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书店购《民国人物碑传集》一部，书虽新出，但材料却是老的，所涉民国人物有473人，多非显要之员，颇有查索价值。暇时无事，择其熟知者读去，饶有兴趣。
书中载有甲午海战时北洋海军“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之行状，为其子所撰。后人写自己祖先的传记，多溢美之词，可以想见，亦可以理解。但所述事实应大致不差，然《蔡耀堂行状》则不然，粉饰先人，修改历史，混淆视听，达到惊人的程度，令人难以容忍。兹择其记叙甲午海战一段观之：
“（光绪）十九年甲午，中日失和，两国海军战于黄海。先严驾左一鱼雷艇，与日舰西京丸激战三次，勇敢奋击，以少困众。日将军司令长桦山中将及西京战士目睹先严之精悍威猛，为之挢舌胆寒。十月，我军退守刘公岛，先严改带福龙艇。明年乙未正月，为日军包围，全军覆没，先严义愤填胸，痛兹大难，遂投海殉节，漂泊半日不沉，为日舰捞救俘之以去，留东京年余。”
这里说的是蔡廷干在甲午海战中的两次重要表现，一次是黄海海战；一次是刘公岛保卫战。在这两次重要的作战活动中，蔡廷干的真实表现却与其子的溢美之词相去甚远。
蔡廷干（1861～1935）,字耀堂，广东香山县人。1873年，清政府选派第二批官学生出洋时，被派往美国学习。归国后在福建水师任职，后调北洋，积功至都司。1894年9月17日中午，中日双方在黄海相逢交手，蔡廷干率“福龙”号鱼雷艇参战。当时载有日本海军中将桦山资纪的观察舰“西京丸”，本是列入非战斗行列的，但被北洋海军“定远”和“镇远”击中舰舱客厅和右舷后部水线，在受重伤逃窜时，恰好遇到由大东沟港口赶来参战的“福龙”号鱼雷艇，当时“西京丸”因舵机损坏，仅凭人力舵勉强航行，加之船右舷后部中弹进水，实际上已无战斗力，只好任凭“福龙”号攻击。蔡廷干率“福龙”号驶至“西京丸”正前方，连发两颗鱼雷，由于技艺未精，皆未射中，其一颗由“西京丸”右舷越过，第二颗向其左舷射去，由舰底穿过，皆未引发，致使受重伤的“西京丸”得以逃离战场。所谓“以少困众”则是其子的修饰之词，蔡廷干的“福龙”号一对一的与受重伤的“西京丸”对阵，尚且不能将其击沉而使其逃脱，更何言“以少困众”了。
如果说在黄海海战中蔡廷干的表现尚属技艺未精而致失误的话，那么在刘公岛保卫战中蔡廷干的临阵脱逃则就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1895年1月底，日军包围威海后，开始进攻刘公岛北洋海军基地。此后北洋海军与日军苦战多日，彼此皆有伤亡，处于相持阶段。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蔡廷干与“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密谋逃跑。2月7日清晨，日军向刘公岛发动第五轮进攻，北洋舰队配合刘公岛炮台奋勇反击，击中日舰“松岛”、“桥立”等五艘。就在日军攻击力大为减弱之时，蔡廷干、王平等率“福龙”、“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等鱼雷艇，以及“飞霆”、“利顺”二汽船等共15船由刘公岛北口逃出，开足马力向西逃窜。“福龙”号鱼雷艇行驶速度快，本有可能逃脱，但因锅炉管损伤，速度减缓，遂受日舰围击。蔡廷干与其他各舰皆被日军俘虏，只有王平率“左一”号逃到了烟台。蔡廷干等在刘公岛保卫战处于万分紧急的关键时刻，为了个人的安危临阵脱逃，弃岛而去，极大地动摇了军心，打乱了丁汝昌的防御部署，并使北洋舰队一下子损失了15条船，战斗力大为减弱。如果没有蔡廷干等人的临阵脱逃，刘公岛保卫战本来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以待援军，不致迅速崩溃，全军覆没。而这一可耻的逃跑行径，在其子的笔下，竟然成为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先严义愤填胸，痛兹大难，遂投海殉节，漂泊半日不沉，为日舰捞救俘之以去，”简直成了第二个邓世昌。史之曲笔，恐莫过于此。
甲午战后，蔡廷干因逃脱和被俘，受清政府革职处分。如此大罪，受这点微薄处分，且不久又被开复，这与黄海海战中方伯谦临阵脱逃后被军前正法相比，可以说轻到不能再轻了。但是蔡廷干连惊带吓，神色久久不愈。《蔡耀堂行状》记载了这一情况：
“先严既经战役劳苦，军败投海，濒于九死，俘羁异国经岁，身体精神俱受重创，……忧伤憔悴，百念俱灰。于是闭门读书，不问世事，尤喜黄老家言，日手《道德经》一遍，覃精澄虑，以窥究竟，盖服膺知之不殆之言，而身体力行，绝意仕途矣。”
蔡廷干果真如此吗？非也。其灰心丧气，无脸见人的窘迫有，但追逐名利和荣华富贵的心思并没有消失，习黄老之学只不过是遮其窘迫的饰物罢了。甲午战后没有几年，蔡廷干就加入了袁世凯的北洋幕府，被保以参将补用，不但没有降级，反而升了官。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海军部调蔡廷干充海军军制司司长；1912年，因佐袁世凯起事有功，被任命为军事参议，旋授海军中将。1918年，冯国璋派其出任修改税则委员会主任；1926年，张作霖委任其为外交部总长；10月,晋升海军上将。一个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逃兵，不仅逃过了战争的风险，逃过了清朝政府的惩罚，还逃过了当时社会舆论的谴责，并且能够继续其仕途，“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直将官做到外交部长和海军上将。这事情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发生，也是只有在那种特定的体制下才会出现的奇观。
史家治史，当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为历史负责，为天下苍生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不能仅为将相王侯粉饰，为祖宗先人涂金，似此下去，史与不史何异？史将不如不史！过去我们说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但是人民的概念太宽泛了，蔡廷干之子并非什么大人物，做为人民中的一员，他写自己先人的历史，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是这样的历史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吗？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这段早年写就的历史已经变成了史料，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后人引用。将无耻说成荣誉，将逃兵写成英雄，这就是我们正面对着的历史。你是相信它呢还是什么？面对这早已被涂改得面目全非的历史，做为一个史家，你能看得下去吗？我想历史还是应该由社会良知来写，谁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历史就应该由谁来写。任人涂鸦的历史，除了扰乱视听，徒惹后人的耻笑和嘲讽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价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