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300年。
容闳7岁时，因为家贫，其父把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1847年1月4日，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1848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在美期间，他对西方的发达富强深有了解，更感到中国的落后，所以大学快毕业时他就下决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于这年秋天自纽约乘船踏上归程，决心用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改造离别了八年的祖国。容闳先后在香港、上海谋职。但他一直在寻求贡献自己学识、使中国富强的途径。
最初，容闳把改造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之所以把目光首先投向太平天国，一是因为他在美国留学时，听说了洪秀全领导的“基督教革命”，身为基督徒，容闳想当然地认为太平天国是汲取西方文明的“革命”；一是洪秀全族弟洪仁1859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相识，知道他思想开明，因此，认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国的构想。
1860年秋，容闳决定与两位外国传教士一起冒险前往天京考察。
经过一番周折，容闳一行于1860年11月18日到达天京，第二天就见到了干王。老友见面，分外高兴，畅谈甚欢，性急的容闳立即和盘托出自己的七点建国之策：第一，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第二，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培养有学识、有才干的军官；第三，创办海军学校，建设海军；第四，组织良善文官政府，聘用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行政部门的顾问；第五，创立现代银行、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第六，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把《圣经》列为主课之一；第七，建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七条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重要方面，是他改革旧制度、建立使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蓝图。
两天后，洪仁又主动要和他见面，肯定了容闳所提出七点建议的优点和重要性，但最后却说，他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意义，不过只有他一人理解，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容闳大失所望。
没想到几天后，洪仁派人送给容闳一个小包裹，容闳打开一看，非常惊奇地发现里面是一方小印，长4英寸，宽1英寸，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义”字头衔。还有黄缎一幅，上面写明“义”的官爵，并盖有干王的官印。太平天国“王”下设六等爵位，即义、安、福、燕、豫、侯，“义”是仅次于“王”的爵位。按照太平天国的官秩爵序，属于第四等高阶。由此可见洪仁对他的重视。
一个多月的观察，使容闳深感太平天国不能实现他的理想。他根据自己对太平军领袖行为、品行及施行政策的观察判断，对于他们最后能否成功，大表怀疑。他认为，太平天国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国大业，也根本无法使中国复兴。第二天，他来到干王府，对干王如此器重自己，授予自己如此显贵的身份深表感谢，但还是将委任状和官印当面还给洪仁，谢绝了其好意，同时表示，无论何时，只要太平军领袖们决定实施他所提建议，或仅实施其中一项，自己将尽力而为。
离开天京以后，他恰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身上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因此积极参加、推动了“洋务运动”。
虽然对太平天国相当失望和不满，但容闳对太平天国的“发生”却并未简单否定了之：“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
太平天国的腐败、专制、残酷确实超过清王朝，但清政府政治的腐败黑暗却是农民造反的根本原因，这是容闳的洞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