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讨论了思想和思想史的一般特质、思想与历史、思想与利益的关系以及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诸问题，力图从整体上把握思想史这一文化现象，揭示其价值与生命力之所在。
思想史有没有魅力？由无数概念、范畴与逻辑环节编织而成的思想理论，这些曾被歌德称之为“灰色”的东西，在常青的生活之树面前，又有什么魅力可言？在此，我愿意为那些希望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殿堂的人们，介绍我对于思想史的一些认识、体会与感受。只有在整体上把握了思想史这一文化现象，才会发现它的价值与生命力所在，并从中去发掘出对我们的启示意义。
思想是人类应付环境挑战的大办法
什么是思想（thought）？牛津辞典中提出这样一个解释：思想就是人类运用心灵与智慧（mind）去观察外部的客观对象，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意见与决定。在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三个基本环节：主体的心智；对客体对象的关照；经由这一观照而对客体对象形成的意见与决定。其中，心智的参与特别关键，这是思想与我们通常俗称的“学问”最大的区别所在。学问以客观地把握客体对象为主旨，它要尽可能避免主体的心智参与。例如，研究化学分子结构的学术就是如此，人的心智的参与越少越好。而思想则离不开人的心智。
当我们说一个人学问上很有功力时，我们指的是他对某一领域的事物的客观属性认识得很清楚而且系统。学问一般指的是对客观对象的客观属性的认知。当我们说一 个人思想很丰富很深刻时，实际上指的主要并不是他对某一对象客观属性知道了多少，而是指他运用他的心智来观照社会问题，并对问题有独到的洞察力。大体而言，学问一般指的是客观的知识，思想一般指的是主观的识见与办法。学问的本质是知识，思想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建议与意见。学问由于天下承平而兴旺，思想由于社会危机而丰富。这是因为，当一个时代与社会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而前人的思想又无法为人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法与选择时，当已经发生的历史经验事实又进而为人们提供了思想得以解释的例证时，思想家就会应运而生。先秦的法家、儒家、道家，是思想的不同流派，因为这些先哲面对的是时代困境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识见与感悟，而把这些思想当作客观对象来进行系统研究的经学，就是学问。经学家是学者，而并不是思想家。
然而，如果进一步问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思想？思想承担着什么功能，它对人类生存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运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对此作出解释。思想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如一切文化现象一样，它是人类在应付环境挑战的过程中产生的。思想是作为应付环境挑战的手段而存在，用最明白最通俗的话来说，思想就是人类适应环境压力与挑战时经由人的心智而产生的“大办法”。当人们在面对环境压力时，势必要在主观上对这种问题、矛盾、压力与挑战作出思考，并以这种思考为基础形成应对之道、主张与办法，再根据这一主张去行动，以便顺利地在这一时代生活下去。
人类为了适应自己的环境，作为人类生存适应之道的思想于是就得以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说到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时，实际上我们指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遭遇到许多与其生存与发展有关的矛盾、困境与疑难问题，例如，社会不公，精英腐败，权威失落，专制压抑，民族危机，等等。中国人在面对它们的过程中，于是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观念、理论、价值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选择与文化选择。这些作为解决之道的思想、主义此起彼伏，相互冲突、碰撞或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极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发展与变化的思想的历史。
正因为思想是人们面对问题的“大办法”，透过这一特点，思想研究就至少具有以下这些方面的意义。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个民族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体系的研究，来认识这个民族的特性。一个民族的特性是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形成的，例如，你要了解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什么样的，与印度人相比，有什么不同特点，那么，你只要去研究儒家思想与印度教的人生哲学有什么不同，就很清楚了。儒家思想二千年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特殊价值观、人生态度。
