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已经捕获并占据了许多人的心灵。不能忽视，现代民主的出现是与革命相伴随的。与其说民主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倒不如说民主乃是人类古老持久的政治冲动。原因很简单，多数人的声音和情绪天生就有力量，而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保持清醒、认真、负责的头脑，人们宁愿在平等的旗号下将各种私货置入集体无意识的洪流。各国政治实践表明，“民主”往往假借民粹主义的形式，或者成为政治煽动家的工具，或者成为“卡里斯玛”现身的依据，而在一次次革命暴动与强人独裁的循环往复之中，受苦受难最多的仍是百姓自身——与其说现代政治旨在实现民主政治，倒不如说现代政治是要驯服民主政治。
恰是如此，我们越想要了解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奥秘，就越要熟悉与之天生相伴、如影随形的那种有害而强大的情感冲动——民粹主义。古往今来，有两种关于民粹主义的偏见和一种关于民粹主义的观察经久不衰。两种偏见在于：一些人认为民众无知且怯懦，胆小且逐利，因此让他们知晓服从的好处和反抗的代价便可以让他们归化;另一些人认为民众虽愚昧，却可以爆发出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巨大力量，因此，政治家未掌权柄时需煽动逢迎民众，掌权之后又需谄媚贿赂民众。这两种偏见，一种属于独裁主义，一种属于暴民政治。它们流传甚广，以至于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能观察到关于民粹主义的一般运动现象：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政治总是经由名为民主、实则暴民的政治，最终演化为独裁统治。
历史上有过无数这样的先例，虽然重复会将喜剧变成闹剧。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雅典，格拉古兄弟时期的罗马，大革命时期的法国，19世纪末的俄国和美国，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等等。为了集中呈现民粹主义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政治的内在关联，我们不妨选取法国作为一个案例加以详细研究。
法国是伟大的。胡适的同门师兄弟，著名史家威尔·杜兰在其历经50年而成的11卷《世界文明史》中，以四个法国人的名字来命名最后的四卷本：路易十四的时代、伏尔泰的时代、卢梭与大革命、拿破仑的时代。预示着法国足以代表自17世纪到19世纪的人类文明史。被马克思称为“旧欧洲势力代表”的基佐在其探讨法国文明的一系列讲座中，饱含激情地宣称法国是文明最完美、最有感染力，也最有力量地冲击着欧洲人想象的国家。历史似乎确实如此：由今天上溯一百年，法国人刚为承办第五届万国博览会修建了壮观的大小皇宫，梁启超为之震撼，撰幻想小说梦想有朝一日上海可承办此类展出;由今天上溯二百年，拿破仑带着他的军队冒着风险，直捣莫斯科，其时这位军事天才已横扫大陆，而他的民法典亦将传播整个欧洲;由今天上溯三百年，近代史上最矫健和热情的执笔者之一让·雅克·卢梭诞生在日内瓦，没有人会想到他嘹亮的哭声会宣示一个时代的来临。
法国又是不幸的。它承载着欧洲古老文明的骄傲与责任，在追求自由与进步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收获的却是大革命这摧残一切的风暴。它受惠于欧洲最优秀的头脑，亦受制于欧洲最苦难的人民。“无套裤汉”们忍饥挨饿，其对贫苦的耐性令路易十六流下同情的泪水——“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可爱”，而正是这可爱的人民将他送上断头台。号称“史诗般”的法国大革命，其底色却是令人窒息的血腥与残暴，断头台上吞噬了数不尽的法兰西好儿女。
法国伟大与不幸的根源，全在于这个国家从中古以来就致力于摧毁封建制度，形塑绝对主义国家，因此，它的统治者不得不时时面对没有种种社会关系纽带作缓冲的人民大众。因为看遍了转型过程中的人间疾苦，莫里哀、巴尔扎克和雨果才写得出他们那些伟大作品;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托克维尔才会审慎估量政治改革的各种方案;爱尔维修、卢梭和罗伯斯庇尔才会喊出那些传遍全世界的口号;而拿破仑、克列孟梭和戴高乐之制御民主法国却有如新生帝王。正因如此，它为我们提供着绝佳范本，使我们可追溯现代政治中民粹主义的起源。
政府改革与经济自由
