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对学术怀有一种宗教性的奉献精神。他认为“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故发心撰述治史三书。综观此书，《治史经验谈》允当内篇，《治史答问》视作续篇，都从问题入手;《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作为补篇，改以经历说法，主辅互证，横纵结合，构成归田史学的枕中秘籍。
严耕望与他的《治史三书》
严耕望 (1916—1996)，字归田，出生于安徽桐城累世务农之家，仰赖父兄勤勉，才得以进学苦读。与一般男生相似，他对历史的兴趣也由《三国演义》激发，却进而借字典强读了《三国志》。史学家与人类学家李则纲是他的高中历史教师，受其引导而初知治史门径。1937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军兴，随迁乐山，其间广泛选读政治学、经济学与文字、音韵、训诂等课程，为日后治学奠定了基础。1941年，钱穆讲学武汉大学，他投入门下，从师问学长达半个世纪。大学毕业，严耕望进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与钱穆与顾颉刚时相过从。两年后研究所停办，他改入重庆国立编译馆做编辑员。因苦于无暇读书研究，致函傅斯年申请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受到青睐与识拔，入所任助理研究员。其后，一直在史语所从事研究，1949年随迁台湾。自1964年后，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聘，兼任新亚研究所导师直至逝世。197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严耕望一生研究，聚焦在政治制度史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前期为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集中在秦汉至隋唐的中古长时段。对中央政治制度研究，有专著《唐仆尚丞郎表》与专论《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考》等;对地方政治制度研究，有专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两汉太守刺史表》与《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晚年讲义《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体现了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总体把握。后期为主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有专著《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唐代交通图考》与待刊的《隋唐通济渠考》等。他的著作除台湾版外，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汇为《严耕望史学著作集》6种13册刊行，2009年出版的《严耕望史学论文集》收录其专书以外论文58篇，分为政治制度编、历史地理编与综合编，其著作至此堪称大备。
严耕望自认是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余英时推崇他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有两件轶闻最能印证他这种宗教性的奉献精神。其一，某年盛夏周日，蒋介石以“总统”之尊未告而莅临“中央研究院”，不见有人迎接，找到史语所，严耕望天热未穿上衣正在工作，出来一看随即进去继续其研究。其二，余英时受托宴请钱锺书访美，以同门之谊邀他出席，他坚守“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婉言谢绝。
在学术大成的晚年岁月里，严耕望先后著成《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岫庐文库》单行行世。他之所以“欲把金针度与人”，将一生治学经验作全面总结，既有师友敦促，也有个人考虑。好友杨联陞敦请他对后学负起更大责任：“如此现身说法，读者得此鼓励，必有闻风而起者。”钱穆也劝勉他“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究该如何做了!”而他发现，包括钱穆在内的前辈大师述作尽管繁富，“但教人治学的文字并不多见”，而“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故发心撰述治史三书。综观此书，《治史经验谈》允当内篇，《治史答问》视作续篇，都从问题入手;《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作为补篇，改以经历说法，主辅互证，横纵结合，构成归田史学的枕中秘籍。
