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中央具体指导“四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既对它的“左”倾错误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又在企图抑制“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升级中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成为以后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错误和正确的东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罩上了“左”的面纱。
一、刘少奇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初认识和“反修防修”的误导
“四清”运动是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产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使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调整”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党的注意力迅速向阶级斗争方面转移。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在国际上有着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背景，在国内则有着党内对“大跃进”严重后果认识的深刻分歧，是和批判党内所谓“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联系在一起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严厉指责的这“三风”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与所谓“黑暗风”的关系更为直接些，与“包产到户”也有不少瓜葛。毛泽东直接指责的虽然是邓子恢、陈云等人，间接的也包括刘少奇。
毛泽东对“三风”的严厉指责，具有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新高度。这就使党内看待调整工作带来的新问题的认识角度发生了转化。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他不仅说自己对形势的估计有些过了，对“三风”的指责也颇为严厉，并说“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
刘少奇虽然接受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但他这时还没把“资本主义复辟”看成是现实危险，而是当作防患于未然的教育问题。他思考的重点仍然是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1962年11月12日，他同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谈话说：十中全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党将来是不是有人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要搞，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我们现在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要大家注意，加强教育，将来曲折可能少一点。他提出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组织工作要正常化，党没有人管，党不管党不好，要有人来管。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要重新教育干部，选择干部，鉴定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总而言之，不要脱离党员多数，不要脱离群众……（注：刘少奇对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提出的措施是，不脱离群众，干部交流，加强监察委员会，加强民主集中制。
1963年2月，中央召开了部署城市“五反”运动等项工作的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此时，他认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571页。）。把这些社会性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在高度上与毛泽东所强调的“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是有认识差距的。
毛泽东在会上说：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7页。）。这话后来被概括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由于毛泽东突出地强调要抓阶级斗争，会议重心骤变，在城市“五反”的文件中加重了阶级斗争的内容，把阶级斗争的纲上得很高。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在具体部署上开始从调整方向向阶级斗争方向的转移。
为了全面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把各中央局书记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召集到杭州，研究制定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反复修改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称为《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5月会议后，农村社教运动进入试点阶段。
在2月工作会议部署了城市“五反”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刘少奇国务缠身，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太投入。中央5月会议时，刘少奇正忙于准备出国访问等活动，没有参加《前十条》的制定工作。规定具体运动政策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的制定，也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文件的制定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和谭震林负责。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后十条》，刘少奇也只参加了一半就出国访问了。但他对全面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是赞同的。
在《后十条》讨论修改期间，中苏论战进入高潮。从1963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接连发表了“九评”中的六评，这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规模的全面铺开产生了直接的加速作用，全党进行阶级斗争的节奏骤然加快。这时，刘少奇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到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来。10月31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后十条》的第六稿。11月3日，刘少奇到杭州，继续讨论修改《后十条》。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了这个文件，随即由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央决定将两个“十条”下达到全体人民，“四清”运动由点到面地铺开了。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刘少奇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比较自觉地接受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不但在思想上积极靠拢，行动上也表现出主动性。
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加剧了开展国内防修运动的现实紧迫感，这是直接影响刘少奇认识变化的关键因素。1963年9月，“九评”的开始发表，不仅是为了国际“反修”，更重要的是国内“防修”。刘少奇说：“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著作，不只是给现代修正主义看的，而主要是给我们国内人民群众看的”，“我们这样做，就会在中国，在我们国内，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打开人民群众的眼界，那么，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发展就困难了”。（注：刘少奇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63年11月13日。）他对修正主义的解释是“修正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经过“左”倾深化的这种认识，较之单从贪污腐化、蜕化变质来认识修正主义，无疑更加重了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分量。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的纲提上去了，改变了原来比较实际的判断。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较大范围展开后，刘少奇非常关注这场旨在“反修防修”的运动。他认为靠听汇报、看材料未必能获得实际情况，力主领导干部亲自下基层蹲点，取得第一手材料，总结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经验。他对河北省的干部说：“大跃进为什么出这么多毛病，就是因为没有亲自蹲点，亲自试验”（注：刘少奇在河北省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2日。）。
1963年11月，刘少奇让夫人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身份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并担任工作组副组长。这个工作队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挂帅，干部阵容很强，是要摸索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开展“四清”的经验。刘少奇派王光美参加基层的“四清”运动，一方面是响应中央要求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运动的号召，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考察一个基层单位运动的全过程，取得第一手的经验，以获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因此，他在王光美下乡前交代她“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之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注：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其实，在“反修防修”错误理论的引导下，不带框框本身就是框框。
