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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中国整体历史的观察

  

观察中国整个的历史,可能的线索甚多,每个线索都可贯穿古今,一直牵引到目前抗战建国中的中国。“君子”一词来源甚古,我们现可再用它为一个探讨的起发点。

   “君子”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词。封建时代,人民有贵贱之分,贵者称“士”,贱者称“庶”。“君子”是士族阶级普通的尊称;有时两词连用,称“士君子”。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也可说是士的权利。并且一般来讲,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行政与战争并非两种人的分工,而是一种人的合作。殷周封建最盛时期当然如此,春秋时封建虽已衰败,此种情形仍然维持。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由《左传》《国语》中,可知当时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上阵的。国君也往往亲自出战,晋惠公竟至因而被虏。国君的侄兄弟也都习武。晋悼公的幼弟杨干最多不过十五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轻,以致扰乱行伍而被罚。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平民只有少数得有入伍的机会,对于庶人的大多数,当兵是一个 求之不得的无上权利。

   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在当时并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头禅,而是严重的事实。原繁受郑厉公的责备,立即自杀,晋惠公责里克,里克亦自杀。若自认有罪,虽君上宽恕不责,亦必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以兵谏,楚王惧而听从。事成之后,鬻拳自刖,以为威胁君上之罪罚。接受了一种使命之后,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晋灵公使力士鉏麑去刺赵盾,至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的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到国家的利益,就不免违背君命;从君命,又不免损害国家。所以这位力士就在门前触槐而死。以上不过略举一二显例,类此的事甚多,乃是当时一般风气的自然表现。并且这些慷慨的君子,绝不是纯粹粗暴的武力。他们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树,并且都能赋诗,都明礼仪,都善辞令,不只为文武兼备的全才。一直到春秋末期,后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艺,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与后世的酸儒绝非同类的人物。

   到战国时,风气一变。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一度大乱之后,文化的面目整个改观。士族阶级已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随着消失。社会再度稳定之后,人格的理想已分裂为二,文武的对立由此开始。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前者像张仪以及所有先秦诸子,大半都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用读书所习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君。运气好,可谋得卿相的地位;运气坏,可以招受奇辱。张仪未得志时,曾遭楚相打过一顿,诬他为小偷。但张仪绝不肯因此自杀,并且还向妻子夸口:只要舌头未被割掉,终有出头露面的一天。反之,聂政、荆轲一类的人物就专习武技,谁出善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至于政治主张或礼仪文教,对这些人根本谈不到。所以此时活动于政治社会上的人物,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般流于粗暴无状。两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徵。

   到汉代,游侠之士被政府取缔禁止。后世这种人在社会上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民间仍然崇拜他们,梁山泊好汉的《水浒传》就是民间这种心理的产品。

   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系统。汉武帝尊崇儒术,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变的地位。纯文之士,无论如何诚恳,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与虚伪;心术不正的分子,更无论矣。唯一春秋以上所遗留的武德痕迹,就是一种临难不苟与临危受命的精神。但有这种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个遍及社会的风气。因为只受纯文教育的人很难发挥一个刚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别优越的天然禀赋。可惜这种禀赋,在任何时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于多数的士君子,有意无意都变成伪君子。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身体与人格虽非一件事,但一般的讲来,物质的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遇到危难,他们即或不畏缩失节,也只能顾影自怜的悲痛叹息,此外一筹莫展。至于平日生活的方式,细想起来,也很令人肉麻。据《荀子》记载,战国时代许多儒家的生活形态已是寒酸不堪。后世日趋俞下。汉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于自己宅后的花园,由此被人称赞。一代典型之士的韩愈,据他的自供,“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谨迂腐,可想而知。宋明理学兴起,少数才士或有发挥。多数士大夫不过又多了一个虚伪生活的护符而已。清初某理学先生,行步必然有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以,放步奔避。数步之后,恍然悟到行动有失,又回到刚才开始奔跑的地方,重新大摇大摆地再走一遍。这个人,还算是诚恳的。另外,同时又有一位理学先生,也是同样地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见指摘之后,立刻掏腰包贿赂那人不要向外宣传!这虽都是极端的例子,却很足以表现一般士君子社会的虚伪风气。这一切的虚伪,虽可由种种方面解释,但与武德完全脱离关系的训练是要负最大的责任的。纯文之士,既无自卫的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因而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空气。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形现在已成过去,今日的知识阶级,虽受的是西洋传来的新式教育,但也只限于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并未学得。此次抗战这种情形暴露无遗。一般人民,虽因两千年来的募兵制度,一向是顺民,但经过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后,多数都能挺身抵抗,成为英勇的都是。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证。至于知识阶层,仍照旧是伪君子。少数的例外当然是有的,但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后方略受威胁时,能不增加社会秩序的混乱,已是很难得了。新君子也与旧君子同样地没有临难不苟的气魄。后方的情形一旦略为和缓,大家又从事鸡虫之争;一个炸弹就又惊得都作鸟兽散。这是如何可耻的行径!但严格将来,这并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根本训练的不妥。未来的中国教育非恢复春秋以上文武兼备的理想不可。

   征兵的必要,已为大家所公认,现在只有办理方法的问题。目前的情形,征兵偏重未受教育或只受低级教育的人,而对知识较高的人几乎一致免役。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况之下,虽或勉强情有可原,但这绝非长久的办法。将来知识分子不只不当免役,并且是绝对不可免役的。民众的力量无论如何伟大,社会文化的风气却大半是少数领导分子所造成的。中国文化若要健全,征兵则当然势在必行,但伪君子阶级也必须消灭。凡在社会占有地位的人,必须都是文武兼备,名副其实的真君子。非等此点达到,传统社会的虚伪污浊不能洗清。

   来源: 《今日评论》1卷4期193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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