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乃洞庭南滨益阳郊外的农家子弟，小学与中学的黄金时段就与大革文化命的疯狂岁月窄路相逢。小时候就没想过这辈子要做教师，遑论教历史。在我的家乡，在父老乡亲的眼里，学师范，做教师，还教历史，那是很没面子的。据长辈说，只有民国时候的教师才有面子，无论教什么，工资高，还受人尊敬，如果国民政府的官员到了县里，只要有时间，都会尽量到某个中学去看望。后来江山易主了，历次政治运动就对那些所谓“出身不好”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读书人穷追猛打，首当其冲的就是教书人。还在高小时，在结冰的冬季，我都见过“出身不好”的师长在前台上课而年龄比我大的同学坐在后排烧旧课桌烤火的场景，还有发动高年级同学批斗教师的全校大会，斯文扫地，至今记忆犹新。至于历史，没人告诉我那有什么学问，只知道今天批武训、评宋江，明天骂孔老二、揪李秀成，许多政治运动都是在借历史之口，重复革命领袖毛主席的话，都是权力巅峰说了算，其他都是废话。在权力面前，摆弄历史，就像南方人做油粑粑，多在锅里翻几下就行，那就别指望历史还有什么尊严了。至于中学都把历史课程取消了，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遗憾。后来，当我拿到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时，已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对乡邻交代的，只记得有生以来还没有那样沮丧和为难过。我曾反复在脑子里盘算：要不要去念这个师范学院，还加历史系的大学呢？明年再考一次行不行？如果不是想着要“吃国家粮”，提前结束“吃背米”做乡镇电影放映员的历史，我肯定就放弃了，娘亲就是希望儿子快去“吃国家粮”，那才叫“铁饭碗”。还有，如果不是有人说浪费录取名额就不准再考，我也不会去了，虽然晚上上班放电影白天自学做试题的日子很苦，我毕竟还想实现中学时萌发过的那个名校之梦，还想读书。
就这样，很不情愿地走进岳麓山下，经常忍受历史系总支负责人和学生干事关于“做合格的中学教师”、“巩固历史专业思想”之类思想教育，就像是在有意挑起我这个高分考生对命运不公的抱怨。两年前，我连东海舰队特种兵都体检上了，快要换衣远走蒋介石的家乡宁波了，是娘亲痛哭流泪，后悔让自家孤苗去体检，才悄悄申请换人，怎么就在两年之后，高考制度恢复，第一次高考的分数那么高，就说我“体检不合格”了？半年之后，到了1978年，这次的考分又超过重点线一大截，也没有人说“体检不合格”了，却为什么在总分中偏颇少加我一百分？等到找人把分数查出来，怎么连湘潭大学这样的地方型综合性大学都已关门，只剩下一个叫“学院”却不叫“大学”的湖南师范学院了？究竟是哪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不厌其烦地为我的人生编造如此曲折和生动的故事，折断我远飞的翅膀，饱受煎熬？在我的家乡，学院也罢，大学也罢，只要同师范扯到一块，那就都叫“师范”，都是培养教书匠的地方，他们明白得很，无论你想怎样耐心地纠正和说明，都是白说。带着百般无奈，首次走进才百余公里之外的省垣长沙，走进那个中学历史教师的摇篮。凡此种种，我的人生乐趣就落到冰点，想忘掉也不行。等到二年二期，中国近代史课程由大名鼎鼎的副院长兼系主任林增平教授主讲，我的自暴自弃才开始有所改变。虽然林老师的课堂语言表达很不流畅，更不能说生动，那是遐迩皆知的，但他毕竟是大家，他根底深厚，言之有物，只要你用心去听，就会有些收获，想不服也不行。我就暗中思忖：既然学了历史专业，那就不妨把它学得稍微像样一点，别让人家说闲话；如果将来要做中学历史教师，也要全力发挥中学时代的那些课程强项，争取做一个能把语文、外语和数理化课程都能拿下的历史教师，教出我的品位与尊严。即使将来想写电影剧本，圆一个文学之梦，那也不能没有历史知识吧？
带着“自古长沙多俊秀，且邀岳臂挽年华”的心境，穿梭于那些整齐的红砖楼，时间就不够用，不知不觉就到本科毕业了。只因我侥幸属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平时考试成绩、教育实习与毕业论文“三优”的学生，加上我曾在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的总结表彰会上，有幸成为全省历史专业的唯一获奖者，还成为当时为数极少的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本科生，师长的美言颇多，我就省略了中学历史教师那道门槛，在高教历史师资的行列候选。又因我是家中独子，别无兄弟姐妹，家父已患眼疾，亟待医治和护理，就主动放弃留校任教的资格，也放弃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只求任教益阳师专，返乡效力。四个年头之后，我就陪着双亲，抱着襁褓中的女儿，迁居林增平先生亲笔推荐的湘潭师范学院。再过八年，林师病逝，人去楼空，我就接受杭州大学的“引进”召唤，走近东海之滨，也算是弥补当年与东海舰队失之交臂的遗憾。五年之后，杭大与浙大回归一体，我奉命跻身于五个校区巡回演讲之列，并在西溪、玉泉、紫金港三个校区之间奔波数载，承乏主持浙大的近代史博士点，然后听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的感召，迁入京畿。
