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岁杪，刚得知林增平教授病情加重的消息，又连奉丁日初教授嘱赴上海参加中山学社学术活动的手谕和电报，我怀抱且喜且忧的心情，匆匆登上72次列车。我将再次面聆丁先生及沪上众多前辈的指教，领略“海派”雄风，是为所喜；然林师的健康状况有悖于学界同仁及湖南师大全体师生一月前举杯共庆这位病魔缠身的师长70华诞时的祝愿，我实深以为忧。临行前10分钟，我赶紧给林师寄呈一函，谨祝他老人家新年大吉，早日康复出院。讵料此函还在邮路上，林师却已撒手尘寰了！
今日下午4时许，当我和杨天石先生抵达上海华夏楼时，丁先生首先郑重相告的就是林师见背之噩耗。我忙问：此讯来自何处？是否可靠？丁先生告以有长沙专电为凭。他嘱我起草唁电，以我们3人之名义发往湖南师大，聊寄哀思，然后交代次日学术讨论会发言事宜。而此时此刻的我，眼前一片模糊，脑海交叉出现的只是林师的音容笑貌和如海师恩。
1978年秋，两次高考分数偏高却阴差阳错连遭冷落的我，勉强被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我以玩世不恭和自暴自弃的态度，在“本是河中一破舟 ，人生何必苦相求”的意念中荒废了第一个学年。然当中国近代史课程由新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之作者林增平教授主讲时，我不得不端正学习态度。身为系主任的林老师虽不善言辞，然驾驭史料，分析问题如轻车熟路，介绍学术动态如数家珍，随时可以把听者带到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在林老师的教学语言里，他从不提及自己那些备受史坛称赞的学术成果，也不喜于突出“我认为”，而是借助于丰富的史料，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不露声色地溶于讲述中，颇有水到渠成之功力。至于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经历和个人恩怨，也从未带进课堂。即使课后偶尔谈及，亦淡如过眼云烟，以德化之。从林老师身上，我似乎领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大家风范，也产生了学习近代史的兴趣。某日偕同乡上岳麓山，登云麓宫，以茶当酒，举杯吟咏：“云宫痛饮未名茶，笑看城中百万家。自古长沙多俊秀，且邀岳臂挽年华。”其心境之速变，由此可见一斑。期末近代史考试时，我侥幸得全班最高分，此事也增添了我跟随林老师继续学习近代史的信心。随后，在阅读史籍和思考问题过程中，我似乎也和林师的几位研究生一样，常从这位诲人不倦的忠厚长者身上进一步感受到他的平凡与伟大。无论所提问题浅显幼稚与否，公务繁忙的林老师总是满面春风，细心解答。
记得有一次，我登门请教关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与结构问题时，冒失地问林老师：“在您亲自执笔的《辛亥革命史》上册第一章里，您说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已经产生市民阶级；但您随后不久发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中，又阐明还没有产生市民等级。您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衡量中国市民等级产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如此咄咄逼人而有伤师长自尊的问话，我一说完就有点后悔莫及。林老师却笑着回答说：“你问得不错。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好，你可以继续思考。”寥寥数语，林师笃实坦诚之为人，吞吐万物之雅量，见于形色，溢于言表。稍后，我就清末革命党人的阶级属性与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等问题提出与林师所曾论证和坚持的“中下层说”相左的想法时，他的微笑似乎也给了我一份不可多得的宽容与默许。时过十余年，当我将此类心得正式形成文字，出席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且在会上“答记者问”时，林师的微笑与祝贺把我心中剩留的那丝时隐时现的余虑全抹去了。拙稿《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指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深入展开的今天，后世史学工作者可以怀疑或否定‘中下层说’，不过，也不要忽略了此说曾经对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开创性劳绩。”（《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第180页）这段文字与其说从史学史角度客观公正地指明了“中下层说”的积极作用，还不如说我是旨在表达对持“中下层说”很坚决的恩师林增平先生本人的崇敬与感激之情而有意添笔的。对于挑自己毛病的学生，我不知道普天之下究竟还有多少种足可师法的训导方式与风格，我只确信，林师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可望与麓山同在的不朽丰碑。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所熟悉的林师就是经人合一的一代师表。
那时候，除了随时请教外，林师还常为我提供许多读书便利。系资料室和院图书馆的线装书和孤本向来不对本科生开放，升任副院长的林老师却对少数有撰写任务的学生“特批”。我跑省图、省社会科院、省政协等处查阅资料时，平时并不喜欢麻烦人的林老师总是用便函或电话为我引路，畅行无阻。于是乎，中学时连历史课本都没见过的我，也开始学做史料收集。我原本不知史学论文为何物，也动笔试写起学术心得。在林老师的指点和关怀下，我的处女作得以公开发表，并且分别获得本校和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报告会优秀论文奖。此稿后来还收入林老师主编的一个论文集。大学期间所完成的3篇习作，如今连我自己也怀疑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学术价值。而意味深长的是，每一篇习作都经过了蜚声中外的史家林老师不止一次的修改与奖饰。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两次高考录取受挫的我虽不得入名校，却遇一良师，实乃不幸中之大幸。这是因为，对一个接连失望于人生拼搏的青年来说，一位硕学大家的指点与呵护将是何等珍贵和重要！
临近毕业时，林师赠我一套《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并对我说：“我大学期间还没发表过论文。你已有了好的开头，坚持下去，会有结果的。”我自量至今仍未步入望而不可及的史学殿堂，根底才识云云，尤不敢仰望林师之项背。而一代宗师之于后学之鞭策与期待，全凭几句家常，如和风化雨，润泽久远，令我感佩至今。毕业后，先后升院长、校长、博士生导师，又兼多种社会职务的林老师仍没有忘记我这个苟且于世态炎凉的本科学生。不说别的，为了把我从家乡益阳调出，他和工于古史的已故陶懋炳教授替我联系过3个接收单位。
申江应请，理当饮水思源。恩师猝逝，此源竟成乌有！一纸凶讯倍添冬天的寒冷，满江流水带不走我心中的无限哀痛。西望故乡，扶今追昔，唯有仰天长叹——
大度犹容五车富，
恩师一去半山空。
1992年12月28日泣草于上海华夏楼
《社会科学报》（上海）1993年2月25日第4版；
《林增平先生纪念集》，1995，长沙；
收入郭世佑《史源法流》一书（法大人札记丛书之一，郭世佑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