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李达虽未提出系统的史学理论，但他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史学理论，并散见其论文、专著、报告和言谈中。李达积极探讨了一系列有关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如历史学研究对象、定义、特性与内涵，历史学研究的任务，历史学的地位，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方法、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等，揭示了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从历史学的概念、范畴、性质、定位、基础等方面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
李达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宣传家、教育家和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多方面的学者，在法学、经济学、货币学、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中也有很高的造诣。然而，在他的哲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理论研究的巨大成就的掩荫下，他在史学领域的辛勤探索和重大贡献，长期以来却一直隐而不彰。
其实，李达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之一。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分期、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等诸多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并由此直接促成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形成，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新命题。特别是他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世界史，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所撰写的《社会进化史》被称为“我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1]值得注意的是，“李达治史，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他立足于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其研究路径是由经济史而社会史”，[2](P213)“李达的(这种)治史思路，直接影响了吕振羽、吴泽等人，从而形成了我国史学界一个注重经济史、社会史的有特色的学派。”[2](P215)
李达的史学理论是李达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的论述，即狭义的史学理论。李达并未提出系统的史学理论，也无相关的史学理论专著。但是，他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史学理论，并散见其论文、专著、报告和言谈中。李达积极探讨了一系列有关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如历史学研究对象、定义、特性与内涵，历史学研究的任务，历史学的地位，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方法、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等，揭示了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从历史学的概念、范畴、性质、定位、基础等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
近代以来，历史学是否是科学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李达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其自己的规律的，因而社会历史的研究，已成为一种科学。”[3](P18)那么，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与特征是什么呢？
李达首先对一般科学的研究对象有深入的阐述。他认为规定各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各门科学的区别所在，是相当重要的。他说：“一种科学，是与别种科学有区别的。各种科学所以相互区别，由于它们的研究客体即对象各不相同。各种科学，都各自研究一定种类的对象，研究现实世界的特定一方面。所以科学的对象的规定，在开始研究那种科学时，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因为，第一我们如不把所要研究的科学的对象加以规定，就不能确定这一科学与别种科学的差别，当进行研究之时，就会不知不觉侵入别种科学研究的领域，陷入于反科学的混乱。”[4](P3-4)而“任何一种科学的对象，都和其他各种科学的对象不同。各种科学对象所以互不相同，是由于各个对象中各具有其特殊的矛盾。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所以，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所研究的基本矛盾，是攻击和防御的矛盾。至于哲学，则是唯心论与唯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斗争的领域。现代的唯心论哲学和形而上学观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向各种流派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进行斗争。这一切，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的研究对象。”[3](I225)
根据上述原则，历史学具有独特的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对象、特性和任务，有自己专门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李达是怎样规定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呢？他首先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大工业的出现，阶级与阶级斗争(最初是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其后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于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3](P51)在这里，李达侧面地说明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现象”。基于前面李达所谓的各门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社会现象”并不能完全规定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过，我们可以从李达对历史学的定义中进一步确定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他说：“历史学依年代之顺序，研究过去社会之事实，为记述的科学”。[5](P9)显然，李达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过去社会之事实”，也就是过去的“社会现象”。
