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纷繁芜杂，扑朔迷离，但提纲挈领，一言以蔽之，我以为似乎有两大周期律在深刻影响着她的兴衰和命运。第一个周期律，就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在该书第一页所开宗明义揭示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讲的是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问题；另一个周期律就是则是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说的政权更替和改朝换代问题。历代执政者无不幻想江山永固，并为之未雨绸缪，竭尽全力，但结果却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改朝换代，成为千古定律。
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不过寥寥数语，也并非是一种经过严密论证的系统理论。但我认为，它是一个基于深刻历史洞察和直觉的伟大思想，当时就令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之折服，至今仍振聋发聩。它是任何一个执政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时过60 多年后的今天，全面探讨“历史周期律”的特点、成因以及消解之道，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周期律”的提出者黄炎培（1878——1965），是近现代著名的民主人士，教育家。他字任之，字任之，号抱一，上海川沙人。前清举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初，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6年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设中华职业学校。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以“学阀”罪通缉黄炎培，黄遂逃亡朝鲜和日本，进行考察。回国后撰写《朝鲜》和《黄海环游记》两书，以朝鲜亡国的痛苦告诫国人，并向蒋介石面陈日本图谋侵华日亟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创办《救国通讯》杂志，主张抗日救国。1932年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归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团结抗日。1937年任国防会议参议员，1938年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代表职教社派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担任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旋于是年辞去主席职务。历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委。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潜走香港，转道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并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他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黄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在延安，黄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深为振奋，他感到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黄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石破天惊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疑问，毛泽东已准备好了方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所提出的周期律被称为“历史周期律”。
一是周期性。也就是说，“历史周期律”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
二是普遍性。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三是迅疾性。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别只有15年和29年，可谓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南朝170年间，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与南北朝同病相怜的是所谓五代时期，前后短短50余年，天下五易其主，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仆后继。近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也只有短短38年。
“历史周期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其中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似乎不是很复杂，无非是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导致了新王朝的诞生。这其中有的是农民起义领袖直接变成新的封建帝王，如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等，有的则是农民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乘乱起兵，建立了新王朝，如隋朝末年的李渊。
第二种情况是“篡位”。旧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新兴异己力量，羽翼丰满后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如东汉末年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立皇帝，建立魏国，就是一种典型的篡位。此外还有王莽取代西汉、司马炎代曹魏、杨坚代北周等等，都是篡位。
第三种情况是外族入侵，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政权。元朝和清朝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具体情况就不用多说了。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依据。研究“历史周期律”的发生，探讨它的外因是不可缺少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分析它的内因。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
“历史周期律”虽然直到20世纪才由黄炎培先生提出，但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历史规律，早就为历代统治者当然注意到了。当然，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历史周期律”发生的根本原因，往往把周期性的兴衰治乱简单归结于“天意”和“气数”。新王朝的诞生是天意，同样，旧王朝的覆灭也是天意，所谓“气数已尽”。杜甫缅怀诸葛亮的诗里也有“运移汉 终难复，志决身 军务劳”之句。
我认为，“历史周期律”的发生，从内因上看，主要与执政者的执政模式有关。考察一部人类政治史，主要有两类执政模式，一种是专制执政模式，一种是民主执政模式。中国历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王朝以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各国，都是专制执政模式。现代一些所谓极权、威权政体国家，也可以说是专制执政模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专制和人治”为特点的专制执政模式，是“历史周期律”一再发生的根本内因。“历史周期律”是专制执政模式下的一条“政治铁律”。
为什么在专制执政模式下无法避免“历史周期律”的发生？我认为，是因为专制执政模式无法解决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三大问题：