杨联陞以“尤为切实”评价《治史经验谈》;余英时也推许《治史三书》是“为后学现身说法”。三书出版后，在台湾大受文史学子欢迎，成为他们的入门必读书，影响波及海外与大陆。上世纪80年代，有韩国学生抱怨，留学台湾原想掌握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岂料听到的不是美国式方法，就是日本式方法，台湾学者黄宽重向他们推荐了《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1987年，大陆学者黄永年收到严耕望转赠的《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次年撰文时称誉这两本小书是“对后学作‘金针度与，之书”。其后，两书复印本在大陆研究生圈内广为流传。1998年，大陆首次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上述三本小册子合编为《治史三书》，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得授权，在大陆出版《治史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前人评俞樾一生拼命著书，后学最受用的还推《古书疑义举例》;严耕望也著作等身，但对初涉史海的学子来说，比起其皇皇巨著来，《治史三书》也许最有启发之功。
最佳治史入门书
《治史三书》所论几乎涉及史学研究的所有方面。大匠不遗细节，对史学论著的撰述体制、写作改订、引文格式、注释安排，对作为治史必备知识技能的目录学与校勘学应掌握到何等程度，对外语阅读与史著翻译如何有助于治史，严耕望都不厌其详地娓娓道来。这里略论其荦荦大者。
史家的志业与修养
历史学家以史学研究为终生事业，如何确立志业，修养身性，规划目标，关乎其能否最终取得重大成就。严耕望认为，历史学不像文学与科学，少有年轻的大史家;其创获也主要不仰赖于天才。为此，他提澌三条：一有抱负，二能自信，三立计划。
关于抱负。严耕望认为，史家应该“不专为己，兼要为群，对于社会人群有一份责任感”。然而，在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上，严耕望与“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持有异趣，更无导师钱穆“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的价值取向，他明确表示，自己著述“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他对代表作《唐代交通图考》自评道：别人“对于我的结论与图绘定能放心的利用，这也许就是我对中国史学界的点滴贡献”。
关于自信。严耕望首先提醒，“自信心的基础不是也不能建筑在天才上”;而后指出：“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的去达成目标，纵然明明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要坚定自信，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去做，企求愈能接近目标愈好。”
关于计划。钱穆昔年提示：“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的大计划，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严耕望秉承师说告诫后学：“若求取较大成就，决非事先有个大体固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不可，否则纵能有成，也将大打折扣”，因为史学研究是艰巨长期的大规模工作。如何将三大原则落实到研究工作，严耕望总结出身体力行的八字要诀：“勤”、“恒”、“毅”、“勇”、“谨”、“和”、“缓”、“定”，并逐一申述了大义。
严耕望认为，作为优秀史家的最基本条件，在生活准则与人格修养上，首先必须“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而要真正进入这一境界，“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为此，他给出两条建议。一是锻炼体魄，在他看来，“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七十八十”，故务须“健强身体、健康心理”。二是修养人格，他结合自身与时贤的正反经历，总结并缕析了“一心力、惜时光”，“淡名利、避权位”，“坚定力、戒浮躁”，“开阔胸襟”，“慎
戒执著”五条原则，并再三致意后学：对内心的见异思迁，外在的压力诱惑，都要“达到老僧入定，不为名利权位等任何冲击所动摇”，将心力时光都投身于史学研究。
治史的方法
严耕望谦称“不太讲究方法论”，自认为《治史三书》“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个人方法”。然而，这本书毕竟是专讲史学方法的著作。他以为，讲史学方法可有两种形式：一类是史学概论类的高头讲章，这类史学方法，流于纸上谈兵，“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拘守”;另一类便是学有成就的史家结合自身经验，向后学传授的方法，往往亲切而实用。据说，萧启庆曾棒喝后辈：方法论只有成学的大家，才有资格谈论。作《治史三书》时，严耕望已卓然成家，当然有足够的资格来谈史学方法论。
严耕望承认“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也“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他甚至接受唯物论，认为“物质生活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因素，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人类的历史包罗万象，史家面对的课题纷然杂陈，倘拥有越多的方法与手段，处理起来就越得心应手，这是不言自明的。
