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7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邓小平的逝世以及陈云、王震、李先念、彭真等人在近几年中相继过世，标志着革命元老主导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最终结束。香港的回归，则显示出中国领导者可以在既有意识形态理念之外，从基于百年屈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寻找到维持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新的资源。中共十五大以后，江泽民在党内与最高决策层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定，而中共十五大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中国进行更大幅度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据与说法，从而使主政者不再受传统意识形态教义约束，摆脱了在经济改革方面长期徘徊的局面，经济改革的棋局从而进一步走活。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可以认为，1989以后中国面临的那种充满复杂政治变数的飘忽不定的时期，大体已告结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开始，这一新的局势，使学者有必要对中国中长期的政治发展动向作出重新评估与展望。
本文考察近年以来以至今后若干年内，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思想与心态的基本走势，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趋势作一基本的判断。本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意识形态引发的政治冲突淡出，后邓时代的中国，一方面面临中国改革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监督机制的缺失，有可能产生由于转型期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注：关于后发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的问题，可参见拙文：“‘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一期。）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危机，这种基于改革综合症引发的矛盾与社会危机，将会使中国再次面临新的困难与两难选择。
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来临
可以认为，通过近20年的“全能主义体制下的新政时期”，邓后的中国在世纪之交，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改革以前的全能主义体制（注：这里指的全能主义，相当于英文的Totalitarianism， 后者在中文中往往对译为“极权主义”，由于“极权主义”这一译名具有太多的冷战色彩，本文使用一个更带中性的更具描述性的“全能主义”，来代替极权主义的提法。这一政治形态的特点是，政权全方位地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等等。），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全能体制”（Post—totalitarian regime）的历史转变。
这种“后全能体制”（或称之为“后全控体制”）从政治学角度来分类，可以理解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主义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后全能体制”的社会，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在全能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的。全能主义国家政权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对社会基层组织细胞与个人的政治控制力与政治动员力。而在后全能体制下，中国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和政权的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
更具体地说，改革以后的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多元化，而且在其他非政治领域内，在不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结社，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网络，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在这里，市民社会指的就是国家控制力以外的、体制外的自组织系统。而改革以前的“全能体制社会”则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性的社会组织与多元化。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党的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义。更具体地说，全控政体的意识形态以平均主义的目标理念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全能主义，则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的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但已经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同意。在后全能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作为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强大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变革的动员能力， 以及抗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这一点在应付1998年夏季全国性大水灾过程中显示了出来），但与此同时， 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
