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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华:学术的极境是经学

  

   与文史哲三科尴尬相伴

  

   在1999年出版的《庄子哲学辨析》后记中,记着我和龙耀林的一次交往:未名湖岸有座高塔,塔下一条坡路。一次和耀林散步至此,听他从容对我说,要做世界上第一流的哲学家。当时虽未有言,而心窃许之,一息之念,耿耿不忘,有似言情传奇中所说:“只为这一句,断肠也无怨。”

   如果说我的书架有秘密,这可能是秘密之一。

   即将毕业时,遇到学校管理机关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们国家为每一个本科生付出的培养费是500元,而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从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我们几乎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没有负面的影响就很不错了。但大学的环境和气氛给了我们很多。少年时看趣味百科,知道物理学史上有人试图发明永动机,而真正的永动机是没有的,但是北大确实成了我们的永动机。

   我们手不释卷,数十年如一日,希望找到一种最好的知识(当然是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而不是只在兴趣和专业上打转,换句话说,是因为治学而产生兴趣,而不是因为兴趣而治学。

   如果说兴趣,大部分的文科生在高中时都是文学爱好者,那是最初阶段的兴趣。我喜好文学,但没有读文学系。选修历史,却偏好哲学。与人谈论哲学,却又不是科班出身。整整二十年中,始终与文史哲三科尴尬相伴。

   自身的治学途径,是由老庄道家延展到先秦诸子,由诸子学而上达经学。那是2002年,大读钱宾四书,忽然意识到诸子学不是最好的,学术的极境是经学。不久僻居湘南零陵,作着研究经学的规划,转瞬十年,其实也才作了一些准备性的工作,我称之为“在经学外围”。

   经学曾经几乎是古代学术的全部,但是古人很少给经学或经书做定义。以往几十年,我们几乎从不谈经学,现在经学成为“显学”,却又似乎是误而又误。然而不论怎么看,经书是最容易寻找的古籍,父亲在私塾里读过、为家人珍视的《上论》、《下论》,在旧书店里贱如废纸。那么,回到“秘密书架”这个主题,问题就是:在最普通常见的一类书籍中,蕴藏着学术的秘密吗?

   民国学者的误解

   治学可由三代始,缘流而下;也可由民国始,溯源而上。但民国学者的见解往往一半是对,一半是错。

   太炎先生说,古书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这可能是训诂学里最糟的一例,完全流入古文家的极端了。

   钱穆先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所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此语亦极要命。表明看来,它是循名责实,客观严谨,其实暗含着对“国学”的否定,同时也即是对“国学”的误解。依照事物原起的规律,往往是先有其实,后有其名,甚至已有其实,未有其名。上自国名,下至人名,莫不如是。因此“国学”、“经学”名称的后起,并不等于事实的晚出。

   钱玄同说,《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书》是“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仪礼》是战国伪书,《周礼》是刘歆所伪造,《乐》本无经,《易》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春秋》是“断烂朝报”、“流水账簿”。于是称《诗》、《书》、《礼》、《易》、《春》、《秋》各不相干,不能成为一类。其说得到很多名流的响应,“经学”(至少是“经书”)的瓦解,一大原由在此。但钱氏的逻辑错误其实并不复杂,即如今日无人怀疑马列著作可以单独划分为A类。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命题,用意是将汉代或孔子时代“六经”的固定概念,溯源到三代六经无名而有实的背景上,以期突破后人的思维局限,更新对于经学的思考,从而重新获取思想资源。胡适最先将章学诚“六经皆史”一语解释为“六经皆史料”,认为六经只是可待加工的原材料,甚者则提出中国根本没有经学和史学,只有史料,中国只是史料发达。这是一个更大的误解。

  

   孝经:一部继承之经

  

   《孝经》其实不是经,而是传。但如果将传、记也统称为群经,《孝经》就是“十三经”中篇幅最为简短的文本。这部书在汉代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与《春秋》一起被认为更多地寓含了孔子的宗旨,有“大本”、“总会”之称,其意义重大尚在各经之上,可谓经中之经。正因如此,《孝经》中便隐含了一个问题:孔子生三岁而父亡,未冠而母亡,原本无可尽孝,他为什么要作《孝经》?曾参可以尽孝于曾皙,孔子虽欲孝,谁为孝?