刘少奇一直关注着王光美搞的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情况，并作出过一些具体的指示。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向回来休假的王光美详细询问了“四清”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众提出还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下面的干部给上面的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他还提出，仅仅是基层变质，好整，也能整好。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要不犯反人民的错误，必须有省、地、县委和政府来保证。（注：刘少奇1964年春节期间同王光美的谈话。）以后，刘少奇还对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发表过一些意见，断言桃园大队党支部基本不是共产党，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注：刘少奇给王光美的信，1964年3月27日。）他对《后十条》提出的团结95%的群众，团结95%的干部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是运动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坚决的斗争。这表明他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不信任程度在增加。这是刘少奇通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实践得出的新的认识。
原定20多天的桃园大队“四清”搞了5个月，总结了一套“对敌”斗争的经验，桃园大队党支部被打成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被开除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查出了5户“漏划”的地主和2户“漏划”的富农。地方干部对桃园“四清”未必没有意见，但面对人人自危的“左”倾大环境和有来头的工作队，这些意见很难反映出来。“桃园经验”比1963年制定的《后十条》更向“左”迈进了一大步。在运动方法上，它不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而是强调工作队直接“扎根串连”，然后“四清”，开展对敌斗争；在“四清”的内容上，它由清经济扩展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范围更广泛了；在“四清”的任务上，提出了要补两个课：一是要补民主革命的课，解决土改不彻底的问题；一是补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的课，解决干部蜕化变质和贪污腐败的问题。“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富影响的“下面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
“桃园经验”基本符合刘少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实际上成了他“抓点带面”指导运动的蓝本。
根据骤然紧张起来的国际形势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扩大化的错误估计，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反修防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作出的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刘少奇完全赞同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并根据自己的新经验有所发挥。他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他还提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付工作组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并说，他们抵抗“四清”就是反党，破坏就是反革命，要开除党籍。（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6页。）刘少奇提出的“抓上面根子”的思想和不能先强调依靠基层干部的思想，都为会议所接受。会议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会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运动急速“左”转。
中央决心把运动搞深搞透，要修改已不符合“左”倾形势发展要求的《后十条》。8月，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负责《后十条》的修改。
微观上有桃园大队的“四清”实践，宏观上有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的“左”倾判断，刘少奇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左”倾运动思路。从1964年下半年起，刘少奇全力投入了对运动的指导工作。在国内外形势都紧张起来的情况下，刘少奇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当前发展生产、培养接班人、准备战争等各项工作中最中心的一环，认为把这一环搞好了，其他工作都会好，会形成全国“欣欣向荣的气象”（注：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
刘少奇认为，过去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了刹风的作用，对生产有好作用，但还没有深入下去。为了把运动深入开展下去，7月，刘少奇先后到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中途回到北京开会，给中央干部作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8月，他又到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
刘少奇此行，正值各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他看了一些省的会议简报，听取了各地领导的汇报。他认为各地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还没有入门，很多领导重视不够，许多地方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他对领导干部没有亲自蹲下去，靠听汇报、看报表领导运动的工作方式很不满意。他一路走，一路讲，提高各地领导干部对运动的认识，督促他们亲自到基层蹲点，还批评了一些开展运动不力、蹲点蹲不下去的领导。
刘少奇强调说：“四清”、“五反”是比过去土改、合作化还要深刻、复杂、艰巨得多的大革命，有许多新特点。现在敌人同我们进行斗争的方式，主要是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方式，我们还没有学会对付他们。仅仅有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能领导现在的革命斗争，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取得这个革命的直接经验，否则不能领导今后的工作。现在要搞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的真实情况，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不行了。要通过搞“四清”、“五反”，搞对敌斗争，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经过艰苦斗争，才可以搞清楚。他号召各级领导都要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搞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亲自取得直接的革命经验。（注：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1964年8月1日。）
根据这次视察南方了解到的情况，刘少奇认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相当普遍”（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599页。），党内的思想状况是“怕‘左’不怕右”。他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他还对深入开展“四清”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主要有：强调要追“四不清”干部上面的根子，不管哪一级，公社、县委、地委、省委、中央，一律追清楚；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对于农村基层干部，开始不能依靠；在运动中要集中力量，经济、政治、思想、组织都要清，运动至少要搞5年。
为了把运动搞深搞透，刘少奇根据他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建议：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几千上万工作队员搞一个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各地开始照此部署运动。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都在他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上得到了反映。《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问题估计得更为严重，称：“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文件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明确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实际上撇开了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不能不使本来就严重扩大的打击面更加扩大。