原教旨的左派政治势力的消退
后邓时代中国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原教义式的左派已经失去了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在中国改革以前的全能体制下（Totalitarian regime），革命意识形态是政权的生命， 它不但曾支撑一代革命者的曾经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与价值，而且，也是这一政权合法性（或正统性）的精神柱石。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用来镇制那些反对政权与体制者的政治威慑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执政中心对左派保守势力在党内的政治地位的保留，对左派势力言论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受与妥协，被视为抵制自由派政治势力的重要平衡力量。这始终是当代中国改革早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说，体现了源于革命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则在社会控制方面所发挥的一定的作用。
左派政治势力与其思想影响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在1989年，左派意识形态显示了镇制反对者的政治作用（在政权面对自由派政治挑战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这种镇制作用对于保护该政权的安全无疑被认为极为重要）。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与革命时代的政治观念密切相结合的政治势力。“讲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左派势力所作的一种姿态，以此表明当政者没有忽视正统意识形态的原则立场。
老一代在近年内相继退出政治舞台，其最为重要的政治影响在于，长期以来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左派政治势力，从此失去了他们所自以为的政治依托。此后，原教旨的左派意识形态政治势力就处于不断消退中，下文将提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温和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左派在政治平衡上的重要性。邓小平本人的逝世，则进一步削弱了左派势力在党内的地位。更具体地说，以务实为其最大特色的邓小平虽然从来不属于左派，但他作为元老革命家一代的象征性，仍然是政治平衡的基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实际上也标志着那些力求托庇于元老的左派政治势力，将不再是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这一点在邓小平逝世以后，无论是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还是海外人士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出来。
只有在知识分子中的西化自由派对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再次提出具有威胁性的重大挑战的情况下，左派思想与政治势力才有可能具有重新被启用的机会。但正如本文下面将分析的，这种可能性由于市场经济引发的世俗化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于自由派直接冲击政权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作为左派原教旨势力的对立面的中国西化自由派力量在89年以后的减弱，反过来就决定了左派东山再起并重新获得用武之地的机率极为低下。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温和化
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其中包括激进的西化派，曾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渐渐成为大陆知识分子中的主流思潮。其形成的主因是，封闭锁国近30年的中国，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突然面临大量涌入的西方先进文化的强烈示范效应，以致于使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相信，只有彻底的政治西化，并改变传统体制，中国才有可能摆脱现实的困境，并跻身于现代化国家之林。文化挫折感产生的焦虑情绪，对文化大革命专制主义的沉痛反省，则是自由派中的激进西化思潮形成的潜意识原因。1989 年的政治危机标志着自由派中的激进西化思潮进入高潮， 而1989年以后，自由派虽然受到压抑，并被剥夺了社会发言权，但它仍然作为一股富于力量的政治潜流，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1989年以后不久出现的苏东事件，进一步起到了对受到压抑的自由派思潮重新鼓舞的作用。
自由派的温和化开始于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这种心态变化有着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全民赚钱”的时代。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一些人物，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的机会（90年代初，相当一部分从监牢出来的政治精英，在五年之后的1997年，成为最成功、最富有的知识型企业家，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在市场化过程中，与其他劳动力者阶层相比，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知识能力，是一种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获取稀缺资源（如权力、地位、名望、财富）的“资本”，这一点就决定了90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是首先得利的阶层之一。知识经济的出现，更加速了这一发展趋势。
