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两种用法
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模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首先想请你谈一下，你是否认同有一个中国模式？如果有，你怎么描述这个模式？
答：中国模式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用语，人们用其来证明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以起到鼓舞人心与宣传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作用。一些西方学者在反思西方经济与社会困境时，往往把中国加以浪漫美化，以此作为参照物，来反思西方的毛病，这种西方的非主流思潮往往又与中国模式优势论来呼应，形成当下“中国模式观“的主流。另一种用法是中性的社会结构分类学用法，即从体制内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角度，对这种由特殊历史路径发展起来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予以客观的学术定位，实事求是地考察其优势、弱点、内在矛盾与发展前景。这种发展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从学理层面来反思，深化对现行体制的认识，也有助于对国际学术领域中的发展政治学本身作出贡献。
我在两年前出版的 《中国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改革》一书中，曾对发展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提出自己的分析意见。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体制，三十年来已经具有了相对稳定性，从分类学角度看，其基本特点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即国家继承了全能主义时代的历史政治遗产，在保持强势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的控制的基础上，让社会成员与企业获得相当的经济自主性。
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地方为自身利益竞争，活力得以释放，与此同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与文化领域获得一定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国家又作为大家长，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发挥着强势的调控与引导作用。这样，社会活力的释放与国家的有效调控之间，就有可能达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
更具体地说，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了执政党主导的维新路径而不是革命路径，是从全能主义体制中蜕变过来的，因此它保留着强势国家行政能力的优势，而经济多元性与社会竞争力又提升了国家吸纳财富的能力，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就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路径的制约，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在国家大家长的呵护下，自身能力始终没有得到发育，甚至产生对国家的依赖，这反过来又不得不通过强化国家功能来解决社会自身功能不足，这种因果关联进而又影响了社会自身的发展，这样的体制也可以称之为“强国家—弱社会”结构。
从政治学上分类，它是介乎于全能主义社会主义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威权主义模式之间的一种政治形态，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为新威权主义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也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模式”。它是全能主义体制按维新方式历史演进的结果，符合以上这两个条件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两个，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如果朝鲜也能大彻大悟，通过维新方式进行改革开放，会加入这一模式的国家行列之中，其他体制可以借鉴，但很难照搬。
要形成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强势组织力量，对于很多后发展国家来说是很向往的，但却是很不容易的，而中国恰恰通过革命的全能主义向市场竞争体制的软着陆，建立起一种既有强势国家，又有充满活力的企业的社会经济领域的这种结构。
“后全能型新威权体制”的特殊优势
问：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发挥积极作用？怎样看待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开始称赞这种模式？
答：我曾访问过欧洲的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他们国家人均收入排全世界的二十几位，比中国高得多，但我发现他们最大的城市却基本上没有高架，其他现代化设施也不如中国许多城市。后来才知道，该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在了医疗保健、全民免费教育、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事业上了。当他们想用国库中所余不多的经费投入于公共建设事业，例如发展城市高速路时，就要面对无数拥有强大谈判权的私有产权主人，他们会提出天文数字般的征地赔偿款，政府与业主、工会谈判的成本极高，因此不得不放弃计划。
现在许多国家，包括许多中等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国家已经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高福利政策，社会产业已经高度私人化，因此也就陷入一种发展成本极高的困境之中。尤其是许多中等发达的、过去被称之为“第二世界”的国家，它们远没有发达国家殖民地时代就积累下来的经济实力，却又超前地走上了高福利民主国家的发展道路，他们的发展困境就更为严重，实际上希腊债务危机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表现。
相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模式的情况正好反过来，国家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承担的对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劳保等超阶段的高福利包袱，使国家在经济起飞上可以轻装上阵（我们姑且不论这样做的利弊）。另一方面，土地仍然属于全民或集体所有，这样就使国家可以在国家引导的发展型威权体制下，实行现代化基本建设的低成本扩张，而各地政府被竞争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政绩意识冲动，又使他们能运用全能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行政手段，以全民大动员方式来发展本地建设。由于土地基本上是公有的，法律上仅具有使用权的被征地的居民与农民，均不具充分的谈判地位，地方政府进行圈地时，几乎所向披靡，不会遇到多少麻烦。没有一个国家能以这种来自全能主义时代的动员方式搞市场经济。