这期间，刘少奇还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批发了“桃园经验”、陈伯达主持搞的天津“小站经验”等典型材料。这些文件和典型材料强调反对右倾，开展夺权斗争，进一步加剧了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由于刘少奇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非常重视，把问题看得严重，对各级干部督促得紧，“四清”运动风风火火地开展了起来，从中央部长到县区干部纷纷下到基层。各地“四清”运动进入一个新高潮，“左”的倾向也迅速升级。各地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对基层干部打击过重，退赔过于苛刻，划阶级成份过于严厉等等，使农村情况非常紧张。1964年下半年农村“四清”运动出现的更为严重的“左”，与刘少奇对运动的指导有直接的关系。
刘少奇在1964年下半年急速升温的“左”倾认识，固然是“反修防修”骤然紧张起来的情势使然，也带有他本人的个性因素和认识角度。
刘少奇“挖修根”的思想，偏重从下往上看，把地、富、反、坏的阶级影响和破坏作用看得过重，把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过重，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问题看得过重。他提出的“抓上面的根子”，固然是限于与“四不清”干部相联系的人和事，还没有提到政治路线上来，但也牵扯面很广了，对“四清”运动的“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少奇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是信任和倚重的，他督促他们下去蹲点，是为了让他们增长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对于农村基层干部，他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因此，他虽然也提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反修防修”的重点是放在基层。1964年8月，刘少奇在安徽给干部讲话时说：“我们中国，在大队里面，公社里面，工厂里面就出了赫鲁晓夫，出得不少，是不是中国也会出大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也可能出。我看出了也不要紧，出了就上山打游击，我们是有这套经验的。假使中央出了什么修正主义，要把全国几十个省都统一起来不容易，总是要打败他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小赫鲁晓夫都被他们骗倒了，而你们还不清楚。”（注：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受他的这种认识的影响，运动中把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敌人，整得很苦。
刘少奇想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找出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的途径，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他在1964年3月1日与教育部长何为谈话时说：“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后来，他又补充了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这三条办法。”（注：刘少奇关于城市半工半读问题的讲话，1965年11月6日。）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思想，是刘少奇在1958年提出来的，在“四清”运动中重新提起，是从培养革命接班人和缩小“三大差别”出发，把它当作防止出修正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刘少奇在各地关于“四清”的讲话中，都突出地强调搞好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要大家作为“反修防修”的大计来考虑这一问题。
在全党都处在“反修防修”“左”倾迷误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左”倾认识都在发展，又各有其特点。随着“左”倾迷误的深化，在对修正主义危险性的看法和“防修”的具体措施上，他们的认识分歧渐渐明显起来，并最终导致了矛盾的激化。
与刘少奇从基层向上看的视角不同，毛泽东“挖修根”的思想，更倾向于从上向下看，更看重党内中央高层会出问题，政治路线会出问题。1964年5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随着“左”倾认识的发展，他越来越注意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多次同外国党领导人谈到中国的修正主义就是党内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人，多次给地方领导谈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多次对中央的一些部门提出批评，还说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并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的概念（注：毛泽东在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的批示，1964年12月12日。）。
毛泽东开始对“桃园经验”是赞许的，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及对运动的部署也都经过毛泽东的同意。也就是说，刘少奇在得到毛泽东赞同的情况下，才能把“四清”运动推得更“左”。但当1964年下半年“四清”出现过“左”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又认为搞过了，要向回扳。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风风火火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他渐渐有了看法。如对刘少奇说调查研究的方法已不适用之类的话，他是不满意的，视为别出心裁。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在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朗化了。这次工作会议要制定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解决前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就势必要对当时的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有所阐明。
当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主张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这是刘少奇对“四清”运动性质的基本认识，在“桃园经验”和他的多次讲话中都有反映。这种认识相对更贴近实际一些，从理论上对阶级斗争的矛头上扬有所限制。只是，刘少奇在运动实践中的“左”，使其说服力打了折扣。
毛泽东带着被冷落的情绪参加会议，在他讲话时，刘少奇径自插话表示不同意见，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毛泽东很生气。这种意气的成分联系到他们在“四清”性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骤然加重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误解。他在以后的几次会上，不点名地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尽管刘少奇找机会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毛泽东也表示了谅解，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完全按毛泽东的意思进行了修改，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由此而产生的芥蒂，更加重了毛泽东对党内产生修正主义危险的恐惧，毛泽东不再信任中央一线，并把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视线转移到了刘少奇身上。
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下发后，“四清”运动按新的方针重新部署，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过火偏向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是，文件中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更拔高了运动的性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得以在更高层次上升级，成为下一步发动更大规模运动的理论前提。中央高层中阶级斗争矛头向下和矛头向上的两种趋向，终于不能相容于一个统一体内了，向上的趋向带有更强的理论驱动力，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必然要在现实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根据。
刘少奇在会上挨批以后，在“四清”和其他工作上表现得更加谨慎，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左”的认识。他在1965年7月6日工交系统座谈会上讲：“农村、城市四清运动证明，干部绝大多数是可以革命的，只要党号召，提倡就行。”他还说，“地富多年做工，改造得好的，可以赦免，可以参加工会”（注：刘少奇在工交系统四清座谈会上的讲话，1965年7月5日。）。这表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已经有了比较冷静的认识，并萌生了要调整阶级政策的想法，这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在已经形成气候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趋势下和在“四清”运动激化起来的党内高层矛盾面前，这些想法已经难以实行了。
刘少奇在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上比较实际，比较正确，但到农村“四清”中又搞得比较“左”。这一逆转，是“反修防修”的“左”倾迷误逐步支配了党内最高层的结果。它使刘少奇一些有价值的设想失去了探索的条件。刘少奇要解决党内腐败现象，解决基层干部作风问题的良好愿望，他为干部深入基层，克服官僚主义，与群众同甘苦所做的种种努力，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指导思想下，都不能不产生“左”的效应，一些做法甚至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已经营造起来的“左”的大环境下，他试图阻止阶级斗争进一步上扬的努力，使他也掉进了“走资派”的陷阱之中。这场“四清”运动既是“文革”的预演，也是刘少奇厄运的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