更具体地说，如果说大学知识分子，在1989年上街游行时还是与大多数市民生活水平相近的穷书生，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至今的几年，他们通过出国留学、下海经商、选拔当官、留校升迁等途径，远比一般市民阶层更容易成为既得利益者，这一点是那些曾积极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在政治上走向温和化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原因。这种政治温和化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当前中国这种在政治保守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但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对民族进步有利。一位曾参与六四签名，并受到整肃，后来经商成功的上海知识分子就曾表示：“目前中国这样的发展很好，美国对中国也不要逼得太厉害，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这一思想倾向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颇具普遍性。
当然，不能单纯以知识分子在分利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来解释自由派的温和化。人们发现，即使那些目前生活水平仍然处于相对清贫水平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态度上仍然发生向温和化的转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导致的观念世俗化过程极大地消解了人们曾经执着的政治激情。这里指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即人们的价值标准与思维方式从对曾被视为“神圣”的道德原则、主义信条、理论、意识形态理想的执着信仰与效忠中摆脱出来，转而以市场式的功利实效，作为自己立身行事与思想价值取舍的标准。以实效为标准的世俗化，是一种化解各种理想主义、信仰主义与各种信念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不但瓦解了人们对左的意识形态信仰，而且同样也瓦解了人们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那种道德激情，而这种道德激情本来曾是自由派的政治与社会批判意识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基础。
市场经济引发的文化价值上的世俗化过程，使主导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中心的执政者获得了原先意想不到的结果：1989年以后中国大陆形成的左派与自由派的两极化张力，却恰恰由于主政者所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而得到极大的缓解。1989年以后近10年来的中国，两极张力均向中间逐渐靠近成为政治思想与心态变化的基本趋势，应该说，这种趋势形成了当今中国大陆政治格局中颇为有利的新的稳定因素。
新一代青年的非政治化
在大多数后发展民族和国家进行现代化过程中，都曾经经历过青年反叛运动对政治中心的冲击。“大学是思想反叛者的温床”，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富于理想与政治激情的时期，大中学生因而也是天生的不满者群体。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与怀抱理念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特有的挫折，是形成这种青春反叛性的社会基础。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就是如此。
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时期，处于思想心态最活跃敏感时期的20岁至30岁的青年，
具有其他年龄段的人所没有的特殊政治参与热情与社会鼓动性。正是这种动员力曾经使许多处于现代化初始阶段的政权，难以经受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由广大民众为基础的政治抗争运动的冲击，而出现频繁不断的政局动荡，甚至由此引发革命的连锁反应。
而当今中国大陆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当今在校的大学生群体中固然有理想主义者，但相对而言，当今大中学生阶层的主流更看重功利实效性价值，社会政治关怀与理想精神较少，是较为缺乏政治激情的一代。有人曾经说过，把97这一代青年与89那一代相比，可以发现这两者在思想情趣、价值态度、人文关怀方面，几乎是“两个民族”。
根据一项调查，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不知道80年代颇为出名的几位“青年领袖”的名字，其中不少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名字，但他们大多数却知道歌星中的“四大天王”。大多数中国大陆中学生甚至不知道“四人帮”是哪四个人。根据另一项调查，有一个职业高中班级的学生，居然多数人不知道韩国与南朝鲜是一个国家，甚至这个班级中相当一部分人也不知道希特勒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89那一代青年与九年之后的当今新的一代青年当比，前者是高度政治化，言必谈政治，后者则是高度非政治化。言必谈“三星”，除了歌星、球星、影星，其他则知之甚少。前者的政治使命感与后者的政治冷淡，前者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参与激情，与后者的世俗功利性与个人中心意识，恰成中国历史上的两代人之间最为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大陆独生子女这一代开始进入青年大学生群体，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
一位参加过1976年“四五”运动与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年知识分子，曾形象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的一代”。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今四十来岁的中年知识分子，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中插队落户的一代，他们是改革开放中的中流砥柱。他们对政治与人生的认识，不是老师教育的结果，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生活苦难中“无师自通”、直接体验的结果，他们与自己的老师一代（这一人是在50年代受苏式教条思想影响而成长起来的）的僵化思想完全格格不入。当他们在90年代中后期成为大学与中学的老师，并有足够的资格与知识去传道解惑时，才发现他们的学生在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世俗化的强大势力的影响下，已经与老三届这一代形成极为巨大的代沟，这种代沟的存在，造成这两代之间思想沟通出现困难。