可以说，中国的高速度体现了“后全能型新威权体制”的特殊优势。这种“后全能型”的新威权主义，比起拉美型、东南亚型、南亚型威权主义，具有更强的刚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国家强力资源，从而能维持“低政治参与下的高资本投入”式的经济发展。根据海外最新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2010年度世界竞争力最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十八 （去年为第二十名），在金砖四国（BRIC）中，中国的竞争力继续领先另外三国，巴西、俄罗斯与印度。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8.7％，为全球之冠；反观目前正深陷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欧盟国家，只有该区最大经济体德国挤进前二十名。
可以说，这是迄今所有威权体制中，动员能力最强势的一种权威主义。当西方人面对本国严重受阻的发展瓶颈，那些实现了高福利国策的西方国家，以及受战乱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反过来羡慕中国的高效率，就可以理解了。
美国经济学家科利分析韩国等东亚国家与中国台湾地区何以能有发展优势时，曾提出一个“凝聚性资本主义”的概念，此类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是：一、发展趋向的政治联盟发生在资本家与统治政权之间，有能干的官僚与企业家密切合作；二、经济增长作为工作重点，把快速工业化设为国家目标；三、私人资本被动员起来致力于国家发展战略；四、国家能有效地督导并控制劳工，劳工阶级低度的政治参与，为发展的低成本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际上，中国这种后全能型体制比“凝聚性资本主义”体制，具有更强大的动员与聚合社会资源的功能。这是因为，脱胎于革命全能体制的现体制，其渗透社会的能力，组织化的社会动员方式，与发展型意识形态资源相结合，成为引导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社会化手段与资源，精英的遴选方式标准，从革命化标准，转变为以发展为导向的技术官僚化并受执政党的纪律的约束，凡此种种都成为中国模式的国家执行力的重要因素。从应对非典与汶川地震，从举办奥运到世博，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模式的强大动员能力。
概括地说，许多发达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粹—福利主义”的困境，即民粹民主与福利主义这两个因素相结合而产生的特殊发展陷阱。一方面，这些国家超前地实行了福利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下，受益于福利政策的劳工大众是巨大的票源，任何试图抛弃福利主义政策而走向刺激竞争效率的古典自由主义政客，将被视为保守派。议员与政客们为了获得大众巨额选票，不得不满足普罗大众的福利要求而牺牲经济效率，领导者不得不用过分的平均与福利承诺换取大众的政治支持。
即使力图改变这一现状的政治家，他们一旦掌权，就会发现自己受到很多限制，无法制定并实行合理的产业政策，反对党又“虎视眈眈”，会对其改革构成压力。议会中受到强势垄断集团的阻力。无法全力同时追求发展经济、提高福利、结构改革等多种目标，也无法保障政策的长期性和一致性。当需要结构性的改革来解决贫富不均时，这样的政府实际上是弱势政府。相对于上述国家，中国模式具有威权式的调控与效率至上的特点，在发展的一定时期，确实也有着特殊优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的优势，决不是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而是发展型国家的威权体制的优势，是开明专制式的发展路径的优势。
当许多国外人士深切地感受到民粹主义民主与高福利主义之苦时，当他们把本国“民粹福利”体制与中国模式动员能力相对比时，他们称赞中国就可以理解了。
中国模式的弱势与不足
问：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观念迷惑，中国的威权模式变成了一个全世界追捧的香饽饽，我们到底该对这种模式秉持什么样的态度？
答：正如前述，作为中国模式的这种权威体制，是从“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体制中演变过来的，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先天不足地缺乏体制内对官僚的监督，而在改革以后，公民社会仍然极度缺乏。体制内外均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
这种体制的弱势在于社会对国家的制衡能力弱化，官僚体制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国家有足够的强势通过抑制社会自主性来持续结构的平衡，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陷入一种路径锁定状态。
最近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局长高建勋，在其担任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职务期间，曾向民营企业家张志斌索贿200万元未果后将其逮捕，并对他说，“你总归还是得见我吧，拿200万那么难啊”。高称其在检察院有人，至少能判他个无期。于是炮制一起冤假令张志斌被羁押900多天的错案。这位企业家的2000多万元资产也被非法贱卖。高建勋却因此而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此事由于山西大同市部分官员因5年前瞒报矿难近日纷纷落马，而被曝光。这样的事决非个别，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体制的缺陷。
这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结构。因此，如果正常的“高频、低强度”减震机制无法形成，任其发展下去，总会出现一种在社会冲突论上所称的“低频度高强度”社会冲突与政治参与爆炸。
其次，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行政官僚的“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这个民族手社会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这种不正常正说明我们体制的严重缺陷。我们的问题太多了，现在还远没有到达需要我们的文人无原则地歌功颂德的时代。
第三，是“国富民穷”的陷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资源，通过卖地就可以轻易获得巨额收入，并转化为天文数字般的高房价，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对老百姓的变相“剥夺”，而百姓只能望房兴叹，无能为力。这种“国富民穷”局面如果不改变，连拉动消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全民幸福时代来临了。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不要把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浪漫化