“自由”，可谓西方文明核心词汇之一。跟其他文明核心词汇一样，这个概念含义多变、内容混杂，在一千个思想家那里可获得一千个意义。对古代人来说，“自由”意味着不做奴隶;对中古的英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有权向王室法庭提交申诉;对柯克来说，“自由”意味着英国的古宪传统;对霍布斯来说，“自由”意味着不受外力束缚;对普芬道夫来说，“自由”意味着献身于国家而非特定个人;对康德来说，“自由”即人类以理性发展其能力与幸福得以完备;对现代政治学来说，“自由”意味着平衡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
法语为现代社会贡献了一个特殊词汇——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这个词来源于1664年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柯尔柏询问商人莱景德政府该如何帮助商业活动时后者的回答：“别管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做(Nous laissez faire)。”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产生于蓬巴杜夫人庇护下的重农学派，功劳当归于古尔奈、魁奈与米拉波等人。这个学派帮助蓬巴杜夫人两次摧毁了法国。
重农主义者以为财富乃是生活的维持、便利和舒适，而大地的产出就是唯一的财富。整个社会据此可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农民、矿工和渔夫，占有剩余的阶级——军人及管理者，不生产阶级——匠人与商人。既然全部财富都是由农人创造，那么最自然的制度就是不经任何包税商的中转，直接对土地征税。而每个最卑微的农民也比政府更加懂得何种程序才有利于他的工作，当每个人都能自由追求自身利益时，商品和财富就会增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只有在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以及以荣誉和奖励来刺激产品的质与量时，才能干涉经济。
魁奈的门徒声称在经济理论中的这些法则与牛顿在自然领域中发现的运动之法则一样具有普适性，理性秩序的自发运作便会带来社会的自然和谐。路易十五采纳了这种观点并付诸实践。几年之中，他的内阁废除了国内谷物收购、运输和出口的所有的税和各种限制。最初几年，由于供求的平衡，面包价格一度降低，但很快由于歉收而攀升。价格自由化的14年之后，谷物缺乏造成了大饥荒，而投机者却把谷物输出国外。批评家们指责政府从中受益，虽然这些利润的大部分是被地方官员中饱私囊，国王并未得到任何实质的好处。路易十五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政府收买谷物并在饥荒之年对农民抛售，但行政效率低下使得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民众和国会上书请愿请求取消谷物的价格自由化，于是，这项政策在实行18个年头后被废止了。波旁王朝在这样的实验改革中消耗了自身的公信力，再过18年，就是大革命带给它的迎头一击。
对于重农主义者的失败，我们可以找到经济方面的解释：英国人以自由竞争来刺激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成则大有裨于国用，败亦不足以动摇国本;而法国人却选择了谷物这种生活必需品作为自由竞争理论的试验田，一旦失败，引发的政治动荡只会激起人民的怨愤，乃至动摇国本。
然而，我们还可以再发现其失败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重农主义对于抽象理念意义上的自由放任的过度追求，使得他们拒绝人为结成的社会中间团体的正当性，认为这将破坏自然和谐的理性秩序。这一理念在法国绝对君主制时期即已开始贯彻，托克维尔曾哀叹社会中间团体在君主制下的衰败;但其在大革命中方被列沙白里哀发挥到极致，他在议会发言中提出，“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再有行会;除个人特殊利益与整体利益外，不存在其他利益。任何人不得以中间利益之思想迷惑公民，不得以行会之精神使公民与国家相分离”。 此君推动通过了著名的“列沙白里哀法”，既解散了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缓冲的行会，又禁止成立新的可能会表达出特殊利益的社团组织。法兰西在此理念下被打造为一个内部绝对同质化的大整体，实现了旧制度下重农学者的梦想。
