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先生又提到了南非问题，这很好。我历来认为，在讨论我国都市穷人居住权问题时扯什么“拉美化”是莫名其妙的。我们的贫民，尤其是来自农村的新移民所受的待遇还根本达不到今天拉美的层次，我们面临的是“奥斯曼化”问题。如果说拉美的问题被认为是所谓“自由竞争产生两极分化”的话，那么没人会把民主化以前南非的“黑白区别”看成是这种问题。南非的问题产生于身份性壁垒和以此为基础的制度性歧视，而不是什么自由竞争，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这个背景下放着南非不比而去侈谈什么拉美，这不是混淆视听吗？
从“征发劳工”到“流动劳工”
改革30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在亚洲最快，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内（恰恰也是30年左右）也是非洲最快。如果仅就白人内部看，南非与欧洲一样是发达的福利国家，而且南非的公营经济比多数欧洲国家更发达。在种族隔离时代末期的1986年，公营部门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产值的26%，出口的一半以上和进口的25%.（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51页。）这和我们也很类似：发达的国家财政给我们的市民和他们的白人（这两者在两国人口中的比重也相当近似，即都只占1/4左右的少数）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口则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进城农民”处境也与他们的“进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
改革前我国曾以严格的身份壁垒和户籍管制把农民禁锢在乡间。而南非也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同样是通过户籍管制实行歧视性的准入制。1921年时，占南非人口总数70%以上的黑人，只占城市人口的13%.
在我国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得到特别恩准改换身份的“招工”机会极少，而“民工”这个概念在当时意味着对农民劳动力几乎是无酬的征发调集。笔者当年就曾作为民工参与过许多工程建设，亲身体会到农民躲避“出民工”的种种现象。那时农民是没有自愿出去“打工挣钱”之说的。至于由民工变成“市民”那就更不可能。既非恩准，也非被征发而外出打工，那时叫做“盲流”（文革时一些地方甚至俗称“流窜犯”），被抓是理所当然。连打工的权利都没有，更别说居住，所以那时谈论“贫民区”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在南非，1834年废除奴隶制后也曾长期保留征发手段来利用黑人劳动力，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就规定每个成年黑人每年必须在居住地以外劳动3个月，否则必须交纳10先令的劳动税来代役。在那个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不迭的状态下，对白人来说问题也不在于要“隔离”黑人。所以“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也是到1948年后才出现。从这一点讲，陶短房先生认为索韦托出现后种族隔离“强化”了，也并非说不通。但应当强调：这绝不意味着此前黑人待遇更好。
直到市场经济和工业发展后，征发“民工”之制衰落，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迁徙动力，使得城市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我们的农民与他们的黑人来打工：在南非，1911年“征发劳工”为“流动劳工”所取代，不是“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而是黑人主动进城而白人限制，严格意义上的“种族隔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种族压迫）的确是这时才成为主要的歧视方式的。到上世纪70年代，在南非城市人口中黑人已超过半数，而这些黑色“进城农民”与白色“城市户口”间的冲突也就尖锐起来。而我们中国，在改革30年后“民工”也从被征发的不情愿者变成了不可遏制地涌向城市的打工者，2亿多“进城农民”的规模直追“户籍市民”。与此同时，两国又一个类似之处是：由于各种行业准入限制和其他给定条件，许多“上流”职业之门对这些贫穷新移民是关闭的，我们的进城农民和他们的进城黑人在两国城市中都是主要从事“上等人”不愿干的低收入、重体力、高危险劳动。
居住歧视与“回乡终老”
两者在城市都受到一系列明显的制度性歧视。注意：这些歧视是“制度性”的，就是说并非一般所谓观念上的“偏见”可比。举例而言，美国的许多白人，尤其是富裕白人对黑人，尤其是贫困黑人是有“偏见”的。如果某一街区房价较低，穷人搬来较多，或者政府在这里盖了不少廉租公屋，或者街区附近有空地，穷人进来盖了棚户，那么原来住在这里的富人不能阻止穷人进入，但富人自己可以搬走。这样也会形成贫民区。例如纽约曼哈顿主城区北部的哈勒姆就是这样从混合住宅区逐渐变成贫民区的。
但是，如果像南非那样可以把穷人（黑人）强行赶走，或者不许进入，或者把穷人圈禁在某一地域而不许其自由迁徙，那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
在这个阶段，制度性歧视在居住问题上比之其他方面往往更严重，也更根本。在没有制度性歧视的国家，人们批判“贫民窟”现象是为了改善贫民的福利。但如果根本就不让你成为“市民”，那么对“贫困市民”的福利搞得再好，对你又有什么意义？而在“征发劳工”与抓捕“盲流”的时代，被征发者避役思乡而不可得，“盲流”则处在“打黑工”状态，连人都会被抓，又何暇关心他们的窝棚是否被拆毁？