惟其如此，严耕望在方法论上持开放态度：史学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也该是无止境的进步，愈后愈臻精密”。然而，史家应对的课题各不相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即便同一课题，不同史家的应对方法也未必千人一面。史家也如兵家，兵家有“兵无常势”之说，史家也有“史无定法”之论。正鉴于方法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他认为：各种社会科学对治史都会有帮助，但也各有局限性，倘若执一驭万，无异刻舟求剑。以量化史学为例，严耕望说自己最喜用统计法，但接着反问：“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
在治史的根本方法上，严耕望强调：“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这与清代戴震的“空所依傍”和西方韦伯的“价值中立”大抵殊途同归。惟其如此，他坚决反对历史研究为任何预设的理论观点所奴役，无论大陆史学有过的“学术为政治服务”，还是当时海峡两岸滥用西方史学那种模式先行的做法。
在治史方法的观摩体悟上，严耕望主张：“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在中国通史的入门导读上，他就建议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主，以吕思勉几部断代史为辅，前者是近乎“圆而神”之作，后者是近乎“方以智”之作，“在如此一经一纬的准备下”，跨入史学之门，开启史海之航，将会四处通达，无往不可。
专精与博通
自章学诚创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文史学界对专博的议论层出不穷。严耕望则以专精与博通的对应概念展开这一议题。他首先区分了“专”与“精”、“博”与“通”之间的具体差别：“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然后申述己见：“治史既要专精，也要博通。只能博通，固必流于肤浅;过于专注精深，实亦难以精深，且易出大毛病，而不自知。”近代学术分科细密化已成大势，最易导致治学偏走专精一路，史学也不例外。但专精仍应以博通为前提，史学尤其如此，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
博通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史学本身的博通，如果研究断代史，必须对研究断代的前后时代有深入的把握;倘若研究专题史，必须对其他专题史也应有充分的了解。二是史学以外的博通，史家应该旁通各种社会科学。严耕望指出：“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这与当下倡导的跨学科视野与多学科方法若合符契。博通之重要，从消极层面说，“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从积极层面说，“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
从博通出发，严耕望认为断代研究便不能画地为牢，不应将研究时段限制得过于短促。在这点上，他的主张与现代西方“年鉴学派”的时段论所见略同。他告诫学子：“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
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他尽管没有写过宋史论著，为对研究唐代有所助益，却把《宋史》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
从博通出发，严耕望提醒后学，应该“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在他看来，所谓“面”的研究，就是“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这种研究的好处，一是“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即今所谓可持续发展;二是“容易发现材料彼此冲突，就可以即时纠正错误;材料彼此勾联，就可以相互补充”;三是“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则看书时到处发现材料，兴趣自然浓厚，乐此不疲”。而孤立“点”的研究，其弊显而易见，一来“仄则仄矣，不一定能精，而出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二来“东一点西一点的研究，势必心力时间都费得很多”，事倍功半，欲速不达。
如何才能夯实博通的基础，严耕望劝勉史学入门者，应“对中国几部大的旧书能彻底的看，基础一稳固，将来往任何方向发展，皆能得心应手，毫无窒碍”。严耕望所谓“几部大的旧书”，《治史三书》未见明示，他另有《中国中古史入门书目》(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集》)，曾列出10种书目;当然，由于治史断代与方向不同，后学不妨作适当的选择与调整。他所谓“彻底的看”，就是从头至尾地细读精读，倘有注疏考证都不轻易放过。这一做法，也是诸多前辈史家与当下学者指导研究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青年学子入门之初，应该彻底看几部大史书，尽可能打下博通的根底;起步之后最可行的进境，则是在自己熟悉的少数大范围内，“由小到大，由专而通”，从专精逐步走向博通。他研究唐代交通即遵循这一轨辙，从每一道着手，从点及面，由小到大，最后汇为全国性的交通图考。
对应专精与博通之论，严耕望阐述了考据之作与通识之作的关系，对章学诚的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高下论，作出了透辟的回应：
