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将于十一月一日举行国学院成立大会，我的老朋友陈来先生希望我能写一短文，简论历史上清华国学院的精神风气。这是中国人文学术界一大事因缘，我觉得无论在公在私，都义不容辞，因草兹篇，以代祝贺。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堂增设研究院，最先成立的是国学门，因此有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名，也简称清华国学院。当时负责主持院务的是吴宓，所以关于国学院从初创的重重困难，《吴宓日记》中记载得最为详细;这是第一手史料，值得将来写院史的人予以充分利用。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多及。清华国学院一开始便声势浩大，震动海内外学术界，这是因为它网罗了当时几位超一流的学者任教，让我引用亲自参与创院的李济的一段回忆如下:
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作讲师的一人。(〈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台北，八卷一期)
王、梁、陈、赵并称“四大导师”，李济后来则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国学院得人如此，一鸣惊人是丝毫不必诧异的。但是李济指出国学院的宗旨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点一向少有人注意，而其实却是最关紧要的。我们知道，当时清华校长创建国学院，幕后设计人以胡适最为重要，从制度构想到教授聘请他都曾积极参与其事。王国维接受清华聘约，胡适的努力尤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早在一九一九年便由胡适正式提出，作为“新思潮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二三年他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撰写〈发刊宣言〉则是进一步实践这一主张。现在清华学堂又为“整理国故”提供了一个扩大和发展的机会，他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了。这样看来，李济以当事人的身份所作的证词是完全可信的。
澄清了这一事实之后，我们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地位。过去，我们有意无意之间把国学院看作一个保守的学术团体，甚至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对立的地位。这是因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位导师的文化取向和政治观点恰恰与“五四”以来的革命潮流背道而驰。但这一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把国学院作为一个集体的学术取向和导师作为个人的政治、文化倾向严格地加以划分。如果将视线完全集中在学术研究的业绩上面，我们便无法不承认:王、梁、陈三人在各自专业领域中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级学者。
我愿意在这里指出清华国学院两点重要的现代特色。首先是国学院对于多元观点所表现的兼容并包的精神。上述之导师在专业上超一流的成就是他们受清华礼聘的唯一凭藉，至于他们在政治或文化取向方面的不合时宜，则丝毫不影响校方或师生对他们的尊敬。这和同时蔡元培延揽辜鸿铭、刘师培等人执教北大，先后如出一辙。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种表现。其次，清华国学院的开放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特别重视的。四大导师和讲师李济在精神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向世界最新学术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王、梁二导师在这一方面是开风气者，固不必论。陈寅恪的东方学目录和佛经各种译文比较两科都是为了把西方最新研究传入中国，然后再运用中国资料的优势而超越西方。至于赵元任的普通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和李济的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验等科目更是不折不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开放精神的另一附带表现是国学院一方面避免民族主义的激情，另一方面却不失民族文化的自尊;怎么将“汉学”中心从巴黎或日本京都搬回北京，是全院师生长程奋斗的目标。
清华国学院是一九二九年结束的，距今整整八十年。我以最诚挚的心情祝贺国学院的重建，并期待着它从劫灰中浴火重生，展开第二度的辉煌!
2009-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