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曾读过一本《罗马的传说》，文笔清新优美，以一种如诗如画的氛围引领读者神游古罗马。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忘记那本书中刻画的历史人物——恺撒、安东尼以及斯巴达克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的历史书实在太少了。而姜鸣的《被调整的目光》在汗牛充栋的历史书籍中却脱颖而出，其写法别开蹊径，借探幽访古，引领读者漫游近百年中国历史，许多早已被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重又变得鲜活生动，让人多了几分亲切感。
除了写法的奇特，更让我看重的是作战那种求真的精神。历史总是迷雾重重，让人难窥庐山真面目。为了拨开迷雾看真实，治史者必须认真解读史料，因为只有那里才有“真”。而研究历史其实就是在求真。但很可惜，一部中国近代史，因“种种原因”，被以往那种图解式的研究方式弄成了事件的堆积和概念的集成，历史人物也被抽去了性格特征，变成了木乃伊。姜鸣多年来一直认真研读史料，努力拂去历史的尘封，他的书尝试用另一种眼光解读中国近代史，从而引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其中对同光名臣翁同和与李鸿章两人有血有肉的描写和客观冷静的评价尤其引人注目。
翁同和与李鸿章皆为同光朝政要。翁氏父子两代帝师，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翁同和出入中枢数十年，官拜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又以清流首魁名重一时。李鸿章则以军功起家，平吴剿捻，建水师，办洋务，以淮系首领权倾朝野，位居督抚之首，官拜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部属故吏遍天下。翁、李二人昔日的辉煌决非今人所能想象。翁以言官出身，好从道德立场发表时论，品评官员主政得失；李则一手操办各种实务，属被评论之列。翁作为帝党首辅，以在甲午战争中主战获时论及后人好评；李则属后党干将，因在甲午战争中主和并代表清廷签署《马关条约》而被世人唾骂。爱国与卖国，就这样简单地为两位身处复杂环境的历史人物定了位。
经历过多年改革之后，一些历史学界新锐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已经升华。中国近代史其实不应该被写成一部落后民族的主诉书，因为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侵略和反侵略，它同时也是近代西方不断扩张的工业文明向东方世界的渗透，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仅仅在道德层面上无法解释圆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东方世界对西方世界采取了反渗透的姿态，而到了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都认识到经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态度由拒斥而转为主动接受。以往在爱国和卖国这个历史情结的缠绕下，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暴力东渐总是停留在“我不让你来，你就不能来”这一简单化的道德解释层面上，对李鸿章和翁同和的评价自然也就充满了道德色彩。但现在看来，这种渗透又岂是抱着如此态度就能躲开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戏剧性的战败，可以使人遥想起当年对世界大事茫无所知的清廷面对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的无奈和愤恨。所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又岂是只用爱国与卖国、主战与主和、有能与无能这种是非界限所能讲清楚的？姜鸣无疑具有了超越以往局限的历史眼光，从体察古人的心境出发，道出了些许新意，并未苟同于时论。他在书中这样评价翁、李二人：
翁同和主战的出发点，是相信海陆军尚堪一战。但我们在整场战争之中，除了听他高唱主战宏论……之外，未见其进行实质性的赞画和补救。这说明，作为想辅佐皇帝独振乾纲的“后清流”官员，有心杀贼，无策典兵，不知道如何去迎接日本的挑战，……这就是翁同和们的悲剧所在。……翁同屮无疑是爱国者，但在当时，最保守最迂阔的顽固派，其内心深处是也是充满忠君爱国情结的吗？
对于久被世人唾骂的李鸿章，姜鸣则另有分析：
若以为朝廷上下皆有抗敌言论和作战决心，中国便能战胜日本，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算盘。否则，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岂不是用爱国主义的口号便能代替？李鸿章在1864年便发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呼唤，提出中国欲自强必须学习西方。30年后，他却回避与东洋近邻日本决战，他的隐衷难道就是为了“卖国”？
熟知这一段历史的人，不能不说姜鸣的分析有些道理。
某报曾以“话剧《商鞅》为何南冷北热？”为题，报道了该剧在北京和上海演出所遭遇的迥然不同的命运：北京火爆，不少主持实际工作的部长们看了《商鞅》以后热泪满襟；而上海却门庭冷落，看过的人也无动于衷。该报分析，造成南冷被热局面的原因是因为京官们主持实务，深知改革之艰难艰难，自己和剧中主角商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上海观众因多是抱着看客心态，剧中人物没法引起他们的共鸣。这一报道给了我一个启示：换一个角度解读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晚清政府官员中操作层与思想层的严重断裂这一事实常常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洋务事业的内蕴了解也不同。翁同和与李鸿章的矛盾与其说是爱国与卖国的矛盾，不如说是思想层（翁同和等清流言官）与操作层（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完全断裂而引起的矛盾。这种矛盾再与晚清官场上尔虞我诈纠结在一起，更使两派势同水火。坦率地说，与洋务派相比，清流们尤其缺乏冷静的审时度势。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其实已经看到了他的“洋务新政”是“纸糊的老虎”，是“虚有其表”，中国必须另求改造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李鸿章的命运其实也是近代中国命运的折射。
1898年对于翁同和与李鸿章来说，都是他们一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翁同和与和睦相处多年的光绪皇帝闹僵，被开缺回籍。李鸿章则因声名太臭而被开去总署大臣职务，赋闲北京贤良寺。年轻的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帮年轻人，忙于变法维新。精英们的宏大事业在开张百日后就被慈禧太后轻轻扑灭。囚禁光绪，诛杀“六君子”，追捕康、梁，一时间北京城内一片白色恐怖。翁同和因向光绪推荐康有为而获罪，被慈禧太后“永不叙用”，“交地方严加看管”。接旨后的翁同和心情忧郁，却又不肯认输，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
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和推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臣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何如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因此获罪，唯有自艾而已。
急于说明“微臣去国之后”，是要解脱责任；再三强调“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是要表示忠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翁同和果然表现了他坚定的立场和很有代表性的处世风格。
在这一年同样获咎的李鸿章，赋闲后仍关心时事，向康有为的强学会捐款3000两要求入会，被拒绝，老脸上很是难堪。变法失败后，有人将此事上奏朝廷。一日，慈禧太后召见李鸿章，问道：“有人参尔康党？”李鸿章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好一个“臣实是康党”！当时，在慈禧老太婆面前，满朝衮衮诸公，恐怕没人能有这份耿直风骨。时年75岁的李鸿章，人虽老，但骨头之硬，令后人赞叹不已！ 象戊戌变法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常常是最能体现古人性情的时机，历史人物在此时的表现，很值得历史学家反复玩味。但是透过人物解读历史，也有通过事件分析所不及之处。因为历来政治家总是被一道道光环和迷雾笼罩着，使人难以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后人对古人的评价，多半只能从大背景衬托下的历史事件中去把握，于是作为历史演进主体的人本身的性情与风格则多隐遁不见，这是多年来历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姜鸣的书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提醒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可以另辟途径，不要将自己的灵性和感悟淹没在人云亦云的一片噪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