于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曾经具有使命感的一代人，已经进入中年，并退出对社会具有鼓动能力的敏感年龄段。而在年龄段上最具有社会鼓动力的现阶段青年人，相对而言，又恰恰是较少政治参与热情的一代。可以认为，在大陆中国的中年一代与青少年一代之间，已存在相当大的思想价值观的断层。
在现有的社会矛盾不致激化的条件下，年轻一代有可能不再是引发社会运动的“雷管”，这对于企望政治稳定高于一切的主政者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当然，这只是针对目前的情况而言。如果社会矛盾出现激化趋势，青年一代的这种心态情况也会发生变化。事实上，这种从非政治化向政治化发展的趋势已经在某些大学生中出现。
劳工阶层诉求的具体化
应该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困难，国营企业中出现前所未有的大批失业与下岗，多数企业的效益下滑，国营企业工薪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存条件相对下降，成为经济改革中的失利者阶层。随着十五大以后加快国营企业的资本重组（其中包括民营化），这种失利者的队伍还会进一步急剧扩大，情况还会变本加厉。由于购买力下降，商品市场已经出现萧条。东南亚金融危机下中国采取货币不贬值的政策，将会对大陆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受诸多因素影响的敏感的时期。
在农村，由于地方干部贪污腐败与不合理的摊派，由于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方面差距的拉大，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这种情况在内地比沿海更为严重。而在城市，经济改革与企业重组中出现的权钱交易行为，严重地侵占了国家与集体利益，同样引起越来越强的社会不满。
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社会动乱？ 有不少人士认为， 如果现在发生89年春夏之交的社会动荡，由于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当年更为强烈，将会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并足以使苏东事件在中国重演。这一判断是否有根据呢？89年发生的是一个以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以民主政治口号为聚合点的，遍及全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抗争运动。这种运动对政治权威的冲击，以及它带有的激进性，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持续不稳定与动荡，而这种不稳定又是主持维新式的变革模式的主政者所力求避免的。这种情况在邓后中国会不会重演？
就中国国民的政治文化特点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历史来分析，中国的下层民众，只有在知识分子以某种意识形态的理念与口号（当然这种理念与口号必须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被组织起来，参与政治，并对政治中心提出各种诉求。中国下层民众没有自发组织政治运动的传统，20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历史都可以证明，只有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去动员民众，才会形成民众大规模的政治参与运动。
正如前述分析所指出的，由于市场经济引发了分利化以及当代思想观念的世俗化，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已丧失对左的或自由的意识形态的献身激情。而且事实上，他们既没有“到民间去”的主观愿望，也没有这样做的机会与条件。更具体地说，在当今中国大陆，一个知识分子处于封闭的大学围墙内，现实生活中似乎很少提供机会，使他们到工厂或农村去接触普通劳工阶层。一个城市学生接触劳工民众的机会与条件，远不如文化大革命时的上山下乡运动。这种现代化分工所造成的社会分层化与阶层隔离，使城市知识分子对工厂农村的接触极为有限，因而也无从通过与下层民众接触的切身的体验，来产生问题意识。
对中国下层民众可能进行政治动员的，只能是那些本人也生活在下层社会阶层中的小知识分子或“边缘知识分子”，这些人读书不多，地位低下，受尽地方上贪赃枉法的小官吏的欺侮，对目前某些地区下层民众的切身问题有直接体验，内心充满不平之气。然而，这些人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容易作出口号式的简单化的解释，并以此来鼓动民间自发的社会抗争运动。但他们由于影响小，只可能出现在局部落后地区，不可能产生全国性的振臂一呼的影响。只有在中央发生重大的政局动荡并对社会失去控制的情况下，这些“小革命家”才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然而，基于前文所作的分析，这种全局性的社会政治动荡出现的可能性很小。这也就决定了在现在的条件下，这些介乎于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边缘人”充当中国政治抗争运动的主角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在邓后时代，由于改革所引发的各种瓶颈效应、软政权化、分利集团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转型综合症”，从而使局部的、小范围的、以具体问题与诉求为目标的社会抗争事件，有可能不断地零星出现，甚至会延续相当一个历史时期。