应该说，李达对历史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的确定和阐述，准确地抓住了历史学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第一，历史的发展既非命定也非任意，而是受着社会规律支配的，而作为研究历史的历史学无疑也是一门寻找规律的科学，故历史学完全是一门科学；第二，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社会之事实”，这就表明历史学注重过去，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问。正像李大钊所说：历史学是研究“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6](P407)换句话说，历史学不是以物质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而是一门旨在探讨过去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第三，廓清历史学与历史记录的关系。历史学是一门记述的科学，这就是表明历史学是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历史记录绝非是历史学，历史记录只是“记”，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而历史学还有“述”的程序，这一程序是对历史记录的升华。而这种“述”就是诠释与分析，就是要对历史事实研究而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说：历史的主旨在于“陈述过去发生的事”。[7]兰克的话表明历史学须臾脱离不了诠释——追述。第四，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李达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主要是叙述帝王将相兴衰的历史，他说：中国古代“在历史学的领域中，有不少史学方法论和史论的著作，但大部分是说明如何叙述帝王卿相等封建阶级剥削与统治的事实。在这一类的知识中，虽然也有过一些积极的东西，但也只是对于社会历史的片面了解。这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民的眼界。”[3](P50)李达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确定为“过去社会之事实”、过去的“社会现象”，在内容上大大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将历史学研究的空间拓展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过去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构成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李达的这一提法无疑与由“君史”转向“民史”的“新史学”遥相呼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达还对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两者本质属性进行了辨析，显示出李达力求让史学理论研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从而让它具有相当强的科学性和学术性。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受到“左”的影响和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导致以唯物史观代替史学理论，严重束缚了史学理论的全面发展，并对历史研究产生不利的影响。李达主张将“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和其他各种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等取得密切联系，互相配合，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更趋于丰富和发展”。[3](P550)也就是说，在李达看来，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的学科属性不同，前者属于哲学范畴，后者属于历史学范畴。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是客观的、抽象的，只能为史学研究提供科学的指导。而这种指导作用只能通过史学理论转化为运用于史学研究各领域的具体方法、手段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精髓，但不是全部，它不能代替历史科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最终，唯物史观只有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本身的理论。
李达在《社会进化史》中说道：“由上述种种科学所得到的材料之总体，使我们能推定劳动工具的发达及其变迁中的一定顺序、生活手段获得方法的变化中的一定顺序，以及(以此为基础)原始人社会生活的发展的一定顺序。”他进而认为：“设定人类社会发展之顺次的阶段，阐明其发展的原因，这是历史科学的任务。”[8(P5)李达在这里赋予了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设定人类社会发展之顺次的阶段，阐明其发展的原因。”李达之前在《现代社会学》中也早已申明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欲解释历史事实之因果关系”。[5](9)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收集材料，厘清事实。为此，李达在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时，用“种种科学所得的材料”即考据的方法来确定原始人使用劳动工具的事实，用实证的手段来还原原始社会的历史。但原始社会的历史就是这些事实吗？就是这些材料吗？回答是否定的。历史不等于事实，尤其不等于材料。也就是说，“历史记载只有作为进入一个人、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的路标时才是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和实物当然都是那个已经消逝的心灵世界的象征与符号，但它们标志着什么或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一望便知的。更不是能用‘科学方法’可以归纳起来的。它们必须被作为密码和暗号加以破译，这就是解释学的任务。”[9](P246)正因为如此，把史料收集考辨等同于历史学，就是把手段等同于目的，把前提等同于派生物，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按照历史学的本质属性来分，历史学可分为两个层面：史实认知层面和史实阐释层面。前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史料收集、还原历史事实的客观实证阶段；后一层面就是李达所说的“解释历史事实之因果关系”，属于解释、理解的主观人文阶段，也就是李大钊所说的“解喻”阶段。李大钊说：“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6](P403)正是在此意义上，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全有待于解释给以活的生命。故此，李达所谓的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设定人类社会发展之顺次的阶段，阐明其发展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一直重视历史学的基础地位，亦注重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探讨各门科学。“在他的各类著述中几乎都有历史方面的论述，这既说明他注重从多种角度研究历史问题，也体现了他对历史研究的价值的重视。”[10]显然，李达对待历史学的态度不一般。他告诫他的学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说：“历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11]这是一句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着前瞻性眼光的科学论断。李达在这个论断中明确指明了历史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析：
第一，“历史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李达这里所谓的“历史”指的是历史学科，也即历史学。为何历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呢？我们知道，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社会，其研究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它与研究人类社会某种现象或某一方面的其他学科在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上必然有重叠的地方，也必然发生着某些联系。换句话说，就是“史学几乎跟任何其他学科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至少每一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都是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2](P15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3](P1)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并非是说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而是强调：一方面，“一切科学都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它们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们理应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一切科学都有自己产生、发展的历史，对这一历史的研究，从广义上说，也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14](P69-71)于是，“历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也就成立了。
