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子先生是著名老报人，又以杂文闻名。办报与写杂文，在某种环境下，都要冒相当风险。因此，这位经历过不同时代、办了一辈子报、写了一辈子杂文的老人的 “个人史”，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闻、文化界的历史。
一
1915年，他出生在江苏省一户贫穷人家，因为家境贫寒，小学未读完就到商店学徒。17岁时，他已是一家南货店小店员，但对写作深感兴趣，看到家乡小镇有人新办一份小报《昆南报》招聘记者，于是写稿寄去应征，几天后就被录用，开始进入报界。当时办报自由，没有审批，只要登记即可，江南富庶，人文鼎盛，办报者颇众，如昆山县有位陈某，殊爱办报，但资金有限，只能一人办一份 《精报》，为四开一张的五日刊，冯也向其投稿。如此环境，报业自然发达，小小昆山县就有大大小小报纸许多份，竞争激烈，此伏彼起，蓬蓬勃勃，为冯英子这类报人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广阔空间。在不长的时间内，冯英子就从 “小报”走入 “大报”，从昆山县走到苏州市。
报纸是反映公众舆论之公器，是公共领域的重要平台，与个人尤其与权势者往往会有利害冲突。冯英子踏入报界不久，就几次身陷这种冲突。这些经历，颇能反映当时的公权力与公众舆论的关系。
到报社不久，他听说昆山县县长以500大洋，将一个到昆山演出的戏班子女主角纳为小星， “这本是国民党官僚们常见之事”，但他那时 “年纪轻，见识少，满脑子的正义感”，就在报上揭露此事。县长大为不满，但既不能封报，又不能公开对付他，据说要派手下侦缉队暗害他。得到消息，他忙跑到离昆山不远的同里母亲家躲起来，两个月后县长调走，始回报社。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新县长上任，换了新警察局长吴某。1933年底的一天，警察下乡抓赌，与农民冲突，没想到因警力不够反死一警察。第二天，警察局派大量警察下去，抓了不少无辜农民严刑拷打。年仅18岁的冯英子闻讯大怒，不仅在报上详报此事，还发短评说要警察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安全，现在警察这个样子，要警察干什么？新闻和评论见报后，吴姓警察局长大为光火，但无奈报道的是事实，又抓不到冯的其他把柄，只得暗记心间，寻隙报复。半个月后，冯英子报道了地方武装保安队换防的消息，警察局便以 “泄露军事秘密”为由将他抓进侦缉队。三四天后，开始对他的审理，当时县一级没有机构，只有一个承审员做审理工作。他辩护说，自己不是军人，不可能泄露军机。他与承审员两人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又被软禁起来。他未通知家人，报社也未派人看他，但他心里却很平静，并不害怕，相信上任县长都不敢对他怎样，现任警察局长更不敢拿他怎样。果然，软禁26天后，警察局长就找他，客气地说县长要见他。在警察局长陪同下，他来到县长办公室，县长也客气地要他坐下，说很欣赏他的才华，但泄露军机还是不对，希望今后合作。冯英子则把自己对承审员说的话再说一遍，拒不认错。哪知县长也不多辩，仍客气地说： “就算你对，我们也应当合作呀。”接着要警察局长送他出去，他回到侦缉队拿上自己用品，大大方方地走了。不料几天后，昆山县政府送来通知，要罚报社300元。当时300元是相当大一笔钱，报社办印刷厂也只花300元。于是，报社向江苏省政府提出诉愿，要求省政府干预；同时冯英子向法院提出控告，控告警察局长彭某渎职。此事后来没有下文，不了了之。昆山县政府未向报社要罚款，但警察局长也未被免职 （冯英子： 《劲草：冯英子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7页）。
这两个 “事件”使冯英子在昆山县名声大振，被人称为“火种”，昆山方言就是 “肇祸的坯子”的意思。不久，冯英子就离开昆山，来到苏州。
苏州报业更加发达，冯英子更是如鱼得水。这时，日本加紧侵华步骤，冯英子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1936年底到1937年夏，抗日 “七君子”在设于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冯英子积极采访，并为其他报纸撰写报道。在报道“七君子”事件中，他认识了《大公报》著名记者彭子冈等人，也开始投入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活动中去。抗战爆发后，他申请成为战地记者，多次在前线采访将士，发出许多战事报道。
在抗日战争中，他追随范长江，成为 《大公报》战地通讯记者，开始为共产党所吸引，并在范的介绍下担任了由范掌握的中共外围组织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组织总干事。抗战期间，他活跃于报界，在不少报社任职，自己也创办过几张报纸，配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抗战胜利后，他在采访报道日本投降的受降式后来到了南京。他本想到共产党苏北根据地，但范长江指示他留在南京报界，更有利于配合共产党的斗争，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放弃这个阵地。