其次，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时代的思想，顺藤摸瓜地去理解时代与社会中的困境与矛盾。有一个有关思想的最深刻而形象的比喻是，“思想，如同湍急的河流中，撞击在水中礁石上激起的浪花。”这里的河流，就是历史上的特定时代。这里的水中礁石，指的就是这个时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矛盾与问题。而思想就是由时代与社会问题与矛盾所激发起的思考，它们如同浪花一样，五彩缤纷，层出不穷。这个形象比喻的深刻性就在于，它以河流、礁石与水花的这三者的关系，来比拟社会、困境与思想的关系。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困境与矛盾，只要有困境，就会有思想。而只要有思想，我们就可以逆向地考察到这个时代的问题所在。虽然，面对同一礁石，不同角度上可以激起不同的水花。礁石可以是同一个，但击打在它上面的水花则可以不同。正如同一困境，可能会产生各种复杂的应对办法一样。
针对同一疑难环境的，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思想选择，这些不同的选择之所以产生，不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与两难性使人们的判断产生困难，而且由于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心智。这样就出现了思想的多元化。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们可能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心理不同，气质不同，个人的经历与体验不同，而接受不同的思想，成为不同思想的信奉者，这样就会出现思想者之间的争论，甚至出现百家争鸣。
第三，时代与思想的关系表明，我们要理解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思想，只须理解这个时代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就可以了。欧阳修在他主撰的《新五代史》中，高度赞颂了五代时期北方的一个弱女子，这位李氏携子并护着夫君的棺木投宿旅馆受拒，店主推开了她的手臂，把她赶到户外，这位李氏仰天高呼，“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于是引斧自断其臂。路人为之泣下。在后世人看来，这位弱女子的自残的行为与欧阳修的赞颂不但荒唐，而且残忍可悲之极。然而，欧阳修的思想或价值观决不是无缘无故地凭空产生的，而是针对一个社会中的特定问题而形成的主观的选择。只要我们了解了五代的礼崩乐坏以及道德失范，导致力求恢复儒家道统的思想运动在宋代应运而生，那么，我们对欧阳修的此种言论就可以理解了。难怪欧阳修会在赞颂这位自残女子之后发出如下感慨：“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而偷生者，闻李氏之风而少知愧矣。”了解了一个时代、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存在着一种什么困境，也就会理解，处于这个时代的思想者，为什么会如此思考问题并提出如此这般的解决方案。
第四，通过一种支配人们行为的思想，我们可以来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为什么会作出某种特定的政治与历史选择。这是因为，思想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所信奉，就会变成支配人们行为、甚至改变世界的巨大精神力量。思想的奇妙与无穷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支配人类，当人们按思想提供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时，他就变成一个有精神与意志的人。人怕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但一个有思想的人，可以以其意志力量，克服求生惧死的本能，以牺牲自己个体的生命来完成他的思想要求他履行的责任与使命。东汉党锢之祸时，当作为党人的儿子被捕与母永诀时，甚至会出现“子伏其死，母欢其义”的场面。
思想并不仅仅是被动适应环境挑战的办法，思想的特质还在于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人类产生了思想，而思想反过来又作为信仰来支配人类自身。信仰的力量，就其根本而言，就是思想的力量。一个受其信仰与信念支配的人，就会有意识地按照一个他所确信的思想来改变其周围的世界。只要你知道他如何思想，有什么价值观念，就可以推测出，他会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采取下一步什么行动。历史上有许多行为，在我们现在的人看来，几乎难以理解，吉本在《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些基督教殉教者在被投入斗兽场后，甚至会去故意拔狮子的胡须，以激怒狮子尽快来撕咬他们，其目的就是为了成全他们作为殉教者的光荣。他们会兴高采烈地投入专门为他们准备的烈火中，并在那剧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现出无比欢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只要你了解了那个时代流行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理解了那个时代由人们的思想形成的精神气氛，这种行动就会被我们理解。记得明代一部嘉兴县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个烈女的事迹。有一年，该地发洪水，一个少女刚被她的叔叔从水中救起，又跳到水中自尽，据说这是因为这位少女认定，她的身体被男人碰过了，因而失去了贞洁，于是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思想的力量居然如此奇特，它可以完全支配人的命运。一个明代小女子居然会如此，那么，二十世纪各种主义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为如此。伏尔泰有一句名言：“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怎样思想，要比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如何行动更为重要。”