一是它无法解决执政者的腐败问题。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执政模式下毫无民主可言，毫无监督可言。对于腐败的官僚、政府和体制，人民没有说不的权利。而专制执政者所谓反腐，往往动机不纯，其深层目的是消除异己，巩固家天下的独裁统治。且治标不治本，疏于制度建设。再者司法不独立，行政司法一体化，反贪机构以黑反黑，结果是越抹越黑，越反越腐。最后因腐败而人亡政息。以明朝为例。明朝建立之初，他就总结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于是提出“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并推出一系列铁碗治吏的措施。他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措施不可不谓严厉。然而结果又如何呢？明王朝的腐败不仅没有得到根本遏止，反而愈演愈烈。大贪官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朱元璋由此喟然感叹：“我欲除贪赃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直至被农民起义推翻。
二是它无法解决权力的更替问题。权力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核心。历代专制执政者无不视权力如生命，幻想江山永固，为攫取权利、巩固权利未雨绸缪，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但往往适得其反。结果却陷入争权夺利、流血斗争、以暴易暴、成王败寇的恶性循环。这在历史可以说司空见惯。
三是它不能真正解决好国计民生问题。历代专制执政者也大都重视发展经济。民富国强这个道理他们是懂得的。建国之初，如西汉、唐朝、明朝等，一般都采取轻瑶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带一定的好处。但往往好景不长，在专制执政模式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必然大行其道，阻碍经济发展。执政者唯上不唯下、与民争利甚至鱼肉百姓成为普遍现象。其结果必然是出现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官逼民反。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离我们还太远，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巨变就离我们近得几乎窒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上台不过几十年光景，竟然几乎在一夜之间便红旗落地，再一次显示了“历史周期律”的强大威力。显而易见，我们不能把原苏东国家的执政简单归结为专制执政模式。因为这些国家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和古代君主制国家以及现代某些极权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形式，还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原苏东国家的执政者未能尽快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没有尽快地建立和完善民主执政模式。在某些做法上，甚至还停留于专制执政模式上，从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如此。例如列宁把国家定义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另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是暴力工具。
四、建立民主执政模式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选择
与专制执政模式相反的是民主执政模式。如果说专制执政模式的特点的“专制加人治”，那么民主执政模式的特点则是“民主加法制”。如前所述，专制执政模式无法解决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腐败、权利更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不能跳出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而民主执政模式则能较好地解决上述三大问题。因此，可以说，建立民主执政模式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选择。
民主执政模式或许无法彻底消除腐败这个毒瘤，但它一定能把它控制在一个较轻的程度。因为它有民主监督这个利剑，谁腐败，谁下台。当代世界各国中，凡是民主制度实行得比较好的，腐败问题就比较少，反之，就比较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民主执政模式是解决权力更替的最好办法。还权于民，由选民选举决定权力的更替，既保证了权力执政为公，又确保了权力更替的和平有序进行。诚如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道：“现代政治最伟大的成就，不是产生了多少书籍，有了多少发明，诞生了多少伟人，而是找到了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方法。现在，我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
民主执政模式也是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真正保障。在专制执政模式下，执政者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可能在一段时期造成经济飞速发展的景象。但往往因为刻意追求政绩工程，只注重短期效应，大搞形式主义，其结果是造成经济或先天不足，或畸形发展，最后经济增长失去后劲，陷入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状态。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就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而民主执政模式国家实行民主执政和科学决策，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即使遇到了经济危机这样的困难，也比较容易挺过。
民主执政模式能确保国家实现长治久安，这已经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明。这些国家自18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已历200余年，历历经内忧外患，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依然薪续火传。当代美国政府用的还是华盛顿时代制定的宪法，升起的还是那面国旗。而马克思在上个世纪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至今也没有敲响。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能基本实现长治久安的秘密，我看主要是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成熟是民主执政模式。
关于执政的成败得失，历史上有两种值得一提的论点。一是“民心论”。认为“民心”是关系到执政者成败得失的关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二是“忧乐论”。 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在它创业初期，励精图治，所以统治稳固，在它功成名就之后，便骄傲自满，贪图安逸，所以走向衰亡。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黄炎培先生在谈“历史周期律”时也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长期以来，这两种观点都很有市场。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把这两种观点视为金科玉律。认为只要抓住了“民心”，保持了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了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就能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殊不知，这两种论点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真正认识真正找到“历史周期律”发生的根本原因。“民心论”和“忧乐论”的希望是美好的，但它治标不治本，它把希望寄托于能“得民心”的“青天”身上，寄托于能“克勤克俭”的“清官”身上，而忽视了最根本的是要靠民主和法制来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要靠民主和法制使确保官僚机构清正廉明。抽象的“民心”，只有转化为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作用和价值；说教式的“忧患意识”，也不能真正使执政者如履薄冰。历朝历代，能认识到“民心向背”的执政者大有人在，明白“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一道理的也大有人在，不能不承认他们在这两个方面也作出过一些姿态和努力，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历史周期律”的一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