新法律的结果，即是迫使个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法兰西成为一个极化社会。贫弱无依的孤立个体面对着贪欲横行的社会，渴求着公义与安全，渴求着对于命运的参与和把握，渴求着面对不公的快意恩仇和道义解释的干净利落。他们茫然无助，没有面目，易于激动，易于动员，又由于自身的贫苦现实而有着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这样一群原子化个体丧失了社会中间团体做依靠，无从表达自己的意见，无从寻觅伙伴的温情，无从反抗暴虐的力量，这正是民粹主义成长的最佳土壤。一旦有野心家发现了动员这些一盘散沙的个体的秘诀，即可以此碾碎一切政治对手。1791年通过了列沙白里哀法，嗣后的法国向着民粹主义的深渊一路狂奔难以遏抑，终致1793~1794年间的恐怖统治。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法兰西人人自危，以至于在恐怖统治结束后，有人问大革命的核心元老西哀耶斯在恐怖阶段都做了些什么，他只能黯然回答“活下来”。列沙白里哀本人也入瓮中，1794年死于断头台上。
反观英国，其自治传统沿自杳不可查的古代，迄未断绝。乡镇自治、城市各业行会等等，都使得个体可以在社会中间团体的护佑中，获得利益的保障机制与正义的表达渠道，对法律秩序的信奉取代了对于干净利落之道义解释的渴望。于是，“自由”有了一个具体、可行的社会基础，民粹主义便难有展开的空间。
归根结底，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理论，莫如说它是一种政治操作手段。近代的政治理论多是抽象的理性学说，需要通过一套转化机制才可以与现实社会过程形成勾连。在不利的社会历史情境下，几乎任何政治理论都有被民粹化操作的可能性。一旦进入这种轨道，则理想必将被卑污所取代，道义将被阴谋所扼杀，大量无辜的个体作为祭品，为野心家上位奠立基础。
这提醒所有为政者，将“自由”这一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实际情况加以结合之时，无论是诉诸于多么高贵的改革动机，必得慎之又慎。改革与倾覆、自由与专制，往往不过一墙之隔。改革的起因必是社会问题的存在，但社会问题的结构往往又有导致改革过程民粹化的潜在危险。这对改革者的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一般社会成员的鉴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想与现实，并不总是那么合拍，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一清二白者，既有可能是简单的理想主义者，也有可能是阴险的野心家。理想可以作为一个衡量与批判现实的标尺，但不可以作为一个直接上手的工具。
文人政治与公共舆论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于启蒙运动以来的法国智识界评价并不甚高，甚至认为他们要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动员负责任。试以伏尔泰与卢梭为例，这是两个充满着矛盾的文人。
伏尔泰是开明专制的捍卫者。他不吝于对当权者的溢美之词，例如他称率军对抗欧陆诸国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乃自由意志之化身，奉承奥地利女皇特蕾莎献上的吻要使他这个老人昏厥，悼念使整个法国在七年战争中丧尽殖民地的蓬巴杜夫人为仁慈的妇人。他亦极善于从自己的著作中谋取巨大的利润，从不讳言自己的财富，当然也不吝于施舍救济有才能的贫困青年。他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伪善，却又向神父保证生死皆愿服膺天主教会。一句话，与其说他是学者，不如说他是战士，他以文学为武器，毕生为信仰自由而与教会开战。
卢梭是自由平等的欢呼者。他敏感而多疑，无风也能起浪，以至于与狄德罗、格林、休谟等启蒙派友人频频闹翻。他因严重的身体疾病而伴生心理疾病，一生放浪形骸，作品每每自我矛盾，只好宣称自己没有时间来理顺思想体系中诸多悖谬之处。他所依赖者主要是无人能及的华美文字与丰富想象，以此来掩饰他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困窘。就爱好虚荣和敏感多疑来说，卢梭和伏尔泰颇为相似，但伏尔泰犹能使自己的同情心控制自己的情感，显现出仁慈与博爱，而卢梭则不惮于伤害最亲近之人。以致历史学家泰纳提出，卢梭实际上是双面人：一面是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卢梭，一面是一个疯狂而偏执的卢梭。