思想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这也许是研究思想史最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人是按他对生活的理解来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极其看重思想观念的力量，他引证德国诗人海涅的话说：一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中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又有一位西方学者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历史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人类的历史活动则是受到思想支配的，历史是思想的产物，历史也同样展示为支配人们的思想的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来改造自己周围的世界的”。这种情况到了二十世纪就特别明显。二十世纪以前，人类是按前人的经验、习俗、习惯与古人的先例，来安排自己的命运的，但二十世纪则是一个思想支配人类命运的世纪，是理想主义极度扩张与泛滥的世纪。
利益是人类的火车头，思想就是扳道工
这里，我们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利益支配，在多大程度上受其理念支配？（这种理念未必体现为人们自己的利益，有时甚至其结果与利益相背离。）
关于这一点，思想家往往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就认为，人是以其利益为行动动力的。阶级的利益决定了阶级的思想、理想、以及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的政治行动。人们的理想中包括了他们的自私的利益。但人们在历史中往往可以找到许多相反的例证，它不能解释前面那个烈女的例子。因为她投河的行动并不符合她的生命的利益。思想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有其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并与人们的利益相对立的精神力量。例如，波尔布特把金边几乎所有的居民迁移到农村去，到底体现了什么阶级的利益？“文化大革命”也不能用利益观来加以解释。
第二种观点，以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为代表，他指出：“人类的行动不但受物质利益驱使，而且也受政治与宗教上的动机刺激。在后一种情况下，即使人们并没有获得物质利益，他们也会因理想与信仰的驱使而转向行动。”另一个学者甚至说，“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比理念更伟大。”这种判断，固然也有其道理，但却仍然没有说明理念与利益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是以韦伯为代表的。他把理想与利益的辩证关系说得最为明白。他说，“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并不是理念，而是他们所认定的利益（即使是理念信仰，也是由于他们认为这种理念信仰体现了自己的或阶级的利益），但是，理想所形成的世界形象，会使人们以为，那就是自己的利益，并会以追求自己的利益那样去采取实现这种理想的行动。”韦伯曾把思想比拟为“铁路轨道上的扳道工”，这位扳道工可以使一列火车，在利益驱动的动力的支配下，向着一个理想所确定方向驶去。这个扳道工决定了以利益为动力的人们行动的方向。这里，一个哪怕是虚幻的理想，只要它似乎被人们认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就会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行动乃至牺牲。
由此可见，思想与利益的关系，讲得最深刻的是韦伯，铁路上的火车头，是人们的利益。车厢里坐的是历史上的人们。当铁路走到了叉口上时，究竟朝哪一股道上去？两股道似乎都与人们的利益大方向差不多（虽然一旦入一道，其利益实际可能非常不同）。这时，思想就开始起决定性的至少是关键的作用。思想就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起到了铁轨扳道工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二十年，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走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走均平主义的社会改造的道路，这种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导致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穷过渡”。这种思想认为，平均社会主义是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只要人民取得了政权，就可以以这种制度安排来重建一种新秩序，
