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
乾嘉考据学派往往被认为脱离政治，没有思想内容，为考据而考据。其实，考据学派的奠基者顾炎武，正好和这种学风相反。他关心政治，反对理学，是以考据作为工具以明“经”，一方面“通经致用”，一方面阐明“经学即是理学”。
顾炎武的主要著作是《日知录》和《音学五书》。《日知录》的前七卷是书中的主要部分，他的“拨乱世而返之正”的“大经大法”和他的“经学即理学”的理论，在这些篇章中都有所论述。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顾炎武这些思想和主张，但必须指出，《日知录》绝不是单纯考据论文集，而有它很明显的政治、思想内容，抛开这些内容而论《日知录》，那真是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但后来的乾嘉学派却正是这样来衡量它的。
顾炎武是一个笃实学者，也是极端自信的人，他相信《日知录》是不朽著作，也相信《音学五书》，他以为三代“六经”之音久失其传，因而后人有改经之病，经而可改，则难语乎通经。他以为《音学五书》出，“则俗韵不攻而自绌，所谓一变而至鲁也。又从是而进之五经三代之书，而知秦汉以下，至于齐梁，历代迁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诗，可弦而歌之矣，所谓一变而至道也”（《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这些话如果仅是单纯的比喻，以为通古音后等于一变而至于道，也有些比拟不伦。而且他的意思还不是单纯的比拟，他以为读古经的训读，否则无法通经，无法通经则不能致用，更无法拨乱世而返之正。
古音学是乾嘉学派的核心，抽去古音学就不成其为乾嘉学派，但顾炎武之治古音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阎若璩是与顾炎武同时而稍后的人，也是清朝考据学派奠基者之一。他博贯群书而又精于考据，代表性著作有《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潜邱札记》等书。在这些书中没有政治思想。他没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也没有远大理想，他只是当时权贵的食客。但在他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反王学的内容。在《尚书古文疏证》里，他曾经不断地抨击王学，而主张于孔庙中“近罢阳明，远罢象山”（《疏证》八）。反对理学或者王学本来是考据学派兴起的原因之一，顾炎武之提倡“经学即理学”，事实上否定了理学；阎若璩虽然没有这种明确的主张，但他反对空疏的王学而鼓吹朴实的汉学，仍然保持有考据学派的思想内容。
这一种思想内容在惠栋和戴震的时代更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
顾炎武、阎若璩之后，惠栋、戴震被尊为考据学派的大师。清代考据学派的正统，本来是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此风由顾炎武肇其端，惠、戴畅其流，至段、王而大成。惠栋治《易》，喜以所谓古字易俗字，遵古文经的体系，却又采取今文家说，多阴阳谶纬之学，因之也谈“天人之道”。可以说，惠栋治经，纯宗“汉儒”，就此而论，它不仅没有积极的意义，而应当是批判的对象。但清初汉学家是反对理学的，惠栋的著作中仍然保持有这种内容。自顾炎武开始，提倡“经学即理学”，从而否定了理学；惠栋继起，在这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他曾经在两方面抨击理学：一是反对“先天”、“无极”等说；一是对于“理”字有新的理解。他引用先秦法家的学说解释“理”字而有所发挥。他说“理”有兼两的意义，好、恶都是理，好、恶得其正即是天理，也是人性。他反对理学家要求复尽天理而灭绝人欲的主张，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惠栋是汉学大师，他有考据的著作，也有反理学的思想内容，但和顾炎武相比，他没有那种爱国主义的热情，没有积极的政治思想。《明堂大道录》中虽然可以看出他的朦胧的政治主张，然而腐朽糊涂，实在不成样子。戴震起遂干脆丢掉了政治主张，于是清初考据学派三种内容——政治思想、反理学、考据，变成两种了。这样正好符合清朝统治者的要求，统治者要求这批士大夫不过问政治来为他们的政治服务。