考据之作，重在实证，必须一字一句明其来历，如无明显具体证据，必当详为辩解，为之证明，但不当议于通识著作。通识之作，尤其通史，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就一个时代言，须综观全局，作扼要说明。就前后时代言，须原始要终，通变今古。不在一事一物之点滴考证。核实论之，一部通识性大著作，固然也要以考证功夫为基础，缺乏考证功夫与经验，即很难提出真正中肯之通识性论点。但不能要求其叙事论说之尽合乎考证标准。
严耕望一生研究也始终在追求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的一身二任。他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倚赖的便是这一路径，先是作专精的《唐代交通图考》，而后是唐代人文地理，最终是国史人文地理;《唐代交通图考》固然偏于考索，国史人文地理虽仅成十余篇论文，但已于传统沿革地理“推展到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各方面，欲从人文地理角度窥探全史”，自有其独断与通识在。
史料与史学
傅斯年有“史学即史料学”口号，本意乃强调史学是对史料进行研究的学问，由其掌门的史语所自是史料考证学派的巍然重镇。严耕望毕生供职于此，史料观当然深受其浸染。在史料问题上，他首先注重基本材料书的价值，“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而后主张“就基本材料书从头到尾的看，尤其在初入门阶段”，只有通过这种阅读，才能由自己建立起对这一时代的概括性认识。
自陈寅恪首倡“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新史学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预新潮流，蔚然成风;但对新材料理解也出现了偏颇，往往局限于新发现的稀见史料上。在稀见的新史料与普通的旧史料关系上，严耕望却认为，“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史家，应该“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他的治史取径，“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
在史料用为证据时，严耕望指出，既要处理好概括叙述性证据的较高价值与例证性证据的较低价值之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也要甄别史料证据在时间性与空间性上的差异与限制，还要把握好史料反映的普通现象与特殊现象的区别，只有“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在建立己说或否证他说时，他还总结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的攻防原则。
在史料观上，严耕望指出：“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少数记录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自己也未必都已看到。”所以他主张对历史真相要尽量少下否定的断语，这与赵元任所主“说有易，道无难”两相契合。正鉴于此，在史料搜集上，严耕望贯彻陈垣的“竭泽而渔”
原则，先将史料一网打尽，再做“地毯式的全面考证”。他研究唐代交通，“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身体力行了傅斯年力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
基于“竭泽而渔”原则，在史料处理上，严耕望强调：“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须注意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一旦看到反面的材料，就当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在所不惜”。这与清代朴学一脉相承：“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他明确反对史料处理上的抽样作证，用于服务政治的特别目的，固然要不得;“喜欢提概括性新见解、下概括性结论的学人”，同样值得警惕。他还批评对史料的断章取义：“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人们，故意断章取义，以成其曲说，自不必论;就是一般学人也常犯此病，尤其主观强而学力不深的学人更易犯此毛病。”
论题选择与论著评判
严耕望将治史方向与论著选题分为具体性与抽象性两大型。前者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诸领域，客观实证成分较多;后者如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诸领域，主观判断成分较多。他以自身旨趣建议学子：“为把稳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当然，治史者才分天性人各其面，自不必强求一律。但他的建议，实含良苦用心，入门者不妨先从具体问题入手，经过必要的训练，再转向抽象性研究，由实起步，能够根砥不浮，由虚入手，难免游谈无根。
在论及大问题与小问题的辩证关系时，严耕望认为，史家当然应重视历史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此即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但做小问题时，却应“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是否对于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分”，此即以小见大，小题大做。他还建议学者，“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这是他积一生经验的金玉良言。
