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人来说，地方意识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词汇。而对于广东人来说，如果联系上个世纪50年代的历史，似乎尤其如此。关于民国时期广东的地方意识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过，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如有论者曾指出，虽然辛亥革命后差不多半个多世纪期间，广东内部四分五裂，与中央关系貌合神离，但是这种政治分离并没有导致广东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产生一种强烈与国家对立的“省籍意识”。
笔者认为，这种结论似是而非。毫无疑问，将政客与文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首先是存在问题的。比如，在陈炯明时期，他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改为省立;在陈济棠时期，他将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改为省立中山中学。他们这种典型的地方主义的举措，无一例外地遭到了省内文化界的强烈反对。从这可以看出，政客与文人对于国家与地方的认识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况且，对于地方政治发展真正决定作用的，是政治精英而非文化精英。
从广东开始发迹、并与广东籍革命党人始终冲突不断的蒋介石曾慨叹道:“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与广东政要关系比较密切的李宗仁也认为，国民党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
如果说蒋介石、李宗仁多少是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局外”人的看法应该少了许多成见。曾任职于中山大学的顾颉刚在1928年11月3日给胡适的信中说，“现在两校长都是外省人，本省的政客和学阀皆不愿外省人作当地大学校长，日思乘隙而动，只因他们皆没有大力者保护，所以未得如愿……广东地方主义的发达，为全国之最。外省人来此做事，无论你成绩如何，他们总是不甘心的。我所以不愿在广东，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即使素来与广东关系密切的香港，也有人在《南华日报》上撰文指出，广东等省军人“对于爱国观念，丝毫没有。”为此，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曾结合自己的研究指出，“政治官僚机构把把这个帝国(中国)集结在一起，但是一旦崩溃，国家就会分裂为较小的、相对地不连续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被看作一个既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区域。广东省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而且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
单就政治精英而论，民国时期地方意识最重的非陈炯明、陈济棠莫属。孙中山任大总统后，特任命地方最大势力人物、已身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为内政、陆军总长。很显然，孙氏的目的是以此协调革命目标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党人治粤”同“粤人治粤”相互一致。但陈炯明显然并不领情。
他曾明白对人说，“粤军十万，内部安静，从无问题，客军寥寥数千，常有风潮，令人闻之头痛，将来打进广西后，广东即持关门主义，不管客军之事”，“中央政府之组织，足以扰乱地方，今惟有联省自治，各省办各省的事，如今之中山政府，实不敢赞成，然事已成矣，只有不与之钱，以免妄费。总之，广东之钱，只能办广东事。如盐款等或谓系中央之款，不知既系广东人担负，即为广东人之钱，无所谓中央也。”
从当时的诸多资料不难看出，在陈炯明背后并不乏响应者。对此，有日本学者曾指出，“不少广东地方精英仍对地域社会怀有认同意识，他们缺乏支持革命精英追求国家政治之上目标的理由，因而不希望革命精英将广东社会作为其全国性革命运动的根据地。”
1931年“胡汉民事件”发生后，古应芬回广东策动陈济棠反蒋时，只凭一句“浙江人太欺负我们广东人啦!”，就恰到好处地将省籍情结与反蒋动员联系起来，引起了整个广东地区军政集团的义愤。其实，在这次内部斗争中，蒋介石未必代表着浙江，但胡汉民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被粤籍国民党人认定是代表着广东。而广东半独立地位的确立，正是“胡汉民事件”的直接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东的半独立状态本质上是国民党内部广东籍人士地方意识的产物。
在陈济棠主粤时期，广东进入了长达8年的半独立状态。仅以经济而言，其“自主性”非常明显。当然，这种自主性是相对于北方的政府以及广东之外省份的依存性而言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广东是当时国内从境外输入米最多的一个省份，而湖南却是一个每年产米过剩的一个省份。由于政治上的割据，广东当局设置了许多苛刻的障碍，致使这两个疆界毗邻而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辅助的省份不能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壁垒的设置，固然有一定的经济因素在发生作用，但在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地方意识在作崇。
“两广事变”后，广东结束了较长时期的半独立状态。学者齐思和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我们对于现今中国的时局也不敢过于乐观。广东人士的反对内战不见得就是拥护中央，他们的厌陈不见得就是赞成现今中央政府。如何扫除陈氏的秕政，收拾百越的人心，当然是中央重大的责任，中央似乎也正向这方面努力。然而比这些工作更重要的，就是要沟通岭南与内地的思想，化除两方面的隔阂。广东人士对于地方观念之强，是无庸讳言的事实。
这种态度自然有她的好点(如团结的能力，在海外组织的严密，和彼此帮助的精神等是)，但同时也是和其余中国部分合作的障碍。我们试打开民国二十多年的历史来看，便觉到广东除在很短的时期外，永是立在半独立的状态。这不能说是偶然的事，也不能仅归咎于一二领袖的权力欲。最重要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般人彼此不能了解，不能合作。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现代国家之所以能达到彻底统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一般人民在思想上大体是一致的(至少大多数是一致的)，而他们在思想上的一致是根据物质环境。交通的便利扫除了地方的隔膜，大规模的生产统一了大家的嗜好。……而我们的广东，僻处海南，和内部交通非常困难，有自己的土话，有自己的风俗，俨然别为一国，地方观念又哪能不强?”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地方观念的存在并不止于广东。这种地方观念是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社会的必然产物。事实上，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弥漫着省界意识、省治主义。”在民国时期，中国境内存在诸多地方实力派。这些地方实力派大拥兵自主、割据一方。他们信奉“有兵则有权，兵多则权大”的信条，视中央如无物，从而造成了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间，以及各实力派相互之间的不统一状态。
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仅有湘、鄂、赣、苏、浙、皖、豫数省。对此，蒋介石曾叹道:“封建割据的实际仍潜伏在形式的统一之下”，“当今中国的病源就是地方割据。”毫无疑问，这些地方割据的存在多与本省区军事势力派的地方主义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只不过，相较而言，某些省份在这方面显得更突出一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