在反思法国国运时，托克维尔的痛心疾首之处在于，才华横溢如伏尔泰和卢梭之辈，
在法兰西近代民族国家熔铸成型之时，没有足够的审慎清醒，反而在恣意妄言中开启了文人政治的先河：妄图使知识变成权力，其结果必然是情绪戕害了政治。
《旧制度与大革命》开篇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托克维尔对文人政治的大批判。他的意图是，政治变革之际需要对思想之力具备审慎而清醒的认识。因为思想解放的巨大力量将会给人民的心灵造成直接的激荡冲击，思想狂飙远大于人们的实际承受力，而其产生的各种非预期后果亦往往超出始作俑者的想象。按托克维尔的说法，18世纪末所有人都因这些思想家对宗教信仰的攻击而陷入普遍怀疑，都因这些思想家对抽象理念的尊崇而陷入盲目崇拜，这实乃大革命的精神底色。
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创造出的各种神圣词汇总易于为政治斗争中的派阀所利用，营造为新的偶像并以之煽动人心，从而走向民粹主义。然而一如前述，作为一种政治操作手段的民粹主义，其所依凭往往不拘何种理论，它是否能够借势而起，要看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我们在美国《立宪会议记录》中可以读到，联邦党人数度以“人民意愿”之名迫使邦联党人就范，辅之以种种手段花招才完成制宪。彼时这些极富蛊惑之力的词汇执于世事洞明的审慎政治家之手对美国人来说是大幸，然则我们不可简单地因此而走向好人政治。毕竟，虽然最后成就了一部伟大的宪法，但这种种花招也绝谈不上高尚。北美的幸运，系于源自英国的古老的自治传统，它孕育了一个层次丰富的社会，形成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培养了拥有政治鉴别力的精英阶层，以及大众对于精英的必要信任。这样一种社会情境，便根除了民粹主义生长的基础。人民的从容、精英的自信，使得种种简明的理性学说，可以相对顺畅地转化为一套复杂而又充满动态均衡的法权机制，覆盖于保持发展活力的社会之上。
反观法国大革命之际，种种神圣词汇成为谣言的护身符，种种谣言又在蛊惑人民的情绪，随各种小册子和出版物四散传播，一再激起巴黎人的义愤并酿成大暴乱的后果。不同的人群崇拜同样的神圣词汇乃是出于不同的利益，比如青年贵族同意《人权宣言》中的平等条款乃是苦于长子继承权，而资产阶级则是因为愤恨贵族的唯我独尊，市民苦于物价飞涨，农民则怨怼于封建义务。所有的人都有不满，其唯一的共同点是反对当下制度，对于出路则是各持己见。中间团体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遭到不断打压，基本切断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有机联系，于是在歧见纷纭的情况下，精英处于对暴民之统治的恐惧之中，大众则处于对精英之背叛的质疑之中，两方都疑惧地盯着对方。法兰西没有一个从容的社会，也丧失了有效的鉴别力，这就给了自觉或不自觉的野心家以机会，政治建设的复杂性被一次性成功即可一劳永逸的暴力鼓动所取代，指向自由的革命遂成为不可遏抑的民粹洪流。谣言令巴黎市民抢劫工厂、占领王宫、吓坏胆怯的路易十六，一次又一次扼杀和平解决的机会，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蛊惑人心的文人政治，谣言四起的公共舆论，很可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因为在效力上，推至极端的平等民主与自由权利是一样的，左与右终究会在推倒一切现实秩序重来上合流，民粹主义是此时的巨大危险。
好国王的诅咒
在《论李维》一书中，马基雅维利告诫说，专制制度易于保持，但优秀的统治者却实属难得，盖因这一工作实在劳筋骨苦心志，要求人兢兢业业如临渊履冰，结果是令人夙夜难眠惶惶不可终日，只有神经最为坚强者才能承受。很显然，路易十六并非此类人。
人们期待着曾经在美国出现的、依凭着自由民主思想之指引即可完成的制宪工作，可以原样地在法国重演一遍。然而，经过绝对君主的多年统治，法国的社会土壤已经大不同于美国，精英与大众欠缺认知方面的沟通渠道，不同的力量难以在一个平心静气的平台上议政论事，反倒是对对方都充满了疑虑，理性的原则难以转化为可行的制度方案，最终引发了大革命，并在不久后即进入了民粹主义的轨道。