作为史学成果，无论著作还是论文，严耕望认为评判标准只有两条：是否正确与有无价值。前者是低层级的评判，标准在于“证据是否可信，证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合乎事实，或近乎事实”;后者是高层级的评判，标准在于你的研究“是否比过去他人更进了一步”。史学论著最终应该达到何种境界，严耕望借用《孟子》论断而高悬鹄的：“充实而有光辉”。所谓“充实”，指“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这是有价值的史学成果的基本条件。所谓“光辉”，一是有识力，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二是“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
《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
第一，作为严耕望学术自传的价值。
在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一代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与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应以严耕望为领军。严耕望既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谱系，对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课题之一。胡适曾劝学界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以期“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严耕望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记有日记或生活日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治史三书》里，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专书，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专篇，在漫谈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研究者不妨将这些鲜活的叙述视为他的学术自传。林磊编著《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时，就充分取资了这些素材，较详赡地勾画出这位史学大家的学术轨迹。
不仅如此，在《治史三书》里，严耕望对个人学术也自有定位。他与余英时同为钱穆的两大弟子，却自认为：“在学术上，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钱穆之学“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但学术思想恰是他“最弱的一环”，而门人之中“余英时显最杰出”;而自己“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这种与钱穆学术旨趣异同自我论定，还是客观而中肯的。再如，他比较自己对唐诗的利用与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自以为“注意面较广，可能较陈先生所获为犹多，但就学术境界言，自不如陈先生之深邃”，诚是既不过谦也不自诩的平实之论。勾稽联缀这些自述其学的片言只语，也足以为归田学案所取用。
第二，作为现代学术史料的价值。
从初涉史学起，严耕望的学术生涯长达一甲子，而且基本处于学术主流圈内，《治史三书》的诸多回忆也就颇具史料价值。例如，他回忆内迁之初武汉大学历史系与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历史系教师有吴其昌、方壮猷、陈登恪、郭斌佳等著名学者，还算“阵容不很强”的，文学院开课的还有文字学家刘赜、文学家苏雪林与美学家朱光潜等名家。严耕望对李庄时期与迁台初期史语所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傅斯年如何营筑这座学术重镇，以及史语所独有的学风是如何形成的;而对钱穆“院士风波”的回顾，也凸显出史语所作为史学主流的门户之见。严耕望与海内外诸多名家有过疏密不等的学术交往，包括亲炙问学的师长李则纲、钱穆与顾颉刚，求学供职校所的掌门人王世杰、王星拱与傅斯年，史语所先后同事李济、姚从吾、劳幹、全汉昇等，其他台湾学人梁实秋、邢慕寰等，美籍华裔史家萧公权、杨联陞、何炳棣、余英时等，香港学者唐君毅、牟润孙等，大陆学者傅振伦、夏鼐、张政烺等。他在自道治学经历时，对这些人物或详或略都有叙及，即便吉光片羽，也足为研究现代学术文化史所取资。例如，《从师问学六十年》述及杨联陞推挹其《唐代交通图考》的打油诗，就为杨氏《哈佛遗墨》“诗稿”所未录。
