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起，至今已过去一百一十年。在过去的百年中，经过革命与现代化思潮的洗礼，“科举”在人们头脑中一直是帝制腐朽的象征，科举被废既是发动革命的理由，也是清朝崩亡的前兆，更屡被嘲讽成古代教育制度失败的一个负面标本。科举制似乎不值得大家花时间加以认真关注，它充其量只能作为批判的对象，甚至直接沦落为一个衰落王朝推行弱智教育的符号。
如今，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终于有所改变了，史学界开始认真检讨过去的评价，希望从全新的角度对科举制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科举制仅仅是一场考试?
为什么要对科举制进行重新定位呢?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中，科举制向来就是一个经常被妖魔化的名词，一谈到科举，人们脑子里几乎会不约而同地闪现出《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滑稽故事。范进这个人穷年累月地应试，人到中年突然中举，听到消息后一激动晕厥过去，还得靠老丈人一大嘴巴把他扇个半醒，从此就开始变得不正常，这就是一名典型科举考生的猥琐形象，也喻示着广大科举士子的共同命运。在我们的头脑里，科举只能造就一帮死背经书教条，毫无实践能力的读书人。我记得《范进中举》一度收入了中学课本，作为必读范文。在一代代学生的记忆中，范进的形象被刻意丑化成整个科举制戕害人性的缩影。大家对科举制的印象，基本上是从这个故事的叙述逻辑里面获得的。
从历史上看，科举制的取缔是和清朝的灭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彼此前后相续。科举制的废除，也跟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展开过程密不可分。这种预设的关联性隐藏着一种危险，很容易让我们不假思索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生成，只有通过废除科举制才能达致。这个逻辑把废除科举与清朝崩灭、民国肇建等历史现象自然勾连在一起，形成一套毋庸置疑的历史叙事，进入所有各个层次的教科书里面，以致于无论讨论宪政改革还是武装革命，科举废除的必然性都是不容质疑的。
在人们的眼中，科举这东西就是一个垃圾，清除它的恶劣影响变成了革命、民主和现代国家建立的前提条件。科举制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其特点何在，在以往的研究视野里基本是缺席的。我觉得这种局面如果仍不加以改变的话，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对现代政治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对中国民主制度应该向何处去等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障碍。
那么，科举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可能完全不了解。一般只是习惯地认为，科举制度就是一场考试而已，一提科举好像直接可以和八股文画等号，充其量是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狭窄。其实，完整的科举考试共有三场，不仅包括《四书》《五经》的记诵，还包括诏、诰、表、判和策问等内容，八股文只占第一场中的很一小部分。假如只知道有第一场，把后面两场都排除在观察视线之外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科举，只不过是其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而已。科举的考试结构相当复杂，我们必须改变以往过于简单的认识。
科举制的最大优势是合理配置人才
在具体论述科举制的试题结构之前，我想先谈谈科举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特点。我们不能把科举制仅仅看成是一个狭隘的考试系统，而应该把它看成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这个基础的特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科举制表现出的第一个特点，是对知识群体身份的合理分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科举考试是一次选拔官僚人才的过程，你要想当官就必须通过考试，考试过关之后就可以当官，但这个官不是随便当的，必须通过特定的选拔程序，再分别安排在适宜的位置。例如，考中进士的可以进翰林院，有机会当上宫廷里面的大臣;考中举人，虽然进不了中央一级的机构，但可以当县官，也就是现在所谓中层干部;只考中秀才，县官当不上，那就在乡村里面当教书先生，当一名乡绅。这个选拔和安排人才的机制非常棒，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会严格按照你考试时显露出的才能，分别配置在上、中、下三个层次，各司其职，各得其位，各有所值，形成一种虽不是绝对均匀，却相对合理的分布状况。大家一定要记住，无论中西古今，从来就没有一个制度是绝对完善的，所以才有人说，民主制度也是政治制度里面相对不坏的制度，科举制度也一样，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
第二个特点是，这套人才分配的制度是上下循环流动的，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始终不变，这是它跟贵族等级制度最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懈地努力考试，就有可能进入官僚行列。相对应的是，中了举当了大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在城里生活，退休之后还得返乡服务。为什么太平天国鼎盛一时，却最后败在曾国藩的手里?就因为曾国藩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当上了内阁学士这样的中央高官之后，还是要守母丧返乡，太平天国之乱时他正好在老家当乡绅，要不是靠曾国藩这个京城回来的乡绅组织团练拼命抵抗太平军，大清那时候早就完蛋了，肯定扛不到宣统三年。所以，科举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流动的。当初你只是个秀才也没关系，就看你的真本事，哪怕考三十年你也可能最后当上一个大官，当然一辈子考不上的事同样经常发生。
既然科举制的最大优势是尽量均匀地把人才合理布局在社会各个阶层，同时上下循环更替流动，它就为中国基层的乡村政权建设，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不管你当过多大的官，都有回归祖宗故里的情结，退休后大多选择返老还乡，为地方社会和文化事业做贡献。当代官员肯定做不到这点，为什么?因为没有制度保障把人才留在基层。
现在乡下年轻人一旦考上大学，全打算留在城里，有几个肯回乡服务的?即使城里的大学毕业生愿意下乡，那都是去当村官干个一年半载，给自己的公务员履历镀上点儿金，终极目标还是回城里谋职。但科举制度之下，秀才就能终生扎根乡下，今天的中国还有这样的“秀才”吗?肯定少之又少!他们不是靠道德感召，不是靠纪委监察，而是靠制度运行的保证，秀才升不上去，他只能待在乡下，却因有文化修养，能够在基层获得较高的地位，可以安心服务乡里。
