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一代以陶希圣、陈登原先生等为代表，第二代以何炳棣、吴承明、傅衣凌先生等为代表。何炳棣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担任过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的华裔学者，其成就有目共睹，其学术道路也启人深思。正如主持人张国刚先生所言，今天这个以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为主题的座谈会，只谈其学，不谈其人，主要目的是请大家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辈学人所开创的道路。
为何需要国际视野?
中国史学研究要不要走向世界，要不要全球化，是学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去理解。在经济层面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应该融入而不是抗拒全球化。但学术层面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像历史这样在西方被划归为人文或者艺术的学科，以及诸如此类民族特性比较强的学科，其全球化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就值得商榷。但无论如何，即便自己承续的依然是乾嘉理路，了解他人(国外)的研究状态也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史学研究应该具有国际视野，已为学界所认同。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而言，它与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学科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经济史)诞生伊始便是一个国际性的学科。中国原来没有社会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是从193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经由日本、西欧、苏联等国传人的，所以其学科规范、理论构架、分析方法等都建立在外来学术的基础之上。虽然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仅仅局限于经济制度研究及初期经济史料的考核等方面。但其研究路径与西方并无二致。20世纪50年代后期N70年代的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同样来自西方。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历来就是全球性的、国际性的。
英国前历史学会会长巴维·克拉夫曾经说过，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还引用名为戴维斯的话说，到目前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做出了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基于这样的一种共识，西方的经济史研究也逐渐从对经济制度的考核、经济史料的辨认转向了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因此，经济史是历史学科中最早社会科学化了的学科。众所周知，无论流派如何纷杂，经济学科是没有国界的，以它为基础的经济史研究自然也没有国界——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研究方法相似。
全球性、国际性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中国际视野不可或缺，如果硬要闭门造车，学术水平就不可能提高。
1．研究对象的变迁
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早期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当然，这里的经济制度内涵很丰富，与政治制度也有关联)，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经济制度史研究。196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对象大大改变，譬如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口研究、生态环境研究、大众文化与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等等，都成为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对象。1990年代以后，研究对象愈发扩展。如今，国外经济史研究早已突破了早期经济制度史研究的狭小范畴．而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环境史等密不可分。在西方，依然延续三四十年代的方式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很难找到；在国内，这样的学者也越来越少。
从研究对象的时间来看，西方过去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革命时期，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先秦两汉等较早时期。譬如对周礼、均田制、两税法等经济制度史的研究。1970年以来，研究对象的时间逐渐后移，近代早期成为重点研究时段。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罗兹·墨菲曾在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讲，明清经济史研究在全美中国学(汉学)研究中，实力最强，学者最多，学术水平最高。但有些学者为了捕捉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长期特点，将对象时间拉得过长，譬如有些近代经济史研究者将对象时间追溯到晚明、甚至宋代，也有过犹不及之处。至于国内的断代史研究方法在西方早就被淘汰了。
从研究对象的空间来看，呈现出缩小与扩张的两极态势。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过去的经济史研究都把中国看做一个整体。但197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的空问单位越来越小。我连续参加了几届代表西方主流史学研究思潮的国际经济史学大会，每届都有几千人，至少120场的研讨会，但几乎没有人讲俄罗斯怎样、中国如何这样宏阔的议题，都是谈其中很小的范畴。这种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改变无疑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此同时，政治区划、地域分割被进一步打破，譬如一些学者提出的东南亚经济圈等等。缩小和扩张，二者相辅相成，使经济史研究实现了将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地域共同体的整体性认知的超越。
从研究对象的社会身份来看，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平民化特征。过去关注的都是上层政策的制定者、杰出人物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等等，现在逐渐将目光投向农民、工匠等普通人。在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大家讨论的都是诸如中世纪某个德国小镇上的妇女在其社区里的经济角色、家庭劳动等议题。
2．史学观与方法的变迁
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包括经济史研究中争论最大的是“西方中心论”。细节须赘言，我想说的是耶些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譬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在学理上是否站得住脚?事实上，西方也好，中国也罢，作为世界的一部分都是有局限的，无论以何种“中心论”来看待中国这个研究对象．都不可能客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心论”本身就值得反思。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所创造的这套话语系统、分析结构呢?有的学者，比如黄宗智，主张破除一切西方话语系统，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概念系统、分析系统，他将其称之为范式。但随之而来的批评便是：这样做得到吗?在国际化的当下，我们能否将西方社会科学系统中的“西方中心论”成分剔除掉，而只保留它的研究方法?诸如此类的争论一直在持续。
早期的经济史研究，用的基本上是历史学的方法，譬如考证、实证等；20世纪中期开始从宏大的历史哲学、历史规律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研究主题的扩大．史学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已经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在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几乎看不到使用单一研究方法的成果。即使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其提交的研究成果也深受社会科学以及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方法的增加使经济史研究的变化成为可能。最近两年的国际经济史学大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生活水平问题。经济学认为，生活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准。虽然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依然是收入、分配、消费等，但是研究的范畴受到了社会学的深刻影响，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层，而是精准到某个社团、某个郊区的生活水平。如果将不同历史学家用此类相似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便有了跨地区、跨国、跨大洲研究的气象，得出的结果也更有意义，也不会像过去何炳棣先生笼统地提出18世纪中国的生活水平比法国要好的说法那样令人难以信服——第一缺少证据，没有量化分析；其次缺少标准．所依据材料的样本是否充分、是否采用了第一手档案都不可知。至于细致到对某个小社区的内部关系作出很明晰的解释，何炳棣、谢和耐等老一辈学者都还做不到，这也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不复存在，它更多地呈现为经济史、社会史、观念史、生态史、文化史等各方面的糅合样态。
3．研究国际化
过去我们常说日本风格、中国风格、苏联风格、美国风格、欧洲风格等等，但今天好像越来越趋同了。有人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我觉得也不尽然。当然，从语言方面来说，英语是最强势的。国际经济史学大会规定使用的两种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但开理事会时，只有法国人说法语，大多数人都听不懂，昏昏欲睡。得益于英语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它的学术成果往往格外受到重视。还有些国家尚未摆脱殖民地心态，认为用英文发表的文章才算一流的，用本国文字发表的文章是二流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偏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好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不留意国外同行正在说什么、做什么的。
基于上述关于经济史研究趋势的三大判断，我们应该具有国际视野。
结语
国内经济史学研究较之1950年代是大大衰落了。过去作为“五朵金花”中的重头学科，经济史研究曾经对政治史研究、国家政策制定等产生过深远影响，但现在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这意味着经济史学与其他学科联系得更紧密了，像在座的赵世瑜先生，便是从经济史研究转向社会史研究的。在老一辈学者譬如何炳棣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上，经济史—社会史一观念史的演进轨迹也依稀可辨。何先生的晚年著作是《<孙子兵法>考》和《<老子>考》，这是思想史方面的东西。很多西方学者也是如此。譬如孔飞力写的最后一部书《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关于观念史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进入到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参加国际经济史学大会的经济学家要比历史学家多得多。其中也不乏一流的经济学家。他们在经济学领域取得成功之后，希望能在历史中得到印证，于是转向经济史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极其反对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而是希望看到不同的东西。
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学者进入到经济史的研究中，使得经济史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了。一方面，固有的旧模式正在逐步消除；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正在逐步加强，由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全方位地看待历史才能实现。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