1949年初，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冯英子奉命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准备加入共产党掌握的 《文汇报》。但到港后才知道报社内部情况复杂，夏衍也劝他不要急于到 《文汇报》去，于是他开始为 《大公报》写军事评论，专评大陆战局。不久，他认为香港左派报纸太少，于1949年5月底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创办了 《周末报》，他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专门介绍、宣传解放军的胜利和共产党的政策。 《周末报》迅速打开局面，发行量迅速增加。他的办报才干引起共产党注意，在共产党力请下，他还是出任了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同时仍兼办《周末报》。
但是，他在 《文汇报》的工作非常不顺利。他是报社的“新人”，又不是共产党员，却担任总编辑，因此一些人想尽办法给他这个总编辑 “颜色看”，他终于明白许多小动作是“对着我”。这种内耗使他心力交瘁，多次写信给范长江，要求回内地。但范回信大大批评了他不安心工作的态度，说他在香港负责两个报纸不也是革命工作吗？由于范的批评劝说，他勉为其难坚持下去。然而几个月后，他为内耗筋疲力尽，再提辞职，此时组织上也找到了合适人选，遂同意他辞去香港 《文汇报》之职，专管 《周末报》。辞去总编后，他得了一年多、百药罔效的失眠症顿时而愈。他详述了这一段经历、内耗的种种伎俩后，深有感受地说：“我在 《文汇报》的一年多日子里，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那些日子”， “宣传新中国成立的意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但是， “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既要防备国民党的迫害，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非常猖獗；又要应付自己内部的矛盾，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为我设下陷阱，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来拆我的台，使你不明不白地倒下去”。所以，他确感 “最最难于应付的，倒是我们自己的 ‘内耗’”（同上，第318－335页）。
由于专心只办 《周末报》，所以报纸发展迅速。但是，“组织上”对报纸布局通盘考虑，最后决定 《周末报》迁回大陆，在广州办报。1952年3月，他与报社同仁回到广州，一到广州，他就被告知，先期回广州的报社营业部主任昨天自杀，因在 “三反”运动中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一时想不开跳楼身亡。 “一个几十人的报社，也逼死了人，当时形势的严峻，可想而知。” （同上，第343页）由于他回国稍晚，没赶上 “思想改造运动”，此时 “三反”已经开始，他们这些人都参加 “含有三反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与 “三反”合二为一，哪一课都不能缺。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也被怀疑贪污公款，领导一直在暗中审查他。 “经过这次运动，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一个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集体，忽然变成了一个四分五裂、互不服帖的场所”， “当时在香港那种兄弟般的友谊，那种同甘共苦，不出怨言，全心全意为工作的作风，一到运动中，却烟消云散，不知哪里去了”，大家都 “你把眼睛盯着我，我把眼睛盯着你” （同上，第346－349页）。一返内地，他就开始领教 “运动”的滋味了。
“运动”半年后，上级决定 《周末报》停办，曾经的香港 《文汇报》总编辑、 《周末报》冯英子奉调到上海 《新闻日报》当一个小小的秘书，而且是工作不多的秘书，实际上是把他“养起来”。直到 “文革”后，一位当时的领导才告诉他，因为他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有人在他的档案中塞了 “材料”，所以才如此降级安排。当然，他永远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他档案中塞了什么样的 “材料”。许多情况下，这种 “背靠背”的档案材料将影响人的一生。
《新闻日报》是当时上海的大报之一，但作为一个过去的 “老报人”，他对报社的一些做法颇不适应。他说，当时的报纸头条往往是以新华社的稿子为主，而且还有个特点，即对重大稿件，各报要统一口径，所以上海的 《解放日报》、 《文汇报》和 《新闻日报》每天轮流同 《人民日报》通电话，问清一版的头条是什么内容，再分头转告，互相传递，与 《人民日报》基本一致。而且，“长江三角洲上的有些报纸，也纷纷打电话到上海来讯问，因此，报不管大小，每天的面孔几乎是差不多的，这样做编辑，说容易实在容易，因为你这时已不必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了。” （同上，第365页）