问：与国外追捧的同时，国内知识界出现一种思潮，觉得西方民主其实问题很多，而中国有很多优势，主张全面反思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比如认为那时候我们的医疗很好，基础教育水平很高，用国家力量实现了工业的积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又比如那时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社会更为平等，而且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 率 也 挺 高 （1952-1980年 为6.25%）。（在《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中有集中展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不是我们真的忽视了前三十年的成就？
答：建国后前三十年包括“文革”的体制，可以概括为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加强版”，
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有四大弊端。
一是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大锅饭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成员缺乏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的停滞与绝对的均贫状态。在某些地区，两个强劳动力每日工分值相加，不够老母鸡生一个蛋 （当时一枚蛋是0.11元，而工分仅为0.05元）。根据1980年农业部的统计，到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不过74.67元。
其次，在指令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与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受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局限，根本无法应付一个庞大社会如此复杂与多样并不断变动的各种社会需求，这就注定了难以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更有甚者，计划者的乌托邦冲动得不到任何抑制，这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就可能严重到后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第三，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不可避免。由于计划经济所承担的社会调节的功能，是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所以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庞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于是从这一错误判断出发，就会产生“文革”发动者的全面专政的观念。
第四，极“左”思潮的经济基础就是计划体制，没有计划体制，极“左”灾难连一分钟都推行不下去。因为正是这一体制，剥夺了人们用脚投票的权利，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这种现代化的选择遭到了失败。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全中国人与执政党精英的常识理性的觉醒，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有人要“全面反思三十年”，理由是，那时的医疗很好，基础教育水平很高，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用国家力量实现了工业的积累，那时候社会更为平等，而且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也挺高，等等。说这些话的人无疑是天下最彻底的文化浪漫主义者，我劝这些可爱的浪漫主义者去读一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告别饥饿》一书，这是由四位新华社记者于1980年考察西北农村后送交中南海的一份内参报告，正是这份尘封的报告中揭示的农民兄弟一贫如洗的凄苦生活，为求生存而与地方政府的尖锐冲突，使中央痛下改革开放的决心。当年胡耀邦正是读了这份报告三天以后，亲自从北京风尘仆仆去六盘山核查。这本书中记载了一位山西农民心酸的话：“公社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这本书扉页上写着 “历史的真实是哺育我们民族的最可贵的乳汁”。
如果说“文革”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它把乌托邦推向极端化、漫画化，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是现代化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无须动员，包括凡是派也想通过经济增长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如同久渴的人们渴望水一样，极“左”时代的“文革”灾难如同钟摆效应一样，使国人提前半个世纪，从这种乌托邦迷思中觉醒过来。
当然，旧体制的历史遗产带给改革的意想不到的好处是有的，首先，在缺乏外部投资的情况下，通过土改，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在使农民承受低水平生活二十多年的情况下，从农民那里取得巨额的财富来进行工业投资，把工业投资形成的工业建设成为国家经济起步的基础，从而避免了依赖外资来实现工业化的拉美式的依赖性发展的历史道路。
其次，毛泽东时代低生活水平与市场化经济收入的反差，在市场竞争初期，形成的劳动者对于远低于国际劳工平均工资的低报酬的普遍相对满足感，可以大大促进投资进入中国。中国劳动者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受这样的低报酬，是因为改革以前太穷了，改革以前的极低生活水平，使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通过纵向比较，产生相对满足感，也使大众满足于现有的并不太高的工资与生活条件，形成低成本与低价格竞争优势。
第三，改革前的全能主义旧体制对社会自主性的铲除，形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强势力量，当革命乌托邦的极“左”意识形态在思想解放过程中被否定之后，这种强势国家的组织力量被引向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利用它的强制性特点来进行变革，较少受到社会的阻力。例如土地基本上是国有的，是无偿供给的。在许多后发展国家因缺乏国家权威而受苦之时，中国却由于告别乌托邦之后的高效能国家而深得好处。