然而，这种不稳定与89年以前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后邓时期，由于不存在知识分子通过左的或自由派的意识形态的煽情口号动员下层民众的条件，由此，城市工人与农民形成自由性的政治参与（例如街头政治运动，形成自发的政治组织与政治罢工，向政府提出政治性的诉求等等）的可能性不大。相当一部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包括前自由派）对民众政治运动的看法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私下认为，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依附传统计划体制最深的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人成为这种体制转轨的失利者或牺牲者，对于一个生活在前全控体制下的民族走向富强与自由，是一种必须支付的代价。而以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的利益为中心价值的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下一世纪初的中国，肯定会在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个别精英中找到信奉者与提倡者，但在一个充分世俗化的时代，这种新左派意识形态不可能具备充分发育的社会条件与精神氛围，因而不太可能有大的市场。
其次，从中国大陆目前劳工民众面临的问题性质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类问题并不导致民众社会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化与生存危机。换言之，与20世纪初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某些地区出现的普遍贫困化与自然灾害导致的生存危机相比，目前中国城乡劳动大众普遍面临的转型性失业、下岗、劳动人口流动产生的社会失序、人口膨胀、农村贫富分化与摊派过重，以及相当普遍的官僚贪污受贿等等，虽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持公平社会理念的人们所不能容忍的，但对于统治安全来说，只能称之为是“第二级问题”。这里所谓的“第二级问题”，即并不影响其社会成员生存基本保障的问题。总体上说，城乡民众的温饱已经基本解决，社会失利阶层只有与其他阶层收入差距拉大而产生的心理挫折感。由于社会总体的生活水平已经比过去有了相当的提高，一些城市家庭中出现下岗失业人员，但这些问题对民众的实际生活的影响并不严重。物质供给的相对富足，也部分地补偿了这种挫折心理。这类问题一般可能引起自发的静坐示威、上访，但是由于大陆各阶层中意识形态理念的淡化，由此而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政治运动可能性不大。
有效监督机制的缺失：中国转型面临的深层矛盾
可以认为，89年以后的十年，主政者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上取得的实效，确实增加了政府的权威合法性，并重新获得了公众的认同。后邓时代的中国由于左右政治势力对政治中心的挑战与压力减弱，中国改革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时期，这意味着主政者有可能从事具有重大利益调整意义的改革（例如国企改革）而不至引起强烈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动荡，而且，与89年以前左右政治势力剑拔弩张的情形相比，当今的中国主政者在政策出现中等程度的失误的情况下，仍然有望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然而，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制度性缺陷，那就是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位，它与改革中出现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些深层次矛盾相结合，就会在将来某一个时候导致渗透性的全局性糜烂，其结果就有可能在未来某一个时候产生新的严重的危机。
形成这种监督缺位的原因大体上有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八九之后，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主政者为了防范激进自由派与政权反对者利用大众传媒与结社，来对现存政治秩序提出挑战，不得不加强对传媒的控制，以此作为对八九年政治参与爆炸的反制性措施，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来限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形成的压力。这在当时情况下无疑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另一方面，也使舆论与民间力量这些最具活力的因素，不能发挥有效的社会监督作用，这在客观上使不受监督的官僚与分利集团更加有恃无恐。
更为严重的是，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与经济连续20年的扩张，使官员与分利集团利用制度上的缺陷与权力地位所提供的条件来获取不当利益的机会，远比过去改革以前要多得多。各级官员中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腐败与不正之风，就在这种有效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变本加厉，这一点已经是全社会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其次，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中国城市农村的劳动阶层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自主维护自己利益与实行对社会有效监督的传统，不构成制衡腐败的实质性力量。
第三，掌握道德批判的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前述观念世俗化过程中，也日益丧失了社会批判者的功能。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中国改革与经济现代化引发的利益分化使相当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成为利益获得者，而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世俗化的过程，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自觉地担当人文理想的价值守护者与社会批判者的角色。而前面所述的对传媒的控制，也导致知识分子缺乏可资凭藉的信息资源与渠道，来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独立的客观的判断。这种虚幻的乐观心态与多数城市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得到满足，也导致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心安理得地认为，中国从此太平无事。他们不再成为形成有效监督机制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劳动阶层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自主维护自己利益与实行对社会有效监督的传统，