而无须物质基础条件。一旦“穷过渡”的思想支配了一代人，它就会支配这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穷过渡”主义就会如同关键时刻的扳道工，使历史的车轮走上另一种选择。单纯的利益观，无法解释这一复杂的历史变动。
思想通过思潮影响历史
思想是如何能动地影响历史的？思想是抽象的东西，思想往往是思想家个人心智的产物，它又如何超越思想家个人的身体力量之外，去影响乃至改变历史变化的方向？在无数种思想中，某种思想之所以成为历史变化的动力，其关键在于它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许多人共同信奉并执着追求的东西，一旦到了这时，它就变成为思潮。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变为推动一代人或一大群人走向历史行动的思潮。
什么是思潮？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中的人们面对环境的刺激，形成的特定的群体性的看法、态度、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并不约而同地形成大体相同的思想倾向性与价值倾向性。一种社会思潮存在着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一方面是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共同面对的挑战与刺激，另一方面是人们对这种加之于他们的外部挑战与刺激，受制于某种内在的文化因素与社会条件的制约，这就使他们作出反应，具有了共同性与定向性。换言之，人们是运用某种既定的有意无意中接受的范式、理论、概念这些文化因素来思考问题并根据这种范式来作出反应的。正是这种范式规定、制约、支配、牵制了人们作出反应的方式。思想一旦变为思潮，它就会使千百万人以同样的方式去行动，去争取改变历史。于是历史就真的被改变了。
思想与思潮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变化，有的思想失去了对这一时代的吸引力而逐渐走向衰落，另一种思想，或某一种思想中的某一种派别，却由于种种具体的原因，而获得越来越多的信奉者，成为主流思想，这种主流思想获得的信奉者越多，它在关键历史时期成为叉道上的历史扳道工的可能就越大。
人们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思想的力量越到近代越大。这是为什么？首先，因为古代人主要依靠习俗与传统经验来行动，习俗与传统告诉我们，当遇到某类困境与矛盾时，先祖们是如此去做的，我们就按先祖们已经作出的选择去做就总是对的，一旦习俗与经验成为人们立身行事的“路径依赖”，它们就凝固为类似于本能一样的东西。习俗与传统可以代替独立思想，至少不太需要独立思考。
而现代则不同，现代人相信理性的力量，用理性批判传统经验，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审判台上来。理性即思想就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思想在近现代因而具有比古代更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古代也存在着不同思想之间的冲突，例如，不同宗教思想与世界观的冲突，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十字军东征，就是不同宗教思想之间的冲突引起的历史大运动。但在相当一个时期中，一个文化中的人们，可以在完全认同于一种传统思想的基础上生活。老死不相往来在村民社会中尤其如此。思想冲突往往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一个信奉儒家伦理的社会中，一种思想可以长期支配一个社会长达数千年之久，思想冲突并不激烈。而到了近现代以后，各种主义作为解释什么是最合理的社会的不同方案与体系，彼此之间的冲突就远比古代要丰富复杂得多。我们生活的二十世纪，就是思想冲突最激烈的时代。
思想史的魅力在于人类问题的同构性
有人说，思想史很枯燥，治思想史者总是与概念、理论打交道，远没有政治史生动。然而，这只是事情的表层。与政治史相比，思想史更能引发人们在精神上的参与。政治史如同一个个情节引人入胜的惊险故事，如同一部部精彩的电视片，并不能激起你的精神参与。因为政治史说的是过去了的事，与我们无关。例如玄武门之变，或者淝水之战，这些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并不能真正激动你，因为那个时代离你太远，它的场景与条件太特殊了太具体了，与当下的生活现实无关。
思想史则不同，如前所述，思想是对一个时代的困境作出的回应，而不同时代的困境则具有某种微妙的同构性。一个民族的精神史时时会引起另一个经历同样困境与挑战的民族的内心的回应与体验。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烈女的故事上去，作为数百年后的人，你对此事件首先想到的是，她怎么会这样想？这样做是一种什么样的代价？她的叔叔为什么不再把她救上来？手臂被救命者扶了一把，与贞操何关？这种回味，实际上把你自己的经验带进去了。当你处于思想史的研究状态中时，实际上是在经历一种心灵参与，你会以自己的思想与经验来尝试理解前人的思想。这种参与是单纯的政治史中所没有的。你会时时思索：前人在面对某类压力与困境时，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心智来进行思考，如何形成一种思想来回应他所面临的挑战的，这种精神求索的过程，最能激发人的精神上的、心灵上的激动。这种精神参与是超越一切时代与地理条件的限制的。