政党到对社会经济活动与组织的功能贡献，良好的职业化的官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中国动员性的组织，在发展计划方面反而有点像战争动员，意识形态转型后的新功能：较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训练有素的官员等等，这些都是全能主义体制的历史遗产，通过旧瓶装新酒，对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有积极作用，这决不意味着旧体制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单是这笔全能主义遗产，并不能导向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正如陈志武所指出的，经过200多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78年的时候，西方那么多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都等在中国的门口，只要中国愿意开放，愿意加入全球的贸易秩序，同时也愿意引进这些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确确实实可以很快地体现出来。
换言之，原先用来推进激进的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组织性国家，在三十年以后，转过来发展市场经济，并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中产生新的功能，这并非毛泽东搞三大改造时所预想的，这也只能说是一种 “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决不能把改革的成功看作是全能主义乌托邦计划体制的成功。
专制时代历史浪漫化的误区
问：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东西相关，尤其是科举制度下的贤能体制，他们认为，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传统社会相对比较平等，这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取得成就。另外还有人，比如《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人马丁·雅克），认为中华文明有很优越的地方，比如朝贡体制就优于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因为它更为和平，而且他认为随着中国崛起，围绕中国的朝贡体系可能在亚洲复苏等。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向传统历史的反思？
答：几年前，我在上海某大学听到过一位美国左派历史学家的讲演，他说，世界上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好的全球化”，一种是“坏的全球化”，中国古代的进贡体制与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就是“好的全球化”，而现在西方的全球化就是坏的全球化。西方学者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其实，当年伏尔泰为了反抗本国的专制，也曾经把遥远中国的康熙时代描绘成人间天堂，他大谈康熙的开明是为了给批判路易王朝的专制残暴寻找一个美好的对比参照点，然而真正的康熙却发生了最残暴的文字狱却不在他的关注之中。
这使我想到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即西方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通过不自觉地美化传统中国，通过一种移情作用，把传统中国视为西方以外的另一个诗意的异邦，以此作为对西方社会文化进行批判的参照对象，事实上，传统中国只不过是这位美国历史学家的文化浪漫主义的心理投影，闭关自守、自我中心的天朝的朝贡制度，变成了牧歌式的乌托邦。在这位美国人眼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美好的国度。
而中国人又往往由于心理上的需要，一听到洋人对老祖宗的赞美，就会飘然起来，怡然接受这种对中国传统的诗化的解释。于是出现了洋人浪漫主义与中国自己的浪漫主义的相互强化与激荡效应，他们会对我们说，看，连洋人也这么说！
事实上，这位洋教授最大的问题，是他完全忽视了结构比较对于文明研究问题的意义。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前资本主义欧洲，虽然表面上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共同体，然而这些小共同体所具有发展潜力与结构优势，则是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望尘莫及的。此后，老大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中节节失败，实际上与其结构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增长与国力的上升，我们的报章上又不断出现种种“我们老祖宗比你们强多了”的声音。一位学者在上海一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上居然说，前资本主义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超过美国”。这种用语之漫不经心，说明“好了伤，忘了痛”文化健忘症如何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心态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反思对于我们这个对自己文化从来就有着“审美定势”的民族，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特别注意当下中国知识界与企业家中出现了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历史浪漫主义的思潮，他们为秦以后的专制大唱赞美歌。不久前，我在山东的一次会上，就听一位学者说，中国传统的帝国专制体制，从经济学上看是一种“经济效率很高”的体制。他用“要素市场”、“发达的消费市场”这样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来附会到小农经济社会上，而完全忽视专制国家对社会经济自主性的压抑。他们甚至不承认清王朝专制极端保守对于中国近代造成的灾难后果。明朝矿税监的残暴对明朝经济的消极影响，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为什么现在国内知识界中会出现这样一种“新国家主义”思潮？我们要从文化心理上来分析，应该注意到，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繁荣，中国人出现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要求摆脱百年来以批判传统为基调的价值追求，要求对自己的民族予以重新定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积极遗产的意义，不能再被民族自卑感压抑，许多学者的学术旨趣就在从传统历史中寻找精神支柱的新基础。他们要重新发现科举的积极意义，他们对专制官僚制、对中国文化、对宗教的宽容等等均予以了强调，其心态就在于此。
