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本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相对薄弱的“纯学术”，由于种种原因，已被“官”“学”双方冷落多年。不料近来却突然“走红”，在“官”“学”双方都引起了某些兴趣，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国学热”。“国学”而成“热”，殊为不易。有人认为这是媒体“热炒”的结果，但媒体为何要热炒这与国计民生原本干系不大的“绝学”？而媒体的热炒为何又能得到相当的呼应？可见，除了媒体的“热炒”外，定有某些更为复杂深刻的背景与因素。
其实原来本无“国学”一说，只是在近代西学东渐且所向披靡的情境下，才有“国学”的产生，以与西学/新学相区别乃至相颉颃。但“国学”原无精确定义，举凡有关中国传统的各种道德文章、经济学术等等都可称为国学。因此，从近代开始到本世纪初，国学倒不乏学术之外的社会政治意义。它曾是“顽固派”抵制新学、反对革新的工具，又曾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鼓吹“反满革命”的有力武器。不过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新学”成为彼此争斗不休的救国方策之后，“国学”被目为“落后”，遂蜕尽“杂色”而退居边陲，成为涉世无多、仅囿于书斋的“纯学术”。但却也因此才产生了一批成就斐然的“国学大师”，其学问与人品，大都令人敬佩。
不过1949年后,在学术领域也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取代一切旧的学术传统，国学首当其冲，对《红楼梦考证》的批判成为建国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先声。国学因而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被严厉批判，再次被赋予一种难以逃脱的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境下，如果仍坚持“国学研究”就意味着拒绝“改造”；如果放弃这种研究，就是事实上的失败与屈从。在局外人难以想像的巨大压力之下，国学终于完全销声匿迹，确成绝学。
但90年代“国学热”所反映出的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倾向与80年代“文化热”中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态度，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因此，人们很容易也确有理由认为这是对前一次“文化热”的对立和否定。然而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就更深的层面而言，国学热恰恰是前一次“文化热”的逻辑必然发展。正是充满激情亦因此偏激的第一次“文化热”将传统文化的许多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摆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加冷静、理性、细致的研究和思考，“国学研究”自然而然提上日程。事实上，梁漱冥及“新儒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和思想，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可以说，无论有没有80年代末的“风波”，“国学”都会重受学者重视的。当然，表现形式或会有所不同。在“风波”之后随之而来的“大批判”中，学术研究的空间一度骤减，一些学者开始提倡国学研究，一方面确有意藉此摆脱言不由衷的“大批判”，逃离政治，表明了对学术独立的维护；另一方面确是对80年代的偏激与浮躁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提出“为学术而学术”“让学术回归学术”“把学术与思想分开”等口号。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几十年“学术”与“政治”不分的情况下，在几十年“学术失范”的情况下，这对学术、文化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如果追溯历史，国学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个人有着更非寻常的意义。个中三昧，颇堪深究。如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撰写“令人神旺”的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闻一多在20年代末混乱黑暗的政治环境中，由“红烛诗人”而成国学专家，甚至因很少下楼而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斋主人”；闻一多的学生、著名的“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也转向古文字学；就连“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难以自拔。凡此种种，当非偶然。
当然，从细的方面来说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十分相同的背景：首先，“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萃，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足以将人吸引过来；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从中西兼用的角度来看，“国学”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倍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但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而又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具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使沉潜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现实、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块难得的安宁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种维系传承民族文化血脉、以一种更间接却更深远的方式“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觉足以消除由“独善其身”引起的某种良心不安，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自慰。
但对于那年“春夏之交”“风波”之后，企求在国学中躲避“大批判”、追求“纯学术”的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时下的“国学热”却是一个深刻的反讽。
国家对“传统”、“国学”的明确倡导、支持是从1989的之后开始的。1991第1期的《高校理论战线》报道了“前不久”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由北京高校部分教师组成的“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研究课题组联合组织召开了“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与会者多是史学界的“官员”，如中国史学会会长、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央有关研究机负责人等。“与会者就近几年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根源、危害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许多同志认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应该认真加以清理和批判。”他们认为这：“近几年泛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社会等各个领域”；“不少同志在联系近几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泛滥的实际情况指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尤其在经世未久，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对其危害绝不可低估。”他们还认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有四个方面：“是‘全盘西化’论的组成部分”，“是歪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产物”，“是国外某些言论的再版”，“是走极端的片面性思维方式的表现”。他们进一步说道：“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给青年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比直接的政治结论更严重，所以我们应该花更大的力气清除其影响”，“要深层次地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应首先向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开刀”。“这次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紧密联系，它不是一切都不要，而是不要传统，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党的领导，而要西化，要资本主义”，所以“否定传统的危害性越看越严重，对其严重性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处所说“近几年”即80年代后期导致“风波”的“几年”。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一开始便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与目的性。
因此，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史无前例地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发表了“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的长篇报道，提倡国学，提出：“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尊称为‘国学’，并无不当。”仅仅两天之后，8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了“久违了，‘国学’！”的短评，盛赞国学研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1993年11月14日，央视《东方时空》的又以“国学热的启示”为题，对“国学热”作了详细介绍、宣传。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屋建瓴，启迪后人”的“侧记”,报道了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就东方文化和国学作的一次报告，这北京大学团委和学生社团举办的“国学月”的一个重要项目。1994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季羡林先生的“国学漫谈”一文，明确告诉人们“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上、“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和“激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这三个方面。他尤其强调：“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
与《人民日报》如此频密地宣传、提倡国学相呼应，《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多次宣扬“国学热”，报导有关研究状况，并不断发表“国学/中国文化/东方文明”将主导二十一世纪、拯救全人类的宏文。“国家级”媒体的宣传无疑具有强烈的导向意义，“国学”迅速热遍全国。一些报纸开设了“国学”专版，一些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班或国学院，一些中小学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开始读经，政府开始祭孔，导向作用明解的央视的“百家讲坛”，事实上蜕变成“国学”的“独家讲坛”……
原本只是少数学者“象牙塔”中的“国学”，近二十年来在国家的有力推动下终于成为声势浩大的“热潮”，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做出某些调整，减弱了某些“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性”而增添某些中国传统的“特殊性”，更多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理论资源，以抵制“西化”的影响，其话语具有日渐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例如，从1989年之后，官方一直规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基调是“爱国”，对“民主、科学”却不著一字，而其“弘扬传统”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以威权政治的深厚“传统”（主要不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抵制民主观念的传播和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在思想道德层面，则以传统的“集体主义”来反对个性解放的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观念。
本文无意也不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整”做出分析与评价，仅想指出“国学”而成热，便是这种调整的结果，“国学热”无疑为这种理论“调整”提供了学术的支持和理论的力量。因此，那些最具权威的“大报”和“央视”才会不吝版面、频道热情地为国学热“造势”。当然，在政治泛化的社会结构中，这些却又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们本人所无法掌握的。对莘莘学子来说，对“纯学术”的健康发展来说，这究竟是否福祉，还要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