这时期是中国报业自近代诞生以来发生本质性转变的重要时刻。此前，有大量的私营报纸，如前所述，一个小小昆山县就有多家民营报纸，不必说苏州，更不必说大上海了，甚至可用 “报馆林立”来形容。但1949年后，开始整顿报业，民营报纸锐减，到1952年底，已经为数不多的私营报纸开始“公私合营”，到1953年已基本完成这种 “改造”，后来又逐渐退还私股。报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明显早于其他行业，表明执政者对报业的高度重视。此时， “新闻事业”被明确定义为 “党的新闻事业”。 “老报人”必须适应 “新特点”。
二
由于人事变动， 《新闻日报》编辑缺人，冯英子的编辑才能得到重视，又被调到编辑部。不久，原来编辑组长因“政治问题”去职，他又当上编辑组长，负责夜班工作。
在反右中，以 《文汇报》为代表的上海新闻界是 “重点”， 《新闻日报》也是疾风暴雨，报社人数不多，却有十几人被打成右派。冯英子先生素不喜欢激烈言辞，一些过于激烈的批评言辞或被他放在不重要的版面，或者干脆不登。如编辑部收到新华社发的人民大学一位教师的批评言论，一位编辑看了大声叫好，而且新华社通稿各报社可以转登。但他认为言辞过于激烈，反对登此通稿。所以在不久开始的 “反右”运动中，他不但 “幸免于难”，在运动即将结束时反受重用，被任命为编委，这倒是他始料不及的。 “反右”之后，各项运动不断滚滚而来。首先是 “交心运动”，要求每人把心中最不纯洁、最阴暗的思想写成大字报贴出来，表示对党忠诚，阴暗思想挖得越深越好，实在找不出，也挖空心思地去造，全社职工短短时间就写出4000多张大字报；然后是 “大炼钢铁”运动，不仅报纸要吹每天炼了多少钢铁，而且报社也要大家自己动手，兴建平炉，建反射炉，把报社二楼扶梯上的铁门也拆下来投入炼钢，变成废铁；紧接着又提倡养猪，报社把五层楼上的厕所改成猪圈，把猪用电梯送到五楼 （同上，第366－371页）。
几番 “运动”之后，各方元气大伤，1960年5月组织决定 《新闻日报》停办，并入《解放日报》，非中共党员的冯英子则被分配到 《新民晚报》。到新报社后，他也未被分配具体工作，打打杂，有时领导要他出去跑跑，散散心，不写稿。有次要他随记者采访市政府慰问当地驻军，明确他无写稿任务，只是要他去 “玩玩”。大概是驻军首长看他年长，且与他谈得投机，以为他是 “老干部”，非要他上主席台。他明白自己并无资格上主席台，上台后就跑到后台。不想报社同行者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说他冒充高干吵着要上主席台，结果被贴大字报。还有一次他到海岛访问，因为风大小船无法航行，正好有一条机帆船回上海，他就搭船先走，也被人向领导打小报告说他 “怕吃苦”，也被贴大字报。他深有所感地说： “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原来一个人的一行一动，都在群众的监督之下，而群众的‘觉悟’之高，也常常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同上，第385页）
由于长期无 “正事”可做，1964年夏到1965年8月，他作为 “民盟”成员被送到北京有 “民主党派党校”之称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习一年，此时已有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1965年8月，他刚结束学习回到上海，就又被派去参加由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主办的一个在南汇办的 “开门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学员都是上海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文化人，他所在的小组有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民乐系主任沈知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陆修棠。
陆也是昆山人，因此他与陆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学习班办在南汇惠通镇镇郊一个中学校舍内，校舍边上有一条水清见底、蜿蜒曲折的小河，在上海很难见到，几乎每天中午陆修棠都要拉他到河边散步，还带了一架照相机，两人相互拍照。陆还告诉他，他谱过一个名叫 《白马之恋》的曲子，因为他的夫人名肖马，所以曲子是写他夫人的。1966年春， “文革”已经开始，学习班即告结束。两三个月后， “文革”进入高潮，陆修棠作为 “反动权威”受到残酷迫害， 《白马之恋》被说成是 “怀念白崇禧”、 “是在等待台湾的反攻”，最后陆不堪凌辱，专门来到南汇这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求得解脱。两年后，沈知白先生也被诬为 “美国特务”受到严酷迫害自杀身亡。
以冯先生在1949年之前复杂曲折、尤其是曾在香港办报的经历， “文革”一开始自然就成为第一批 “牛鬼蛇神”，被关 “牛棚”，人多次被打、家多次被抄……他在书中细述个人遭遇的同时，也对报社的 “文革”历史、他人的经历作了更细致的描述。比如报社党组书记、总编束纫秋曾发过 《文汇报》总编陈虞孙的一篇杂文《钟馗捉鬼》的杂文，文中有“四个毛贼”字样，被说成是攻击毛主席的 “罪证”，陈被 《文汇报》打倒，束也被 《新民晚报》打倒。当时报社的全部工作人员共219人，被 “揪出来”的就有71人，占三分之一。他还谈到一些原本只专注自己家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普通街道家庭妇女的变化，记下了她们作恶的种种细节。其实，许许多多 “作恶者”，原本都是善良的、具有常识常理的普通人，为何一个个突然变得如此凶恶，确值得深思。