只有在有了相对而言的打工自由，但却缺乏起码的居住自由的情况下，像南非过去对“进城黑人”与我国今天对“进城农民”的那种状态，居住权问题才变得非常重要。与通常的民主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与南非都靠严厉的手段来清除穷人在城里的“违章”居所，从而创造了城里“没有贫民窟”的“奇迹”，保持了城市的宏伟壮观。不同的是，他们主要把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离型贫民区，而我们主要把打工农民安置在单身的集体工棚。
而在没有福利房、买不起商品房、自建棚户又属“违章”、廉租私屋也时常被“梳理”的情况下，我国和南非都提倡让这些穷人耗尽青春后回乡终老。南非为此投入巨资在乡村地区建设“黑人家园”，还实行所谓“工业分散化”政策，通过财政支援鼓励在“黑人家园”附近建立新的工业点，以促使黑人“离土不离乡”。正是由于这些“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被不少白人纳税者视为负担，成为他们改变态度倾向于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
关于“百步”与“五十步”
正因为如此，我很乐于与曾经旅居非洲的陶短房先生讨论南非问题。继我上次的回应后，他又写了《“百步”和“五十步”没有质的区别》（《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5日）一文，与我作进一步的商榷。他对南非的流动劳工制、通行证制度和拆迁政策的介绍与我所知道的有所不同。由于前文中我讲得不够清楚，这里再说几点：
诚如陶先生所言，没有“安家权”的单身流动劳工在索韦托出现后仍然存在。其实即使在种族隔离制度完全废除后的今天，南非大量的外籍劳工也仍属流动劳工性质。但是就南非籍黑人而言，索韦托设立前他们几乎只能当流动劳工住集体工棚，搭个棚户都违法。索韦托设立后尽管也不是所有黑人劳工都有权在那里安家，但获得“常住居民”资格、有安家权的劳工比例无疑是大大增加了。虽然按规定只有打工一定年限后才能成为“常住居民”，但后来实际上很多失业或非正规就业者也在索韦托安了家。早期的索韦托是自建棚户区，后来当局建了大片廉租屋，尽管多是简陋平房，无法与欧美福利国家的廉租公寓楼相比，毕竟已非窝棚。而那些仍然属于流动劳工、未取得常住居民身份的穷人则多在周边地带搭建棚户，尽管仍属“违章”，但上世纪70年代后当局通常也睁一眼闭一眼。因此实际上在城里打工的大多数本国黑人劳工都可以在特定地区安家。
类似于“暂住证”的通行证制度的确在整个种族隔离时代都存在，即便是“常住居民”的黑人劳工也需要携带以备检查。这一制度被视为种族隔离的标志，是黑人长期抗议的焦点，包括著名的沙佩维尔惨案在内的多次重大冲突都因此而发。在黑人维权运动的压力下，1978年后此项制度虽未取消，但确实放松了，遇检查时如果不能当场出示此证，只要事后能从5公里内取来即可。
至于强行拆除黑人的“违章建筑”，过去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即便在1930年建立“西部区”允许黑人定居后，只要白人看中了这块地皮，就可以把黑人的居所指为“违章”而强行驱逐。但是1945年撤销“西部区”改划“西南城区”后，那里的黑人住所就基本不再被强拆。只有在索韦托之外当局不许黑人居住的地方，强拆与驱赶仍然时有发生。但是黑人的抗争往往使其成为重大事件：如1955年当局从原西部区索菲亚镇赶走一万多户黑人，引起一场世界震惊的风波。
制度性歧视何以消除
总之，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废除前已经遇到危机。在这个制度的末期，一方面世界舆论的揭露与批判使它的黑暗前所未有地曝了光，另一方面在各方压力下统治者逐渐不能如过去那样为所欲为。这当然不是由于种族主义者变仁慈了，而是黑人维权斗争取得了进展。过去它的黑暗更难曝光，这当然不能证明那时的制度更温和。连索韦托也没有的时代黑人的处境肯定更糟，正如“征发劳工”比“流动劳工”糟，“流动劳工”又比“常住居民”糟，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种族主义者后期不能为所欲为，主要是因为黑人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以非国大为代表的力量使黑人维权成为可能，同时他们的声音传到国际上，也导致迫使南非改变的国际压力加强。但另一方面，白人内部的政治多元化也是一个制约因素。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虽然对黑人来说无疑是少数白人专制的国家，但白人内部仍实行民主政治。而白人内部在种族问题上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英裔白人比荷裔白人（所谓阿非利堪人）要开明，反对党民主党比执政党国民党要开明。来自内部的压力也使白人中那些极端的主张不能得逞。当然在反种族隔离的运动中起作用的主要还是黑人的抗争和国际社会的压力，白人内部民主派的作用是次要的。但是这足以驳斥一种妄言：即有人说“西方民主”来源于白人为了奴役其他种族而保持自己内部团结，内部越民主，对外奴役越厉害，似乎专制制度反而有助于消除对外奴役。南非的例子证明这完全是胡说。尽管白人内部的民主确实可以与外部的种族奴役并存，或者说只有白人民主是不能消灭种族隔离的，但这绝不等于专制反而会有助于消除或弱化种族奴役。事实上，不仅专制的白人政权压迫黑人更厉害，而且专制的黑人酋长也往往与白人联手压迫自己的同胞———而且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压迫往往打着维护“传统”、抵制在黑人中实行“白人的人权标准”的招牌。在南非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镇压黑人最残暴、造成流血最多的，恰恰是几个“黑人家园”内与白人极右翼结盟的传统专制酋长，而不是那时已为改革派控制的中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