戴震是有名的考据学者，也是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发展了汉学，也发展了汉学家反理学的传统。他批判了程、朱，其实他也批判了孟子。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名义上是疏证《孟子》，其实是在发挥自己的学说。戴震除了批判“理”为生物之本的说法外，也批判了“理、气”和“理、欲”的二本说。他以为不是在气禀以外，别有一义理之性，也不能于事物之外，别寻理义。有物有则，以其则正其物，是谓理义。他是以一元论的见解，反对程、朱的二元论，并以之解释孟子的一元论。但孟子的一元论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而戴震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正好是“同床异梦”。
戴震批判陆、王一派更甚于程、朱。他以为程、朱一派不过是老、释所指者转其说以言理，不是撮儒入释，是误以老、释之言杂入于儒。陆、王一派则以理实老、释所指，乃强儒以入于释。独张载不然。戴震对于张载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也可以看出戴震思想之唯物的本质。
戴震在学术研究上有比较突出的成就。汉学家必须精通训诂考据，而精通训诂考据必须精通古音。在古音学的研究上，他和江永同一路数，审音和考古兼长。对于学术的见解，戴震以为“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而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来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东原先生年谱》）。义理、文章、考核三者的分法本来是宋儒的说法，而戴震以为义理为二者之本源，其意以为二者皆为义理服务，考核、文章本身不是目的。后来汉学末流止于考据，繁琐饾饤，不仅非戴震之风，非顾炎武之风，也非阎若璩与惠栋之风。
三
论乾嘉学派者群推戴(震)、段（玉裁）、二王（念孙、引之）为祭酒，段、王皆出戴震之们，但段、王而下，学风已变，他们既不谈政治，也不反对理学，只是考据，清初以来的汉学遂逐渐失去精华，形成一个偏枯的学派。
段玉裁在音韵、文字、训诂各方面都有成就。《说文解字注》虽有缺点，但其功不可没，在注解中也时常触及理学思想问题，不过他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捉襟见肘，因而有时遵守戴震的学说，有时违反戴震的说法，不知所止。《说文解字》出自东汉许慎，许慎是一位经师，具有汉代经师思想的特色，所以在《说文解字》中也可以看出许慎的思想体系。注解此书，对于这些表现思想的文字也必须有明确交待，但段氏不足以语此。就此而论，《说文解字注》实在是不成体系的书。
高邮王氏父子在清代汉学领域内的成就，被推为登峰造极，阮元说：“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王石臞先生墓志铭》）。王念孙曾从戴震学，是清代汉学家中的正统派传人。从顾炎武到王念孙父子，虽然学术成就各有不同，但他们治学基本信念之一，通过古音以求经义，是前后汉学家所共同遵守的。二百多年，古音学之所以有突出的成就，是和这种看法分不开的。王念孙在古音学方面也有很好的成就。
王念孙父子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但在他们的学术领域内，著名的《王氏四种》中，都没有反理学的内容，也没有政治思想，这违背了清初以来的汉学传统。然而他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为统治阶级服务，看起来是消极的方法，但同样有积极的效果。统治者鼓励他们作脱离政治的考据，正是安定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有效方法。明清之际有着强烈民族思想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对于清朝来说不是一个小的威胁，而理学也是统治者需要的工具，当然不希望有人反对。通过收买、镇压种种手段来消灭这种思想，遂使部分士大夫埋头考据，他们忘掉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忘掉了他们。这就是他们积极为统治者服务的地方。
汉学派前后的变化，正如唐代歌谣说：“黄台瓜，瓜熟子离离，一摘令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汉学派的内容，一摘再摘的结果，偏枯了，形成没有目的的考据。但事情在变化着，道光以后，这腐朽的王朝摇摇欲坠，加之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封建社会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士大夫也不能以不问政治来巩固王朝统治，于是学风又变，即使是出自段玉栽亲手培植的龚自珍，也在明“西京之学”而治《公羊春秋》，他们舍弃文字训诂而从事“经邦济世”之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