人生十九不如意，种瓜得豆时有发生。虽然担心做中学历史教师，却偏偏惹上历史专业，还进了师范学院；已经做好当中学教师的准备，却没有当成，留在高校糊口。教大学固然会比中学教师多一点面子和虚荣，但我不难感觉它的难度与责任之大，远胜于中学教师。至于历史学，那是一门贵族的学问，是闲出来而不是忙出来的学问，还是无底之洞，农家子弟不惟先天不足，抑且后天营养不济，怎敢懈怠？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我们这一代虽然赶上了戴好帽子的时代，满天的花环随时都在诱惑我们，但那只是虚假的繁荣，任何名利的标签都改变不了你的学术水准本身。当然，你也可以不必把学术真当一回事，盯住名利就行，但如果那样，虚假的就不是名利，而是学术了。祸兮福兮，只有鬼知道。需要长身体的时候，我们没饭吃；想读书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书读，只见到处都是抄家焚书；当我们知道什么叫爱和被爱的时候，却不准恋爱，否则就是“道德品质有问题”。我们就成了物质营养与精神营养都很匮乏的一代，想要什么就没什么。据说，那枚名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在前几年的标价就已高达数万元，在我看来，该票无论怎么涨价，都不算过分，它的本金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惟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近乎文盲的家母精心呵护之下，我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考试成绩也无需双亲操心。就地升学进初中还没开始，扫盲不成功的家母就以她所特有的一份敏锐，托三求四，让我转到师资齐备的益阳县四中，避开那个让人分不清究竟是授课为主还是挑砖为主的本地中学。当“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的结果使考试成绩遥遥领先的我榜上无名时，又是家母为儿子的上学权利奔走呼号之举惊动了我的母校，使校领导单独给我一个升学名额。我就借助于所谓“右倾回潮”的空隙，以年级统考总分第一与接受上级文教局抽查时的数学满分，营造出高中时代的那份“辉煌”，回报娘亲和两次慷慨收留我的县四中，还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偷看《水浒传》、《三国演义》、《三家巷》、《林海雪原》之类“黄色书籍”，如饥似渴。虽然我的读书境界还远未达到巴蜀文才郭沫若那样的程度，趴在地上去呼喊“大地啊，我的母亲”，也做不到阿基米德那样，当敌军逼近时，还能沐浴阳光，兴致勃勃地思考他的数学题，临危不乱，但我也有我的书中之乐，还有书中之静，只要开卷，总会有益。无论当学生，还是做教员，都是如此。
不惟如此，我也知道学无止境的常识片段，目睹知识在更新，学生在变化的整体演进，我还编出自己的座右铭：“欲为师，永为生”。记得在潇湘某校任教时，什么事情都喜欢投票，搞群众运动，有位善良的年长同事就上门提醒我：“小郭啊，要注意走群众路线啊！”我就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也是群众，我既不走群众路线，也不走领导路线，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串门，打扑克，钻桌子，递烟喝酒，我要读书补课啊。”他说：“你已经很优秀了，不必这样认真。”我就继续实说：“我们这一代都是背毛主席语录长大的，优秀什么呀？我们都是过渡性的人物，成不了气候，现在还教别人，我如履薄冰，稍不留神，就会误人子弟。如果我真的显得‘优秀’，那也只能说明别人不行，而不是我真的优秀。”长者喃喃地说：“我不和你争辩，也辩不过你，但我是为你好啊！”
在知识的海洋里，历史学科堪称知识的第一股东；在人格的塑造中，求真的品质就是构建人格长城的第一要塞。我的率真毛病大概契合历史专业的求真行规，二十八年来，我就在神州高校的史学偏房安营扎寨，虽有多次改行之机缘，也毫不动心。其道理很简单，倘若有一种职业能让你同一群充满活力与期待的友善青年朝夕相处，那么，还有什么职业更值得尝试和付出的呢？
谦卑与敬业不失为许多时代与国度的稀有品性，今日之神州尤其如此。若无谦卑，无以成敬业；若不敬业，无颜对父老。头脑不是被填充的容器，而是需要点燃的火种。思想的羽翼固然不曾招实引惠，而思想藉以获得自由。既然历史的误会把我同教师职业与历史专业连在一块，面对一个多少有些难度的职业和多少有些难度的专业，我就只能带着谦卑之心，一步一个脚印，默默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我不知道别人的路是不是规划出来的，我只知道我的人生之路是走出来的，边走边看，走到哪就算到哪。人生虽短，却是两个永恒之间个性迥异的峡谷，存在的价值就基于存在本身，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我有足够的理由把八年前留给浙大学子的临别赠言拿来自勉：
燃烧的是激情，飞翔的是思想，说服人的是真理，征服人的是真诚。
浮云虽逝，往事如昨。岛夜无声，谨此为序。
2009年11月 4 日晚初稿于台北圆山饭店
11月13日晚定稿于金门技术学院
郭世佑：《记问沉浮——近代史的求真之旅》，学术随笔丛书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