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震访英说起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⑴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九十一元；电梯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八十六元。王震是五级高干，那时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1/6，电梯工周工资的1/8。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绌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我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参加了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王震是中共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对英国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带有成见的怀疑、蔑视到惊讶、赞叹、向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把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参照物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英国民主社会主义奠基人是工党首相艾德礼。王震访英时是保守党执政，撒切尔夫人当首相。按照我们原来的分类，英国保守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英国工党是修正主义政党，一资一修，把英国搞得“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看起来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道路”并不是那么可怕，恰恰是我们梦寐以求实现不了的幸福社会。自视为根红苗正的共产党人办不到的事情，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办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和长期以来我们某些革命经典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有关。比如，《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认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三十岁，恩格斯二十八岁。恩格斯二十三岁来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里工作。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还陪同马克思参观了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他们认识资本主义是从这里开始的。
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托福于产业革命，一座座大工厂拔地而起，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英国的产品几乎占整个世界工业产品的50%。财富像魔法一样从工厂涌流出来。鳞次栉比的商业街，豪华的大剧院，哥特式的教堂，林荫道两旁宽敞舒适的富人住宅，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公共马车经过。产业革命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
在这些城市文明光环照不到的地方，掩藏着一个悲惨世界，这就是工人的贫民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又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业的中心，是“野蛮资本主义”的典型，那里的工人受的苦难最深，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恩格斯访问过的一个贫民窟里，他亲眼看到：“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十至十二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全区在十个当家人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⑶最可怕的是失业的威胁，一旦失业，全家人就陷入了绝境。
恩格斯看到了早期野蛮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悲惨的生活，义愤填膺地写道：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⑷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纱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2/3；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织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织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许多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⑸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保持工人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进步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创造着物质基础。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关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给“宣言”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他们与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新社会是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⑹的经济基础上，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需要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是靠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高于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战胜并取代封建农奴制的。共产主义者手里有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新制度能否代替旧制度的关键。正如列宁所正确指出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苏联和中国的共同经历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⑺列宁这篇文章的副题是《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想通过发动群众加班加点、不领工资的办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经过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苏联也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196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美国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4319亿美元）。可见当年苏联统计公报水分之大。⑻
毛泽东也深知，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命线。他在八大的预备会上说：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⑼
他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1957年钢产量是两千万吨，中国是535万吨。1958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九千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40亿人民币，占1958年财政收入的1/10，⑽生产几百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而真正实现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06年，不仅在钢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和美国（2006年中国钢产量41750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25国钢产量19899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钢产量13350万吨）⑾，而且在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超过了英国。不过这不是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赶上和超过的，而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赶上和超过的。中国如不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像苏联一样被开除球籍。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1000多万，中国饿死3000多万）。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东德亡党亡国的“痛处”
从1945年到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四十五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这四十五年是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四十五年。四十五年的比较，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二战后它们发展起步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
“科学社会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一条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1945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往西德逃亡。东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阻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1961年跑了二百七十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到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地反思。⑿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们在国营企业干活是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里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四十五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⒀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这一多一少，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当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企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扼杀于摇篮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当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了两代人的时段，用先进生产力创造巨额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社会制度——的致命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共产主义”⒁外，下层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献、少拿工资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应的票证，“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办法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让人民过上像欧美百姓那样富足的日子。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
要重新认识资产阶级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
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一个误区。
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将一批私营企业改组为国营企业。后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联合政府下台，停止了国有化政策的实施。民主政治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重大政策的失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督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通过大选再次上台执政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44年！
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冲击下，经过一百多年的改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由十五六个小时普遍降低到每天八小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已超过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有了王震亲眼所见的花园洋房，有了汽车，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过去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有了自己和家人从生到死伴随一生的社会福利保障。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W·E·H·哈拉尔出版《新资本主义》一书，宣告“旧资本主义的消亡”，“新资本主义犹如一只从垂死的时代的灰烬中飞出来的凤凰”，“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世界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了十几倍，从多数人每年只靠几百美元维持生活到今天（注：这些话是1986年说的）每个家庭的收入达到26000美元以上，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却从70小时缩短到不满40小时。有史以来，生活的基本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满足，人的寿命延长了一倍，物质生活也普遍变得很舒适。”⒂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经济关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我们一直有一个大义凛然的说词：把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国营企业，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20年间，新建的和改组的国营企业由于制度性的先天缺陷，连年亏损，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⒃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⒄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像日本那样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的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翼朋友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没有直接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我以为，“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相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⒅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21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3.93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⒆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家当作管理层使用，并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用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保障职工合法权益”。⒇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
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突破了历史上许多过时的僵化框框，建立了改革派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郑重宣告：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注释：
⑴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
⑵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65页
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⑸《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441页
⑹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23页
⑺《伟大的创举》，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⑻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下卷第762～763页
⑼这篇讲话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引文见295～296页
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712页
⑾见MEPS《世界钢铁总揽》
⑿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⒀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
⒁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51页
⒂[美]W·E·H·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8页，第一章《旧资本主义的消亡》第3页，第9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第392页
⒃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⒄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⒅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⒆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第3页
⒇见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二十二）条
来源: 《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