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做客座教授时，接到美国一个大学的邀请，去做一个“9·11恐怖主义袭击一周年祭”的讲演。我的听众以教师和研究生为主，他们对讲演的反应和话题广泛的讨论，使我对美国人的感受、立场、观点有了真切的体会。
那一段时间，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再次袭击美国本土成了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电视、广播中尽是提高警戒等级、采取种种安全措施的消息。手持冲锋枪的士兵、牵着大狼狗的警察巡逻于机场、车站、街道，这些电视画面让人感到气氛异常紧张。
未到美国时，我和同事们以同情的，但也不无调侃的口气谈论那里是一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景象。但到了美国，反而感觉不到多少紧张，也许是内紧外松吧。我感受最深的是，不论在讲演过程中还是在10余天的行程中，我没有遇到一个美国人谈论“国家安全”的问题。
最后，我把不解告诉邀请我的教授，得到了出乎意料的严肃回答：国家安全当然非常重要，但那主要应当由政府来操心；如果政府在这方面没有尽到责任，就该下台；但是，既然政府已经说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老百姓就没有必要再想政府之所想。“我们监督政府履行职责，但我们并不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问题。”这最后一句话实在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那么，他们关心什么呢？
我的听众与我共鸣的是我的下列经历和感受：“9·11”之后，取得赴美签证明显困难了，我半年前接到另一个大学的邀请，但签证迟迟办不下来，我又必须去布拉格开会，只好放弃。我这次访问，主办方希望我的国际旅费能控制在1000美元之内，但实际上机票只花了300美元，与预想相反，到美国来的人很少，机票很好买。我告诉美国朋友，以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首选是美国，但现在入境困难，不少人已转往欧洲，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经常碰到大群中国学生。我认为，对中国人的限制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人与恐怖活动有牵连，美国政府的“一刀切”政策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朋友则连连指责政府愚蠢，他们认为，美国科学技术的领先相当依赖于吸收外国人才和对外交流，布什政府非理性的紧缩政策不但使外国科学家和学者深感不便，而且从长远看会对美国的科技文化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种种关切的意见之上，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在全力以赴应对安全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人民的自由会不会受到限制，人权会不会遭到侵犯。许多人认为，“9·11”之后通过的法案使得情报治安部门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合法地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和人身权利，可以在军事法庭的名义下剥夺一些人合法的辩护权利。他们大声疾呼，在警惕恐怖主义袭击的同时，必须警惕另一种危险：美国人在恐惧不安中对自由和个人权利被侵蚀变得麻木不仁。
俗话说，一个人究竟怎么样，在危难时刻最能看出来。对个人如此，对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布什政府一再说，美国面临恐怖主义这个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美国人民相信这一点，但他们一如既往地对政府保持警惕。他们并不相信布什的每一句话，不假思索地支持政府的每一项政策。在“9·11”之后同仇敌忾的气氛中，他们没有失去理性，因此，也不会失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