第二，“历史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理由有三：首先，史学是传统国学的主干。《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进行图书分类，其中史部有13264卷，竟占到总数31694卷的41.85%。到了唐代，刘知几把本来列入经部的《尚书》、《春秋》转列到他的《史通》中，归为史书。清代的章学诚则更进一步，响亮地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他指出，古代“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章学诚：《校雠通义外篇•论修史籍考要略》)“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除经部外，归入子部、集部的大量古籍无疑也多有属于史学的内容。明代文史大家王世贞除了强调“《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即认为《六经》是史学理论专著，他还大胆提出了“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论断，以为世间一切文化遗存，都应当归入历史学的范畴。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中，历史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曾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15](P650)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的伟大历史贡献时说道：“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16](P400-41)再次，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历史学处于显著的位置。我们知道，历史学是现代学科体系中专门的学科分支，具有系统的学科建制。历史研究的类别在这种建制之内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历史学属于一级学科，归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与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相比较，历史学的重要性尤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历史学自身的时序性，为各门科学提供了一种以时序为基准的参照系，一种对于事物或对象按其发展方向作顺时态纵向考察，以把握其演进全过程的研究范式。其次，历史学的整体性，弥补了各个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专门而综合不足的弊端，可以有力地保证各学科正确认定自身的学术地位，并促进一系列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诞生。历史学所具有的这种广泛的包容性，使它在各个科学领域间具有一种黏合的作用，甚至处于一种主导的地位。还有，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对各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及管理科学具有广泛的借鉴作用，因为每一门科学都需要历史的依据。再次，历史学所倚以为生命的实证性，使之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尺度，其他科学中各种学派、各种学说、各种研究方法、各种结论，在这里受到检测。它们究竟是否包含真理性，或者包含多少真理性，都将由历史给予证明。”[14](P33-35)正是这三方面的优势使历史学取得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无可取代的特殊地位，以及在推动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基于上述三个充分的理由，李达所谓“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的论断也就无疑义了。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问题，一直是近代以来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独有的特点，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尤其受到李达的重视。
社会学作为一门探索社会体系发展和作用规律的学科，就其精神而言与历史学是一致的，因其研究依据的都是历史事实，目标也十分相近，即主张以人类社会生活为考察对象。正像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说：“把人类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6](P400)马克思在阐述他的历史观的时候，也“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他认横着去看人类，便是社会；纵着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就是社会的变动。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对于历史学，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克思的意思，那边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6](P401)杰弗里•巴勒克里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也认为：“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原始的’文化和‘文明的’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也是如此。其次，有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例如文化转移、不同社会(通常指比较原始的社会和比较先进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变化——对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研究主题。”[17](P76)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学就是社会学，把社会学与历史学相混淆，李达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为此，李达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辨析。
第一，两者时间取向、研究趋势上有区别。李达说：“历史学专注过去而不及现在，社会学注重现在并追溯过去。”[5](P9)这就是说，历史学重点关注的是人们过去的社会生活及其规律。社会学侧重关注当前和一定时期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规律。因此，“一个区别则来自两者各自对‘时间’的态度。”[18](P53)并且，两者研究趋势是相反的：历史学从过去来反映现在，侧重在过去；社会学从现在追溯到过去，侧重在现在。然而，对于社会学只关注现在，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批评。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斯坦福指出：“19世纪是历史研究大有进展的世纪，社会学家有相当多的材料取自历史。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人类学家的影响下，大部分社会学家渐而只留心现代。失去历史眼光，显然更容易(历经两个世纪以后)以前的幻想，亦即人间现象犹如自然科学现象，不必参照所属时日而加以描述。大部分社会学作品均非致力于理论的建构及检测，仅是描述时运用既有理论。这类研究，若无历史背景，用处不大。然而不幸的是，有时，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已经陷入完全静态的社会观之中。”[18](P53)