科举制与高考的比较
前文已提到，我们对科举制的最大误解，就是把它等同于八股文。八股文确实可以看作是科举制度的一个核心部分，因为第一场就要考《四书》《五经》，你必须把经书内容背得很熟，还要作试帖诗，诗也定好了韵律和主题，非常刻板。但是有一点，八股文训练对于培养一个人的经典修养是有好处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学知识那么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记诵的程度不够。
与此相关的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科举考试另外几场的重要性，第二、三场有诰、有表、有判、有策问。什么叫诰?就是模仿皇帝的语气发布文书，这个诰非常难写，你怎么站在皇帝的立场看整个政治的变化?就像今天让你模仿中央领导的语气写一份报告，要写得好确实不容易。什么叫表?是指臣民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书，要写得透彻得体，有相当的难度。判是考验考生的断案能力，现在高考有这种卷子吗?即使有你也未必能答得好。最重要的是策问，什么是策问?那是考验应试者对实际事务的处理能力。考官提出的问题往往涵盖实际行政事务的方方面面，诸如吏治、仓储、水利、缉盗、钱币、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考官会假设，如果你当一个县官，或者当一个基层地区的领导，你必须根据整个地区的现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当于如今的中层干部提交一份施政报告，我想，按现在一般高中学生的训练，绝对答不出来。
这里可再举一个例子，有一道策问题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首先考官声明说，你们这些考生都是从乡下来的，应该对地方状况很熟悉，那么，你们可知中国的保甲制度严格来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为止实施的情况又怎么样?第二个问题与保甲实行的具体状态相关，那就是让你做一个保甲推行者的话，你应该怎么办?熟悉保甲史的人都知道，保甲实施的前提是必须按村和户的规模进行设计，但很多地方居民住得过于分散，有的住在山上，有的散住在谷底，有的渔民则长年住在船上，四处流动，面对这种种复杂的情况，怎么实行保甲?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怎么才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基层地方治理?
你看，这是多么精彩的一个问题，现在有几个学生能答得出来?弄不好拿到卷子都傻了，反正我当时答不出来，至少我得琢磨一阵，也不见得就一定答得好。这就是除八股文之外，科举考试的另一部分真实内容。
到了近代，科举制实行改革，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向皇帝递上了《江楚会奏三疏》，主张更多地在科举考试中引进西方科学的内容。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中，更是主张干脆把策论拿到第一场，《四书》《五经》挪到最后去。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翻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本书是给考生准备的基本阅读书目，里面列了两千多种书，甚至包括算学、地理学等与近现代科技相关的著作。这书目是作为国学基本常识编纂的，也可当作科举考试的基本辅助教材。我一翻就惊着了，自己一辈子哪里看得过来这么多书?能够金榜题名真是太不容易了!关键在于，它不光考你能背多少前人的语录，更迫使你自己独立思考许多实际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
从科举制到代议制：梦想如何照进现实?
目前，许多学者特别喜欢把科举跟民主、宪政等西方制度勾连起来加以思考。当然，作为一种思辨尝试未尝不可。但我个人不同意将两者生拉硬拽地捆绑在一起。有人觉得西方的选举制不好，其实好还是不好，要看其运作的具体条件如何。在中国的历史脉络里，观察科举到底产生了怎样类似现代选举的功能，可以做一个有限而审慎的探讨。
在科举制度下，中央政府会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差异，有意识地进行名额分配，这有可能赋予科举拥有某种代议的形式及功能，为参政议政提供便利条件。文化发达地区的科举名额受到一定限制，不发达地区则得到一些必要的照顾，这不仅仅是如何实现教育公平的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人才的合理分布和流动提供有效的机制保障。不管多么偏远的农村地区，也一定会存在一个通过科举制认可的士绅阶层，他们是当地最有文化的人群，往往扮演地方代言人的角色。老百姓有什么话可以通过士绅向官方反映，士绅是老百姓与地方基层干部之间的中介，我认为这就是代议制，也就是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中国化反映。
所有的民主制度要正常运行，都必须采取一种符合民情的特定方式，士绅作为代表地方利益的阶层，或者部分作为百姓利益的代言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当然，也不排除有掠夺百姓利益的劣绅存在，我只是从制度设计的内涵上加以分析。民国以来，士绅阶层逐步被消灭，乡村基层彻底空心化了，老百姓也缺少了向上表达意见的合适渠道。
再进一步说，我觉得不要把科举制看作是单一的制度，它的设计和运行，与皇权制度及官僚体系的构成密切相关，同时跟基层地方宗族的产生和培养也是一体共存的。这个一体化的系统通过上下不断循环、不断演变才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重建科举”的主张，是一种声音，但目前并不具备重建的条件。
首先，皇权体系早已不存在了。其次，传统官僚体制也随着皇帝的消失发生了很大改变，通过科举制形成的上下循环与筛选机制，是与传统官僚体制的存在互为表里，才得以正常运行的。还有一点，宗族制度也被废除了，没有宗族制度在基层做人材储备的依托，退休官员丧失了返归家乡服务的愿望，士绅阶层随之消失，没有绅士的支持，科举制在地方社会是很难推行的。所以，科举制度与皇权官僚体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整个中国古代王朝制度的兴亡唇齿相依，很难单独抽离出来加以分析，或者以之为依据，直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
尽管如此，从很多方面来说，科举制度本身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我们绝不应该轻易忘记的历史事实。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导，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专治中国政治史、社会史，并长期致力于跨领域、跨学科的中国史研究路径探索。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阶层精神世界的变异》等多种专著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