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文革”史研究，一直遵循着“路线斗争”的理论模式。在这个理论模式之下，研究者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深处的一种潜在的、变态了的“英雄史观”。现在看来，这种基于传统史学研究理念的对“文革”的观察和叙述，远远不足以反映“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全貌，尤其无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普通民众在运动初期积极投身于其中的事实。
徐友渔先生的新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独辟蹊径，采用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借助“社会冲突理论”模式，为我们揭示了关于“文革”的另一幅更为广泛的社会图景，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笔者长期以来郁积于胸的一些疑问，也在读完该书以后迎刃而解。
这里有必要说明，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模式考察和解释“文革”，并不自徐友渔先生始。早在1970年代，美国学者陈佩华、骆思典、李鸿永等就已经对此进行了尝试，并因此奠定了他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但在笔者看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采样样本地域的局限（主要是广州地区）和样本容量的局限等问题。这样，在有限的范围以内，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成立的，富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当他们试图用这种区域研究的结论去诠释整个红卫兵运动的时候，就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了。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写作于1992——1996年间，199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与陈佩华、骆思典和李鸿永等人相比较，徐友渔先生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先，在写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的过程中，徐友渔先生有意识、有计划地采访了100多位当年的红卫兵。采访对象的选择考虑到了（一）地域的广泛性、（二）年龄层次的代表性和（三）组织派别的代表性。这就使得他的研究采样不仅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具有更多的包容性。
其次，徐友渔先生早年曾经亲身经历红卫兵造反运动。他是四川红卫兵组织的核心人物。因此，他对于红卫兵内部的社会成员结构、组织原则和运作程序了如指掌，同时对于红卫兵在造反运动中的心路历程有深刻的体验。
第三，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文革”运动的亲历者，徐友渔先生对于“文革”期间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出台的背景情况更加了解。这也是外国人或年轻一代学者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以上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本书成功的基础。
当然，《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的成功，最重要的，还应归功于作者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
笔者认为：运用“社会冲突理论”解释“文革”，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无情揭破了“XX当家作主”的温柔面纱。“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和矛盾冲突的许多事实，在这类研究作品中表露无遗。这极大地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积极投身“文革”运动的社会动因。相形之下，“路线斗争”理论模式对于群众运动成因的那种简单化约的解释（如狂热的个人崇拜和盲目迷信等），显得尤其苍白和片面。
其次，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模式深入地研究红卫兵运动，必然涉及到“文革”期间的若干“异端”思潮。这是目前国内“文革”史研究主流话语中又一个被小心回避的话题。现在看来，所谓“异端”思潮，实际上反映着当时中国社会内部不同利益群体、阶层对“文革”的不同态度和预期。从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清晰地看出，对所谓“异端”思潮的镇压，特别是对所谓“极左”思潮（如“四。三派”和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社会公众对最高领导层发动“文革”动机的善意的理解。他们要求将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革命进行到底。）的镇压，反映出“文革”发动者和普通民众在“革命”动机和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同时表明了“文革”发动者的政治保守倾向。由此看来，近来一些“新左派”同人试图将“文革”群众运动归结于“文革”发动者的主观善意和先见之明，而忽略了底层群众运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以及“文革”发动者和各群众组织之间始终存在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而美化“文革”发动者，混淆“两个文革”的不同属性，显然是有违历史的真实的。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是作者长期从事“文革”研究的一个系统化的理论结晶，包含许多精彩的论述和极富启发性的观点，笔者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总之，笔者认为，该书是目前国内学者运用西方现代学术理念研究和叙述中国问题的一个成功典范，值得我们大力推广和借鉴。
如果我们把该书和作者的《自由的言说》、凌耿的《天仇》和其他一些“文革”群众运动亲历者的有关著述结合起来阅读，可能会对上述的说明有更深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