第二，两者互为条件。李达说：“社会学欲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必须借助历史学所提供之资料；历史学欲解释历史事实之因果关系，必须应用社会学所提供之方法。故历史学为社会学之资料，社会学为历史学之方法。”[5](P9)这就是说，历史学为社会学提供史学材料和背景知识，而社会学为历史学提供研究方法和指导理论，两者相互依存。
第三，两者研究方法不完全相同。虽然社会学为历史学提供了研究方法，但是两者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全一致。李达以历史学中的历史哲学为例。他说：“历史哲学研究社会事实发达之理法，其研究内容大部分与社会学相似。但两者之研究方法不同。历史哲学尽用思辨的方法，不能利用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等所研究之结果；而社会学则为实证的方法，利用此等材料为基础。历史哲学专就过去之事实为演绎的抽象论，不就现在事实加以调查研究，故与社会学有极明确之界限。”[5](P9)
李达在这些理论上的梳理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促进了历史学同社会学关系问题研究的深化。
五、方法、史料与理论
在对待方法、史料和理论三者的关系上，李达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的主将之一，强调这三者既无一可以偏废，亦无一可以独行，须相辅相成。不过，李达的这个认识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20世纪30年代，他为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纲》作序。在序言中李达明确指出史料与方法须统一。他提醒“在中国史研究的课题中”应注意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历史方法论的问题，第二是史料的缺乏及其真伪考辨的问题。关于第一问题，如果能够生动的应用而不误入实验主义或机械论的歧途，困难还容易解决。关于第二个问题，史料的缺乏，阻碍我们研究的进行；而史料的真伪的鉴别如有错误，结果必会颠倒历史的真相。”[19](P606)李达在这里注重方法和史料的统一。一方面，他认为研究方法要“生动地应用”，反对胡适的“实验主义”。因为“‘实验主义’的精髓‘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它的特性便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20](P151)无疑，对于李达来说，胡适的这种不善援用多种其他方法，只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极易误入机械论的窠臼。另一方面，李达指出，没有史料，史学研究无从谈起。但是，有了史料还须用方法来鉴定、考辨，否则“必会颠倒历史的真相”。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21](P49)综合两方面来说，史料的真伪需要方法的应用，而方法要“生动地应用”则须有大量史料作为前提。有鉴于此，李达最后强调：史料与方法“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着，我们必须连同去解决，才能着手研究”。[19](P606)即方法与史料要相须相成。
20世纪50年代，李达强调，“我们考察任何一个问题，必须尽量搜集对于这一问题的材料，并且还要辨别其中某些不正确的材料，把它剔除出去，然后才能从这些完全而正确的材料，运用唯物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3](P83)李达这时仍秉承着以前的理念，认为要正确解决问题：一是要在史料上求全，二是要运用方法在史料上求真、求准。这里讲的仍是要求方法与史料的统一。
到了20世纪60年代，李达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他提出要坚持方法、材料与理论三者的统一原则，即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方法对材料进行分析，做到史论结合、材料和观点的统一。他在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强调：“在学术研究工作方面，我们必须看重材料，决不能徒托空言；同时，要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善于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对丰富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具体分析。”[22]这一时期，他在《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一文中告诫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就必须充分地、系统地掌握有关的资料。毛泽东同志屡次告诉我们，只有‘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能‘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不下工夫做‘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是不可能对任何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说明的。”[3](P712)按照李达的识见，在历史研究中详细地占有材料是基本前提，然后再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最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显然，李达在这里兼重了方法、材料与理论三者的统一。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李达对史学理论的探索，有些地方尚不成熟，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严重缺憾。比如：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但是，他在那个时代毕竟走在学术的前沿，却是难能可贵的。总的来看，李达对一些重要史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以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所把握的方向都是正确的。无疑，他对史学理论的探索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吴元钊.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论战[J].史学史研究，1988，(4).
[2]丁晓强，李立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3]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李达.李达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李达.现代社会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张晓校.追述的意义——历史学家“非在场”叙事价值考量[J].史学理论研究，2014，(1).
[8]李达.社会进化史[Z].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5.
[9]王学典.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莫志斌、鲁涛.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读史人生——以李大钊、李达、蔡和森、张闻天为例[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2).
[11]江明.展读遗著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J].文献，1980，(4).
[12]白寿彝.史学概论[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
[13]黎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4]姜义华，等.史学导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杰弗里•巴勒克里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8]迈克尔•斯坦福.历史研究导论[M].刘世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19]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2]李达.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江汉学报，196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