要特别警惕中国人国民性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回潮，国人自近代以来就表现出来的强烈虚骄心态，到了稍有发展就又会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死灰复燃，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所谓的虚骄心理，就是在没有真正的实力与国力的情况下，通过心理上的自居作用，来达到心理上的自我平衡与心理自我防御。甲午战争前后的清流党，就是如此。中国人特有的虚骄心理之所以在改革三十年来在某些所谓精英中再次发作，与中国大陆文化的自我中心心理积淀有关，与近代屈辱感长期受到压抑的情况下，在稍有缓解就急于宣泄的不自觉心态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缺乏精神支柱，不得不把国家作为类宗教的精神支撑点有关。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通过历史把国家当作精神支柱与信仰对象，并为此牺牲对历史的求真，为什么作浪漫的解释，来实现精神寄托？我认为，这与中国缺乏真正能承担精神寄托的宗教有关，在意识形态淡出中国人的生活之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与精神寄托不得不把历史当作一种浪漫的寄托对象。换言之，明明是应该由宗教来承担的信仰功能，现在不得不通过重新解读甚至“改造”历史的方式，来让历史承担这种功能。生活于这样一个缺乏宗教的文化中，人们对宗教的渴求，不得不通过历史的宗教化来实现之，于是，在这些国人心目中，历史变成了他们的宗教。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历史不得不承担求真以外的其他社会功能，从道德、教化、审美与意识形态功能，为了实现这些功能，中国人习惯于“求善重于求真”。习惯于让历史成为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来予以打扮。从解释学角度来看，人们对历史进行解释时，他面对无数信息，但只对自己感兴趣的某些信息做出反应。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帝制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的宏观稳定是以“安分敬制”制的方式来实现的，更具体地说，为了防止大一统的同质体社会“争则乱，乱则穷”，中国统治者不得不通过“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方式，以社会成员各自承担的功能与角色地位，将其安排在“分”的等级中，并根据其在等级中的地位来分配其资源，以此来达到“求定息争”的效果，中国的文化是“分”的文化，而“分”是以反竞争、反微观多元个体的活力与自主性为基础的，这是与多元自主性的竞争完全不同的文化，不谈文化上的结构上的根本区别，而大谈“老子过去比你们阔多了”，就如同把千百条小竹筏绑在一起，说成是我们早就是航空母舰一样荒谬。
处于90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像五四人士那样，简单化地把传统一棍子打死，但决不能变成浪漫的历史学者。因为历史离开了真实，就不能提供智慧与启示。
事实上，把历史浪漫化，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上，确实也是个普遍文化现象。有学者研究指出，梁启超1902年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认为专制主义只会导致中国亡国，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到了1917年以后，他的看法则完全反了过来，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认为，西方已经没落，中国人必须回归到中国传统精神中去。他的这种文化转向，正是因为中国面临着两重使命与两重价值重叠的困扰：反省与批判传统的价值，代表了现代化的使命，
回归与浪漫化传统，代表着对现代化、世俗化后果的担忧，从而不得不从缺乏宗教资源的中国的历史中，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再解释来满足国人在无根状态中的精神寄托。
在当今中国，对于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价值趋向，一种是沿着上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而延续下来的价值趋向，批判专制主义与专制传统文化，上接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呼唤启蒙与自由民主，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抱有强烈的警觉意识，这不但与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有关，也与当下中国现实政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家长制专制现象的反思有关，更有一种道德批判的使命感。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史学的消极后果还没有得到清算与反省，历史浪漫主义却又由于其所具有的对国人精神真空的填补功能而进一步崛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处于双重价值关怀交叉的时期，生活在一个双重价值重叠文化气氛之中，社会上的自由派与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各自所表述的价值关怀也同样体现在我们近年来的学术讨论之中。
西方文明对民主的贡献
问：不少人开始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已经没有前途了。他们的论据之一是，西方的竞争式民主导致的是向选民无限制地承诺，无可避免地走向高福利国家，又因为不敢得罪选民，于是改革举步维艰，你怎么看这样的论点？更有甚者认为西方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衰弱，果真如此吗，你怎么看西方模式的未来？
答：我承认，现代西方民主正面临一系列挑战，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亨廷顿的《第三波》中表现的那种民主乐观主义确实过于简单了，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 “第三波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麻烦是民粹主义，那么在发达西方国家，民主的困境则来自于以一人一票的选战为基础的高福利主义，西方劳工阶层手中的选票与强大的工会的压力，往往使政客们不得不对选民报以高福利的承诺，任何不利于既定的福利主义好处的结构性改革都在这些国家难以进行，这就极大地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与维持。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幸灾乐祸的理由，因为人家毕竟已经现代化了，更不能成为我们拒绝走向民主的挡箭牌，因为我们不是民主太多了。
多党政治在现在的中国未必符合国情，但民主监督，非政治领域中的公民社会自由，应该是我们现在可以而且应该致力的目标。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民主政治是人类进步的结晶，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出现的民主困境，可以通过多元的试错机制来予以克服，西方文明为人类实现民主理想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在这一方面，我们中国人还是谦虚一些为好。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