在人民看来，态度永远比问题更重要。他们对工业的发展、国民财富的增加和国力的提升没有切身体会，却更容易为胥吏们的冷漠麻木、目无法纪、贪污腐化而怨愤，并将怒火洒向这一制度的根本负责人——国王。路易十六不懂得安抚暴民之道在于柔化他们的心灵，却一再出于对人民行为的恐惧而增加卫队，其结果必然是激化矛盾。最后，当欧洲各国以法国人对王权的攻击为借口进攻法国时，民众的爱国之情转变成对国王的愤怒。他们冲入王宫，路易下令卫兵不得开枪抵抗，结果是卫兵被暴民们打死，他自己也束手就擒。在审判他的罪行之时，马拉主张所有审判必须以公开方式进行，这使得保守派受到群众的威胁而不得不投票赞同对国王处以死刑。在斩首机前，路易十六向他的人民说：“法国人民，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我宽恕我的敌人，我愿法国——”这时巴黎国民卫队队长桑泰尔高喊：“鼓手!”声音掩盖了其他的一切。沉重的利刃下落，人头落地。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革命不是在压迫最深时爆发，而是在让人民看到有改善其处境的希望却又未能满足他们这种期望时爆发的，因在此时此刻民粹情感最易激发，革命运动最易形成。路易十六作为一个善良的国王给予了他的人民产生期望的可能性，但他不是那种能够满足法国人期望的有为之主。而倘若他持续父辈的那种高压政策，则革命的报复只会在他的儿孙辈中愈加猛烈地爆发。将他送上断头台的那些人自己也成为民粹情感的牺牲品。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被相继送上断头台，马拉则被刺杀。他们无一不以为自己能够成为驾驭民意的“好”国王，但无一在民粹大潮中幸免。发动革命的资产阶级被屠杀，中产阶级被屠杀，因为革命之后法国并没有解决一直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阶级的代表者被指责为“侵吞了革命果实”。最后，就像是为了验证古希腊罗马政体循环理论的准确性，以民主为名的暴民政治偃旗息鼓，拿破仑这样的独裁者出来收拾残局。那些想当好国王的人遭到了历史的诅咒，但绝没有人会将这一历史责任归结到法国人民头上。
结 语
纵览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民粹主义始终都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大众时代的政治生活，人民才是绝对的主权者，也只有人民，成为一种天生具有合法性的力量，始终诱惑着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或党派以之为名行事。因此，民粹主义的出场就具有了可能性。它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号召，以反对精英统治为旗帜，以煽动和动员大众为途径，以超越法律和秩序为荣耀。
民粹主义最容易诞生于改革的历史进程之中，因为改革总是要挑战约定俗成的制度、暴露社会存在的问题、对既得利益群体和集团发动攻击。这不是一个好人打败坏人或者被坏人打败的简单童话故事，这场斗争中的每个集团都会借助那些美好的词汇，诸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等等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其斗争将此民族引向的方向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则只有等待命运作出判断。
民粹主义颠覆共识，撕裂社会，因为它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造出两个群体，一个认为自己被剥削、被侮辱、被伤害，而民粹主义告诉他们，你们代表国家、文明或者历史前进的动力;另一个群体被指为剥削、侮辱、伤害的来源，而民粹主义告诉他们，你们或者需以恩惠来贿赂人民，或者就试试以高压手段阻挡这无坚不摧的战车，而无论哪种结局，你们作为一个群体都注定是失败者。
但是作为自由精神的最高体现者，一个试图担当历史责任的民族是有行动能力的，是正在积极行动的，是能够实现政治可能性的。为了制服民粹主义这头可怕的怪兽，这个民族可能得像历史上所有受到政治召唤的伟大民族一样，绞尽脑汁，用尽办法。就战术性而言，可能得优化权力结构、驾驭资本势力，与之能依仗的一切力量相结合以同最有害的东西开战;可能得放弃情绪冲动的诱惑、放弃征服与荣耀的诱惑以保持清明审慎;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能还要诉诸对思想和舆论的控制与引导。就战略性而言，则必须要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建立起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理性清明的公共空间，从而使得改革获得必要的民间支持。这是根绝民粹主义的必经之途，也是这个民族的历史责任获得普遍认同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