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滞留在那里的著名诗人戴望舒因“对抗皇军”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压抑伤痛，穿透黑暗，寻找“永恒的中国”：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手指沾了血和灰， 手掌黏了阴暗，…… 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那里，永恒的中国 ！”
对诗人说来，他用“残损的手掌”一再抚摸的黑暗的中国土地是具体的，那个“寄与爱和一切希望”的“永恒的中国”则是朦胧的。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是空前绝后的世界战争，而且是文明与野蛮搏斗的里程碑。通过这次战争确立的文明原则，把“永恒的中国”的基本轮廓描绘出来了。
“二战”与人类文明的新水平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意大利集中体现了人类历史上野蛮和黑暗的积淀：蔑视人权，践踏生命，敌视自由，肆意侵略，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为战胜他们，需要高举人类文明的大旗，凝聚正义，压倒邪恶。于是，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人类文明的成果和新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人类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最基本的有三条：
1．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2．国家独立，民族平等。
3．确保人类自由特别是四大自由。
针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创造的剥夺公民自由，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的统治形式，以及种族优越、种族屠杀和“生存空间”的叫嚣，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这四大自由成了激励各国人民奋起反对法西斯和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思想旗帜。《大西洋宪章》把“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列为目标。《联合国宪章》则以“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为基本宗旨之一。《世界人权宣言》更宣布：“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这三项原则与法西斯极权主义相对立，澄清了他们的蛊惑，拓展了自由的内涵，是人类文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标竿，划分正义与邪恶的基本界线。包括中国在内的被侵略国家的自卫战争有了更充实的内容。
中国是这些文件的签署国，国民党政府固然承担了落实这些原则的义务，毛泽东也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布：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
追寻“永恒的中国”，讨论中国历史的发展，无法抛开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新水平。纪念“二战”和抗战胜利，离开文明的反思只能得到虚幻的情绪满足。
强国梦的破灭与现代文明
19世纪，中国人的“自强”梦破灭了。原因安在？把接受现代文明视为离经叛道！
20世纪上半叶，为什么继续成为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垂涎的第一美食？关键在拒绝接受人类现代主流文明。
“二战”给予中国的荣誉是跻身于“四强”的行列。
1942年元旦，26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共同宣言》，领衔签署的是号称“四强”的美、英、苏、中四国。这是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民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而赢得的成果和荣誉。环顾当时的世界，能够抵抗侵略者那么长的国家屈指可数。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文件签字；中国人奋斗多年的废除这些条约的目标实现了。同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宣布：“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中国人收复失地、维护主权的斗争，终于在国际范围内得到确认。
会谈中，罗斯福曾建议战后由中国为主占领日本，蒋介石不敢答应。美国这个时期的战略考虑之一是扶植中国取代日本，在战后成为与美国合作稳定东亚的重要支柱。尽管当年的中国还没有为担负这样的重任做好准备，但是，如果善于自处，强国梦也许已经梦幻成真。
当时确实曾露出一线曙光：1945年8月至1946年1月，各党派代表就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的纲领达成协议。
先是在1945年8至10月间，在蒋介石、毛泽东参与下，经过艰苦的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代表会谈纪要》，双方声明：“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1946年1月31日，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21天的协商，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其他决议。当时，国共两党的经济政策主张没有什么重大分歧。争议最大的政治民主化、军队整编和公民自由保障三大问题均达成了原则协议。
在政治方面，“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军事方面实行军队国家化，为此规定：“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或废止之。”并由“地方参议会、律师公会及人民团体组织自由保障委员会”。（《政治协商委员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上卷第474－484页）
这些协议完全符合人类文明达到的新水平。但是，历史在胜利纪念碑金色碑文旁边加上一个黑色的注脚：“惨胜！幻灭！苦难的历程开始！”
贪污腐化成了无所不在的官场文化，胜利的喜悦转眼变为党政军官员赤裸裸的抢夺（“劫收”）。
贪泉汹涌的后面是严重的制度缺陷：没有民主选举和罢免程序，公仆不怕丢失选票；没有分权制约，没有法治，官员可以肆意妄为；言论自由被剥夺，失去舆论监督的权力，不可避免往腐化的深渊滑行。世界上最严重的腐化渊源于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府。
与此同时，拥有武装的国共两党尖锐对立，和平建国的协议成了废纸。
于是，预定派驻日本的占领军——在滇西缅北与日寇搏斗战功赫赫的新一军所属部队被转派到内战前线，十几个人组成的先遣组在日本无所事事黯然回国。
于是，理应用于建设的生命和财富在刀光剑影下虚掷。
历史本来有比较美好的一面：两大政党都曾表达过和平建国、实行宪政的善意。在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国民党在1945年5月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决议“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并在《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决议中决定：“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各县、市正式民意机关。”省临时参议会也要跟着进行选举。“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依法取得合法地位。”实行党政分开，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陆续移政府办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22、93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如果双方的这些决定付诸实施，化剑为犁，民主、宪政、法治的框架早就矗立在神州大地了。
