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袁伟时先生来深，在深圳学术沙龙中演讲，题目是“从新文化运动的争议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时间虽短，但内容宏大，先生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一直说到最近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与争议。我理解先生的意思是：凡是世上先进的、正确的东西，中国都不应拒斥，不能以民族主义的情绪来抗拒现代化。先生思想之敏锐、思路之清晰，令人感慨！
沙龙中，先生之演讲引发诸多议论，其中一位俊杰出言：“学者们还是少谈些使命感，多一些责任感”、“少讲点国家怎样，多说些百姓如何”。这种思路代表了新崛起的一代人的思考，看得出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民众的自身利益。因为制度变更的困难，久已如群山般压抑了人们的期盼。当对期盼不再抱有希望时，年长的人们习惯在忍耐中煎熬，而年轻的一代则迅速转向，去关注身边的事情了，由是产生了上面的议论。
其实，细思之，责任感由何而来？一是良知，二是抱负。前者是做人，后者是做事，均是不可偏废的。一个学者，没有了使命感，便没有了学术的良知，这正是近年来学界造假屡禁不绝的薮源。其实，使命感自古就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抱负，以天下为已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已经激励了多少学子在这崎岖的人生路上走过，难道今日的改革就过不去吗？不会的！世界在一天天变小，潮流所至，任何人想阻挡是挡不住的，耗去的只能是时间。
当然，也有一种使命感让人害怕。例如，北大法学院某教授最近提出：中国政体法治的特点应该是国家主席领导下的行政三分法，并将此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且不说国家主席与党的关系在这里论述得并不清晰，即便是在政府体系中，还有国务院这一机构的存在，国家主席能越过国务院直接插手政府事务吗？如果教授所说不是指法院、人大和国务院的三分，便没有必要由国家主席来出面协调和统领；如果真是这样一种三分法，那倒真的是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了。连“三权分立”都要纳入国家主席的领导下，真不知该教授究竟是想替这个苦难的国家设想一条什么样的集权道路呢？毕竟是法学家呀！想法高出了法律许多！
这里，让我想到了社会科学的功能。按说，文化原本是担负着批判功能的，是对现实不合理的一切进行批判，以使社会循着一种理想的方向前进。今日社会科学的研究，担负的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功能。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许多研究却变成了一种“十三经注疏”式的研究，将贴近社会现实直接变为贴近领导决策。所有的研究仅仅是为了满足领导决策的需要，确切地说是按照领导的决策在做研究。要说，领导已经决策的事情，就没有再研究的价值。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是在领导决策之前，能深深地影响领导并促使其决策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贴近生活和社会基层，将实践中的问题上升为理论，用来影响领导的决策，并依靠这种影响来拨正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选择正确的前进路径；二是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批判，提出变革的思路、方法和可操作的模式。这两者均需做出刻苦卓绝的努力，绝非人云亦云一蹴而就。
人世间，本来没有路，待人走得多了，就趟出一条道来。伴随着领导的无尽需求，有乖巧者会细心体察领导的想法，将所需变为学术，以学术的成果为领导服务，二者的零距离贴近，既创造了需求，又产生了效益。在这种具有现实使命感的学术研究中，唯独失去的是学子的责任感。或许是人们看到的事情太多了，由现象产生认知，由认知发为议论，于是才有了“少些使命感，多些责任感”的呼吁！
由民间发出的这种呼吁，其声音之微薄，其含义之隐曲，究竟又能有谁听进去呢？政府的巨大投资所形成的隆隆巨响早已压过了一切有责任感的所有议论，议论之微不足道，于此可知。但微不足道的议论，又常常在不经意间被随之而来的事实所验证。这对于那些充满着使命感的人，不知道在失去了责任感之后，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