   古文“孝”、“教”、“学”均从“爻”,三字之形、声、义皆相近。《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经·系辞下传》:“爻也者,效此者也。”“孝”、“教”、“学”是典型的“右文”,三字都指向同一个含义——继承。

   《中庸》说:“父作之,子述之。”又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礼·考工记》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二书正可与《孝经》互释。故能承接先祖基绪者,则称之为“大孝”、“达孝”、“至孝”;凡不能承接先祖基绪,只会“刷刷筷子洗洗碗”者,则不得称之为“孝”。所以《孝经》当可称之为一部上行下效之经,一部继承之经,一部教育之经。

   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删述《诗》《书》之后,殿以《孝经》,透过天子、庶人之“五孝”而论“三才”,继论“孝治”、“圣治”,凡此均与孔子自身无关,其实寄寓“大孝”、“至孝”、“达孝”一重境界。孔子以承接全部三代文明为期许,以全面承接华夏神州固有文化传统为胸怀,此即孔子之“孝”,亦即孔子之所以为圣人。

   但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使用“孝”、“教”、“学”的本义了。与“继承”相比,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更高的是“创新”。然而,假使没有继承,创新从何而来?

   并且,新与不新,是相对而言。在传统中绝的时态下,对于古学的守旧,亦即是重要的创新。当周文疲敝之时,孰能保三代学术而守之?当秦火之后,孰能保《六经》章句而守之?当民国“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之时,孰能保数千年固有之文化精神而守之?当此之时,似乎守旧,实则创新。

  

   “王官学”解

  

   经学旧称“王官学”。民国间,有“诸子不出于王官”的论辩,但细读《汉志》,其实不只“诸子略”中九流十家出于王官,“兵书略”称兵家出于古司马之职,“术数略”称数术出于明堂羲和史卜之职,“方技略”称方技亦为王官之一守,“诗赋略”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知“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均出于王官,天下学术莫不渊源于经学

   王官意为天子之官。何为天子之官?司空职掌平水土,后稷职掌播时百谷,司徒职掌敬敷五教,共工职掌百工,虞职掌山泽,秩宗职掌三礼,典乐职掌教胄子,帝舜命官凡22人,这是典型的王官。古学未有空论者,技艺最佳的“劳动能手”可以为王官,而技艺之中即有道在,故曰“技进于道”。

   王官的核心是“物官”、“世畴”。“物有其官,官修其方”,“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只此即现代“工薪制”之“职业化”所不能及。

   学在天子,非谓天子可以“垄断学术”,谓能施行政教乃可以为天子。

   学在王官,非谓王官可以“垄断学术”,谓王官能尽职守,以利于天子之治。

   经学为天子王官之学,所以经学即国家学术。经学即国家学术,非谓经学为国家之所有,谓国家学术当如此,谓学术当具有国家应有之水准。只此即乱世“百家争鸣”所不及。

   经学的实质,为人文,为文化,为文明。

   儒家、道家观念都认为(或者暗示),动物可以依照其本性平衡自己,唯独人类没有这种能力,其本能将恶性膨胀,故而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差别,有“人化于物”与“物化于人”的区分。“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因为能创造,故称为“人文”。因为能教化,故称为“文化”。因其高明,因其境界,因其灿烂,因其悠久,故称之为“文明”。

   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观念由生物学而来,故而将人类与动物连接为一线,认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原动力与动物的生存本能无别,故西洋社会文明发展之道亦即动物之道。

  

   群经自为一类

  

   西岩子作经学通论:一论群经自为一类,不得以文史哲分类;一论经皆政学合一、官师合一,故无所谓学,亦且无所谓名;一论经学为三代之物,后世可仿佛而不可企及;一论经皆究天人之际,故于道最为高……

   又尝论经学之要指,得八条。一曰经之数,二曰经之古,三曰经之史,四曰经之称,五曰经之名,六曰经之义,七曰经之实,八曰经之用,作《经学名义》。

   至于群经奥衍,何日得以入门、入堂、入室,或八年,或十年,或若干年,一息尚存,愿努力焉。

   编辑嘱为“秘密书架”作文,迟疑间,适睹张善文先生《文必宗经说》一文,首论群经本身即具有文学价值。昔日曾读《大戴礼》,至“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一节,擘画天地人文之分,涵泳宇宙生生之妙,而言语清简,文学价值莫过于此,此即可为善文先生之说补注一例。近百年来学科发展,均以“民主自由”为基础,文学学科之所以自立,即以推翻“文以载道”为前提。实则不只文学载道,史学、哲学亦当载道,万物莫不皆载道。善文先生此文为近年绝少之宏论,治文学者当列为第一要义。回忆2002年冬至,面请善文先生书写《大戴礼》,其后十年暌违,一旦翰札在案,仍有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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