除亲历的人事，严耕望对20世纪中国史家颇有月旦臧否，既有专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也有关于南北二陈与吕思勉的专论。诚如所言，这些评骘虽仅基于其“个人治史之意趣”，却不啻是对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一家言。作为弟子，严耕望对钱穆堪称实事求是。他逐一列举其师不朽之作，指出都完成在50岁前，而其后述作“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色”。即便对列为不朽的《国史大纲》，一方面推崇其创获与识见，足以追步司马迁而超迈司马光，另一方面也批评“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对陈寅恪与陈垣，严耕望也非一味肯定。他对《柳如是别传》的著述体裁与论题价值独持保留意见;对陈垣晚年缺乏史家定力，学术生命“即此而斩”，也有扼腕之叹。但他提示后学，陈垣治史方法“易于追摩仿学”，而浅学之士刻意追摩陈寅恪之学可能走火入魔，却是不刊之论。严耕望推崇吕思勉“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在他尊奉的四大家中，成就不在二陈、钱穆之下，确是慧眼独到的公允之论。至于对其他史家与学人的片断评点，
全书也随处可见。他论顾颉刚为盛名所累，与傅斯年一样，“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严耕望评价现代学术史的人与事，其观点只是独得之见，妥当与否另作别论，却无疑值得玩味而不宜轻忽。
第三，作为古今学术名著的评点价值。
在60余年治史过程中，严耕望研读与查阅过的古代典籍与今人史著难计其数，《治史三书》提及的就数以百计，随文或有评断，读者不妨以严氏书评视之。
在古籍方面，严耕望不仅重视历代正史、十通政书、总集类书、地志图经，而且强调佛传道藏、农书本草与金石考古类文献对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对相关典籍的瑕瑜得失时有要言不烦的评判。他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钦定《嘉庆一统志》：“发现顾氏虽很有才气，但其书内容甚粗疏，错误很多;《一统志》虽是官修的书，成于众之人，但实甚精，往往转胜顾书”，完全是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长期考较两书后的心得体会。
对所涉略的其他近现代中外名著，《治史三书》也偶有独到评价。严耕望认为，李则纲的《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大约是中国学者运用图腾学说讲中国古史最早的一本书”，陶希圣的《秦汉政治制度》乃“运用近代方法写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部书”，肯定它们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他指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乃应用纲目体“颇见成功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事迹》“可视为纲目变体，亦有以简驭繁的好处”，尽管片言只语，却有真知灼见。即便受其批评的著作，后来使用者由此也能知其优劣，用其长而避其短。
《治史三书》所谈尽管“多属个人治学经历”，但像他这样大家的学术历程，对后学不仅带来有益的启迪，还能产生示范的功用。他虽以史学为论旨，但广义说来，中国传统之学都可归入史学范畴，对初涉这些领域的学子来说，《治史三书》总结的原则与方法自有相通与借鉴之处。当然，正如严耕望一再强调，对任何理论经验都不能过于拘执，机械照搬。这一态度同样适用于《治史三书》的阅读。
严耕望将史学成果分为考史与释史两大类，主张“治史仍当以发掘史实真相为主流，以解释、论史为辅助”。这一论断，既有其终生服膺的实证学风的熏染，另一方面也如余英时所说，有其“自审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确实而稳定的历史知识”的考量。毫无疑问，发掘真相的钩沉考索确有永久性价值，然而，历史学兼有叙述学与解释学的双重功能，不仅追求最大限度复原实相，同时要求史家对历史真相进行论析与阐释。因而，历史研究不能仅止步于复原史实，而且应该进一步诠释历史。每个时代的史家对前代历史的解释不会恒久不变，但惟其如此，历史之树才能长青。
在史料问题上，严耕望躬行“竭泽而渔”原则，主张研究中古史“更要尽可能的把所有关涉这个时期的史料书，全部从头到尾的看一遍”，现存中古书籍有限，这确是行之有效的经验谈。但印刷术普及后，传世史料急速增长，及至明清，要想将存世断代史料从头到尾全看一遍，终一生光阴也绝无可能，研究者自宜调整战略，而不必胶柱鼓瑟。但他强调先研读该断代正史与基本大书的方法，仍是必须力行的不二法门。
最后对《治史三书》的读法提两点私见。
其一，不应忽略具体例证的分析。严耕望谈治史方法，不是徒托空言，泛泛而论，而是结合实例，有血有肉。他充分利用了三类个例，一是自己治史实践的实例，二是利用前人成果的案例，三是传道解惑中学生的实例。无论成功的个例，还是失误的个例，对初学者来说，都是难得的观摩，就像高手在比武功，有严耕望这样大家在旁为你接招拆招，解说点评，自能给人莫大的启悟。
其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不妨与钱穆《师友杂忆》互读。严耕望有感于自己粗有成就，多赖导师耳提面命，而一般后学阅读钱穆著作，不可能像自己“当面聆教来得真切”，故“参以个人对于先生治学之认识”，撰写了专书。读者倘能对照，不啻同时向两位大师问学请益，再加上自家的揣摩领悟，所得必能更多。
严耕望虽非陈寅恪式的天才史家，但在中古史学界却是璀璨的巨星。在《治史三书》里，他却一再自谦“才极平庸，尤弱记忆”，良苦用心无非“为中人以下说法”，期在苦心孤诣开导来者：“能入大学受教育的青年，论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举我小成之经验与生活修养之蕲向以相告，或能有一点鼓励作用”，在确立志业，规划目标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持之以恒，必能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