“文革”结束，冯英子以更多的精力、更大的热情来写杂文。对从 “新闻”到 “杂文”的转向，他坦率地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至于杂文，解放以后几乎是不敢去碰它的，因为鲁迅说过 ‘杂文与时弊俱灭’，难道解放后还有什么 ‘时弊’吗？经过了 ‘左’倾错误长时期的折腾，经过了那场十年动乱，人们痛定思痛，才真正发现我们这个从旧社会蜕变过来的社会，还受着旧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的影响；而且 ‘时弊’也不曾随着旧社会同时灭亡，在某些地方，看来还很有一点市场。特别是十年动乱的流风余韵，积重难返，在抚摸着伤口的时候，想到撞钟伐鼓的重要，于是我开始学写杂文了”， “我不是什么战士，决然没有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 ‘猛志’，我写杂文，也不过想提醒一下：尽管日月经天，无所不照，但太阳的自身既有黑子，地球上因地物、地貌的影响，也有太阳照不到的死角，人们在莺歌燕舞之时，也不要忘掉那些洼洼坑坑” （冯英子： 《移山集·前言》，上海文世出版社，1984年版）。
写杂文揭讽时弊，也有风险，他也时不时为自己惹了一些麻烦。最严重的一次，竟然惊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1年， 《解放日报》约他写杂文，他写了篇 《要有一点移山精神》的杂文，对一些时弊提出批评，在7月21日的该报发表。没想到两个月后，就是签发这篇文章的 《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却用 “振千”笔名写了一篇对他无限上纲、迎头痛击的杂文，题目是 《也要移一移》，发表在9月1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指责他的思想、立场有问题，是 “旧文人”的“残余”，应该好好地移一移。从约他写杂文，到对他大张挞伐，前后不过两月光景，风向却突然一变。原来， “那时正是思想工作会议开过之后，一片反右之声，有的地方已准备抛出一批人来，大有 ‘文革’前夜之势” （《劲草：冯英子自传》，第460页）。一时间，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
但是，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看到 “振千”文章后，大为激动，在9月16日给周扬写了封长信，为冯英子辩护，同进附上这两篇文章，请周转给王任重、习仲勋、胡乔木、胡耀邦等中央领导， “希望他们能注意及此”。这封信写得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他写道：“我把二文找来反复看了几遍，始终看不出冯文有什么错误 (个别字句当然可以修饰得更平稳些)，而批判他的那篇 ‘文章’，真可 ‘叹为观止’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是上纲太高，而是无中生有，捏造罪名。 ‘该文’已到了不知羞耻的程度，硬把家丑当珍宝”。 “如此 ‘贯彻’中央思想座谈会议精神，实在值得注意。这不是比 ‘反右’时抓辫子还厉害吗？有人想大搞反右派，大搞文字狱，此文及此文得以发表，原在意料中事”， “冯君自青年追随党四十余年，对党一片赤忱”，对 “如此可靠的党的老朋友，保护爱惜之不暇，何能邃作此种诬告与毁谤。看来有的人又手痒了，不打倒一大批好人，有些野心家如何能得势”。“这不是一件小事，堂堂上海，竟然如此，其他地方，又将如何？”最后，曾彦修表明了自己的担当： “我如果也属于 ‘自由化’倾向代表人物之一，很简单，我即日起即可辞去一切职务，专心读读书最好了。”周扬在10月13日 “照转”了这封信。两天后，胡耀邦即在冯英子文章上批示： “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没有什么大问题。”在振千文章上批示： “不必作一些联想的论证，看来话厉害一点。”在曾彦修信上批给中宣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道： “上海是国内外瞩目之地，对于思想文艺批评要特别慎重。” （苏应奎：《胡耀邦为一篇杂文批示》， 《世纪》2001年第3期）
由于胡耀邦的干预，对冯的批判遂告中止， “移山风波”总算平息。认真想想，此事实属偶然，是冯英子先生的幸运。如果不是曾彦修打抱不平、且有关系能将信递与中央领导，引起思想开明、作风民主的胡耀邦的注意并作批示，冯氏很可能就是 “不是运动的运动”中的 “典型”了。其他一些人，或者说多数人就无此幸运了。领导人批示往往只能针对一人一事，只有制度才能平等地针对、保护、惠及所有人。制度，确比人更重要。
“文革”中在干校劳改养猪时，冯英子先生看到猪圈旁的池塘种养许多水葫芦作为猪饲料，一时诗兴大发，填有一阕 《临江仙》，中有 “羞与桃李争春光。傲对烈日炎阳”之句。这，也可作为2009年8月以95高龄去世的冯先生一生的写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