研读思想史，就如同观看前代思想者与他所面对的社会困境之间的一场较量，或倾听这两者之间的一场对话。听者可以从这一对谈中得到启示。因为听者也有自己社会与时代的问题，并深深为此苦恼，倾听别人是如何与命运搏斗的，是如何应付困境的，人们就会从中得到启示。思想史的生命力就在于必须把这种命运斗争的对话性揭示出来。
古人的某种观念与思想，是他对他所面对的具体问题进行概括思考的结果，但这种概括对于另外一个时代的人们，之所以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乃是因为，人类面对的问题与矛盾往往具有类似性、同类性或同构性。例如佛教看到了人生的痛苦，与人的欲望与现实满足这种欲望的条件与可能之间存在着矛盾张力，并因此通过压抑消解主观欲望的方式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种思路，对于某些现代人同样具有吸引力。因为上述欲望与现实的矛盾是任何时代的人们都会遇到的。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一切古代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现代的信徒。尤其是这位思想家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在另一个新时代重新出现时，这位思想家的天才的观察与洞察，就会在人的心灵中激起强烈的反响。正如一个西方思想史家说得好：“在一个需要更多的学理与智慧来应对复杂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的时代，忽视前代思想家们的智慧资源是可悲的。正如我们要理解当代物理学问题时，忽视牛顿与爱因斯坦同样是可悲的一样。”
也许，思想史研究的最大魅力还在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在思想方式上的同构性。历史上人们思考问题的方法、范式、范畴以及概念（这些概念是用来表述人们所理解的问题要害的），会影响后世人们的思路，正如一位思想史学者指出的那样，“后人依然常常沿着这些思路来思索那些难解的问题。”
前人思考同类问题时，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概念，如平等、自由、公正，同时这些概念彼此之间以特定关系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理论。这些思想理论对于后来的思考者来说，乃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思考路径。后人可以根据前人提供的思考路径，驾轻就熟地思考问题，如果我们完全不靠前人的思想资源来思考问题，等于要重新回到原始时代去重新做起。
然而，这种习惯性的思考问题的路径既有其合理的积极的一面，又有其消极的一面，因为前人提供的概念之间的联系是固定的，前人思想中所提供的思考方式与对问题的特定的解释方式，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定，均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遇到类似问题与困境的后人，以同样的或类似的固定思路来解释新问题。这样，前一代人提供的思想方式与途径，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这种思想方式上的“路径依赖”或思维定势，一方面会给后人思考问题带来某些便利，但也作为一种暗示，一种限定，影响了思考问题的方向。
这种情况在近代以来更是如此。我们可以以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为例，谭嗣同从整体上把中国传统视为一个板块，以“网罗”这一概念来对这一整体进行价值定位，并进而提出要对此网罗予以“冲决”。此后的五四时代、文革时代、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则自觉不自觉地仍然按谭嗣同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传统。这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后人对前人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的显例。
另一个路径依赖的例子，是清末立宪派对立宪的认识方法，与后人对民主的理解方法几乎是完全同构的，即人们先是认定某种西方制度具有某种特殊的功效（如上下一心，君臣团结之类），为了在中国产生这种功效，于是竭力要求引入这种制度。中国人在民国初年对议会政治的认识方式完全与之同出一辙。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一代的中国人几乎又是以同样的方式再次陷入与前两代人相似的思想陷阱。这种思维方式的同构性，与思路的重复性，将有助于人们理解一个民族习惯性的模式化的思维与思想的长期延续。
正因为思维方式在一个民族不同时代之间的同构性，或延续性，后来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可以从前人思考同样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与思维方式中，发现其源头、起源。
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魅力也就在于此。我们对人类思想史上的“路径依赖”的研究，对前人思想与后人思想之间的承续性与同构性的研究，就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谈的虽然是谭嗣同，实际上是通过对这位思想家的分析来反思一个民族的集体思维习惯如何形成的过程。思想史比政治史与经济史更深刻地揭示了支配一个民族的更深层的文化因素，即思想方式因素。
《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