主义，通过强调人的尊严，来反对世俗的物欲主义。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保守主义是人类文化的自我平衡机制所必要的。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德国保守主义，或许能从中获得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的有益启示。
我个人认为，德国式的保守主义，与英国柏克式的保守主义相比，各有千秋，后者强调经验主义，对于批判激进主义有巨大的贡献，前者强调理性主义，对防止社会的低俗化有巨大的正面贡献。我们现在重新认识德国保守主义，很有必要，刘小枫对德国保守主义的介绍，是否是基于这一点，我并不清楚，但我认为随着中国在世俗化的现代性中陷得越深，对德国保守主义的借鉴的需要就越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