不过，十多年厮杀留下的伤疤和仇恨理论，汇聚为互不信任的积习，两党领导人都把权力在谁手上而不是建构什么样的制度作为关注的焦点。代价之一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成为历史祭坛上的供品。20世纪40年代，中国趁来之不易的胜利攀升为现代化大国的机遇丢失了！
19世纪最后一年，以身许国的梁启超动情地指出：乡人、国人、世界人是人们思想升华的三个阶段。观察国家大事，必须以世界人的眼光和现代文明已有的高度为基本出发点。
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勇敢跟进人类现代文明，还是在它面前迂回却步？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时至21世纪，全世界的一个新话题是如何面对中国崛起。会不会再度幻灭？现实层面是有待解决的三道难题：（1）如何建设健康的市场经济？（2）如何化解台海两岸的矛盾？（3）如何善处国际特别是中美、中日关系？深入一步看，依然离不开文明的反思。
市场经济的弊端与现代文明：中国的发展是从逐渐归还公民被剥夺了的经济自由，逐步踏上市场经济台阶的。甜头，我们尝到了。转型的痛苦和伴生的腐败，举目皆是。
人人都知道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为依托，不幸我们没有法治传统。“法治国家”是宪法目标，本届政府也一再申明要建设法治政府。可是，法治就要确立法律至上、司法独立。这是人类文明已有的水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跃上这个台阶，社会就会迅速腐化，国家就要逐步衰亡！这里牵涉到制度的改革和文化的变迁，需要担当的勇气和足够的政治智慧。
人们悲叹中国人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处处受到跨国公司掣肘。如果不走出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吞噬个人的阴影，不确立张扬个性、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观念和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个问题不可能根治。
两岸统一与现代文明：如果不被政客作秀的花招蒙蔽，台海两岸的统一过程其实从上一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时至今日，经济上已经难解难分，统一的经济基础已经奠定。2005，台湾三大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会谈成果得到多数台湾民众支持，舆情转变，和解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还有非常艰难而漫长的路程在前。减少失误，请以史为鉴。
许多中国人痛恨台独，但请不要忘记：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造就了台独。公正的史家都承认，蒋氏父子主观上是坚定主张国家统一的。可是，蒋介石缺少战略眼光，恰恰是他从两个方面培育了台独的基础：
1．他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统治的伴生物——腐败，引起社会不满；而扼杀言论自由，又堵塞了社会安全调节阀。这些都成了台独蔓生的温床。
2．他拒绝了胡适等人多次提出的培育反对党的建议，亲手扼杀了雷震筹建的温和、稳健的中国民主党，为极端的民进党登上历史舞台清理好场地。
与此同时，近年陆续公布的史料透露，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国共两党信使来往不断，并曾一度接近达成统一协议。1957年，是反右派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60年代，蒋氏父子在曹聚仁先生协助下，已经拟好统一谈判的六项条件，要点是：把外交和国防交给大陆，台湾保留四个师；台湾自治，蒋经国任省长，文武官员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障不准降低；蒋介石回到大陆，划出庐山地区为其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等等。这些条件比现在大陆的承诺低得多，很易办到。可是，“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国共和谈又一次搁浅。”（《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第57页）
历史无法后悔，但教训必须记取：背离文明，摧残文明，必然损害国家的发展、统一和人民的福祉。
国际矛盾的化解与现代文明：中国的崛起自然会触动世界固有的格局。但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
文明的进程已经超越了以战争为划分势力范围手段的阶段。过去强国用战争方能取得的资源及其他经济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后发展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市场获取自身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有种种不完善和不公平之处，全球市场经济下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总体上说是互利体系。产生希特勒、东条英机、北一辉之类的战争狂人的社会基础消失了。
唯一有可能引爆雷管的是台海。两岸多数人越来越成熟、冷静，中国人完全可以携手不给美、日介入的机会。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正确的文化取向非常重要。这里有东西两面镜子。
东向看日本。为什么明治维新中取得卓越成就的这个国家会成为那么残暴的侵略者？关键在于他们在制度上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而在文化上拒绝转变价值观，坚持什么“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指科学技术）”。他们不但利用儒家道德培育忠于天皇的恭顺的国民，而且提倡“国学”，制造大和民族优越论和侵略有理论，把朝鲜、中国视为其“生存空间”，应该由它领导“大东亚共荣圈”，终于成为人类一大祸害。今天他们不愿彻底忏悔，背后依然是极端民族主义作祟。
西面看苏联，想当年他们反对“世界主义”的劲头可真大！俄罗斯民族自大狂，不但没有给苏联的发展增添什么光彩，却因拒绝外来文化而埋下国家坍塌的重要根源。
中美、中日在经济上是互利和合作的。中国人最讨厌日本政客信口雌黄，死不承认侵略罪行。但是，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迫民主化后的战后日本，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文化，那些民族主义不过是残存的传统烙印罢了。要清除这些狭隘的民族情绪是非常困难的，既然中日两国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再等待它六十年又如何？
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说：以自由、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多元文化，是任何现代国家长治久安必不可少的制度选择，也是一个国家最足以赢得各国人民尊敬和增强本国人民凝聚力的“软实力”。如果步日本早年的旧尘，不顾中国各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现实，不顾确立法治和个人权利本位的极端重要性，把儒学意识形态化，冀图以“国学”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我们还会遭受重大挫折！
2005年8月5日星期五
删节后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0期（8月15日），作者授权燕南网络首发未经删节的完整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