也不构成制衡腐败的实质性力量。
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缺陷的社会，是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长此以往，它无疑隐含着一个大的陷阱。弥漫于社会各层面的普遍腐败，与这个社会缺乏必要的报警系统两相结合，会使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丧失必要的敏感性，这又会使主政者不自觉地以为，这种状况处于安全系数以内，其结果，实际上使隐含着的重大的危机在未来某一个时候迟早会到来。
“危机论”与“条件论”：未来中国面临的两难选择
综上所述，后邓时代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变化趋势。
一种趋势是，由于政府采取及时的措施，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并在民主制度创新方面迈出稳建的步伐，顺利地渡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下岗失业与农村吏治弊端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不会面临来自左的与右的政治势力的重大政治挑战。从中国社会劳工大众方面而言，在这种条件下，局部地区性的劳工抗争方式，一般只能保持在具体诉求的层面上。这种类型的社会抗争转变为全体性的政治运动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另一种可能趋势是，社会矛盾的深化将进一步导致新的社会危机，其形成机制可以分析如下：
一旦由于糜散性腐败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70年代末以来改革成效中形成的“实效”合法性，就会重新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具体的问题，如失业、经济萧条与经济危机，都会成为引发新的政治危机的突破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治中心的决策者将不得不面临“危机论”与“条件论”的两难性选择：
一方面，决策层中有些人会认为，在全局糜烂性的腐败与引起的危机深化的情况下，在意识到中央政府完全无力单独地清除这种全局弥烂性腐败的情况下，有必要动员传媒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并运用民间的力量参与反腐败，以完善原来缺失的监督机制，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危机。除此之外，别无他策。而危机越发严重，他们主张通过开放传媒空间与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的决心也就越发坚决。我们可以把这种以危机作为判断出发点的政治选择，称之为“危机论”的政治选择。
另一方面，决策层内必然还会出现坚持另一种意见主张的人，他们认为，正因为腐败问题既然已经过于严重，动用传媒与舆论来反腐败，只会因无数问题的曝光而使政府失去公众的信任，使社会陷入更大的不满，从而加速危机的到来，他们进而认为，要开放舆论与政治参与，必须具备相当的条件，只有在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矛盾得以缓和的情况下，开放舆论才有助于稳定并达到理想的效果。这种以条件为基础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条件论”。而危机形势越发严峻，他们反对开放舆论的态度也会越发坚决。
可以预测，“危机论”者必然会如此反驳“条件论”者：政治的清明不是开放政治的前提，而是开放舆论与推进民主的结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体制变革，单凭政府内部的清理，无疑是缘木求鱼。另一方面，“条件论”者也会如此反驳：如果不具备政治认同这一至关重要的条件下而开放政治参与，同样是缘木求鱼。
尽管如此，在危机不太严重的情况下，主张“条件论”的后者将会在决策层暂时占上风。然而，由于这种有效监督缺失已经积重难返，这种“保守治疗”无疑被主张危机论的人们认为是延迟治病而已。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监督机制将继续处于缺位状态。由这种监督缺位而产生的上述矛盾将继续变本加厉。在这期间，公众的不满也会继续增加，各种综合性的社会病症也会趁机而入，直到矛盾继续深化到引发更大的综合性的并发症出现。此时，“危机论”的选择就会赢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支持而成为主流。而由于社会矛盾已经积重难返，开放舆论与参与的结果又起到火上加油的负效应。于是就会出现在对付社会危机问题上那种“一放就乱，一乱又收，一收就腐，一腐就放”的恶性循环。
这种两难矛盾早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已经出现过，1905年主张立宪的人们正是以危机论作为立宪不可缓行的理由，而反对立宪的人们则以条件论作为自己保守治疗的根据，双方恰如面对急诊室内的重症病人而争执得不可开交的两类医生，以危机论为出发点的“激进派”医生认为，如此重症非动大手术不能起死还生，而以条件论为出发点的“保守派”医生则认为，正因为该病人重病在身，因而根本不具备动大手术的身体条件。只有等待身体较好时才能动手术（注：这种在改革危机中出现的“急诊室效应”，以及清末立宪中基于“危机论”与“条件论”的政治分歧，可以参见拙作《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一书的第十章（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即将出版））。这种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信念之争，而具有更具普遍意义的操作两难矛盾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在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在社会公众与知识分子对现在秩序的认同程度还相对较高的时期，不失时机地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有效监督机制，以避免中国陷入糜散性腐败的陷阱，便成为后邓时代中国首当其冲的大事。“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这一古训对于当前的社会政治形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