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去过的所有中欧国家中，捷克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捷克首都布拉格享有“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城市”和“建筑史上的博物馆”的美名，其城区建筑从哥特式到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从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到后现代的各种流派，将沧桑厚重的历史内涵与超越时空的未来派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能做到这一点的城市，似乎只有布拉格。穿城而过的伏尔塔瓦河将布拉格市区一分为二，在两岸的绿茵之中，红顶白墙层叠错落，民居多彩多姿，黑塔金顶的教堂形态各异，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最具欧洲特色的油画之中。站在老城广场放眼望去，任何一个街道都有六七百年以上的历史，尤其是暮色下在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里一边品尝冰镇甘醇的比尔森啤酒，一边沉醉在极具文化魅力的氛围里，那种穿越历史与未来的体验让人回味无穷。
捷克历史上出过很多文化名人，如《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卡夫卡，在中国有广大读者的米兰·昆德拉，杰出的剧作家、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音乐家德沃夏克、斯梅塔纳等。捷克人自称他们是“无霸气而有贵族气的国家”，是“政治上的小国，文化上的大国”。昆德拉有句名言：“做小国人的优势在于，他可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公民”，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这个最西边的斯拉夫国家的文化历史特点。
纠缠在日耳曼历史中的斯拉夫国家
说起捷克，稍微要回溯得远一点。地处欧洲心脏的捷克与德国是近邻，彼此间有850公里的国境线，加之南边的奥地利，可以说捷克被说德语的人从三面包围。捷克人属于西斯拉夫人，在人种上与波兰人相近，但是他们的文化、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对现实的反应甚至饮食习惯，都和德国人很接近，以至被人称为“说斯拉夫语的德国人”。
10世纪时，西斯拉夫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捷克公国，后人一般称“波西米亚王国”。随着库特纳霍拉银矿的开采，捷克一跃成为欧洲的重要国家。在13世纪，捷克君主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侯之一。在查理四世统治时期，布拉格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并于1346年拥有了中东欧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15世纪初曾任布拉格大学校长的胡斯，反对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主张用捷克语做礼拜。1415年胡斯被处以火刑，导致胡斯战争爆发。
1618年5月，以图伦为首的30名捷克人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对新教徒的迫害，拒绝接受哈布斯堡皇室的斐迪南大公为国王，起义者冲进王宫，将代行王权的十人小组中的两个成员扔出窗外，酿成了著名的“掷出窗外事件”，引发欧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一直打到1648年。这场战争极为惨烈，上百万人丧生，捷克人口只剩下原先的1/4，拥护胡斯教派的知识分子有3万逃往国外，3/4的捷克土地被没收，此后便开始了历时三百年的“日尔曼化”时期。
这个阶段对捷克的历史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异族统治，使捷克人的生存哲学变得谨慎而现实，正如19世纪的捷克“复兴运动”领导人卡雷尔·哈乌里切克总结的，“别人是为了祖国复兴和强盛而死，而我们是为了祖国存在而活”。捷克在被并入哈布斯堡王朝后，其新教贵族大部分被流放和处死，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贵族占据了捷克的土地，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的德国移民。捷克的民族精神受到打压，文化受到摧残，德语成为官方语言，街道、商店、交通路标都使用德语名称，在报纸、广播和电影中，德语都是优先语言。这一情况的长期持续，给捷克文化带上了难以褪去的德国烙印，一直到19世纪，从捷克人教会和学校中涌现的知识分子才使独立精神得到复苏，捷克的国家复兴意识才再次萌发。
悬而未决的苏台德问题
我们此行不仅是一次历史文化之旅，而且是考察“新欧洲”国家转型之旅，所以设计的路线与常规旅游有很大不同，特意安排了一些游人不常去的地方。我们去了前东德的三个州之后，从德累斯顿坐船沿易北河逆流而上，进入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就是想要考察一下这个如梦魇般一直缠绕着捷德两国的“苏台德”问题。
所谓“苏台德”地区，是指捷克摩拉维亚北部边境的苏台德山脉所处的地带。二战之前日耳曼人一直住在这里，1938年希特勒支持这里以“回归德国”为目标的“汉伦党人”，以日尔曼人要同处在一个“大德国”为借口，为入侵捷克制造理由，而英法两国牺牲捷克的利益，在捷克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签订《慕尼黑协定》，将苏台德地区约2.26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的一块土地划归德国。二战期间，捷克深受纳粹德国的蹂躏与奴役，有36万人丧生，另有80万人被掠到德国作劳工，德国给捷克造成了7000亿克朗（战前克朗）的经济损失，但是捷克是唯一没有得到德国赔偿的国家。
1945年二战结束后，根据战胜国的协定和捷克总统贝奈斯的法令，苏台德的日耳曼人被没收全部财产，强制遣返，在因战争中蒙受巨大损失而导致的复仇心理驱使之下，捷克人对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民众实施了暴力掠夺和武力驱逐，迫使许多人丢弃所有家产仓皇逃离，而易北河对岸的美军禁止他们靠岸，无奈之下他们又返回原住地，但捷克士兵又将他们赶下冰冷的拉贝河（易北河的捷克名称），试图爬上岸的人又遭到机枪扫射，很多人当场丧命，成为非战争状态下的牺牲品。
制定这个政策的人是被捷克人尊为“第二国父”的贝奈斯。贝奈斯在一战时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委员会总书记，1921－1922年的捷克总理、1918－1935年的捷克外长，二战中在伦敦组成流亡政府并担任总统，二战后于1946年当选为捷克总统，1948年在苏联人的逼迫下退休，随即去世。贝奈斯为捷克的生存问题苦苦思索，并认为在夹缝中维持东西平衡路线是捷克的生存之道。他提出了“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贝奈斯公式”（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而不是100%面向西方），从此奠定了对外政策上的“捷克模式”。因为他们看到西方为了自保可以随时牺牲小国的利益，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就是明证，而且在苏台德问题上需要取得苏联人的支持，于是捷克提出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路，并认为同苏联“大叔”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东方不仅是个大市场，还是物产丰富的原料产地，完全排斥东方的“一边倒”政策是危险的。正是“贝奈斯特色”的外交策略为捷克赢得了苏台德地区。
60年来,被遣返的日耳曼人一直要求返回家乡和获得经济赔偿，他们在1950年组织了“重返故乡”的“苏台德回乡运动”组织，年年举行游行示威，向德捷两国分别施压，提出赔偿1700亿马克和回到原住地的要求。东欧剧变以后的1992年，德捷两国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没有涉及这一敏感问题，苏台德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成为二战后迟迟未能解决的“战争后遗症”。
1993年捷克总统哈维尔与总理克劳斯分别出访德国，为解决这一敏感问题寻找出路，当时德国科尔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德国为纳粹期间受害的捷克人提供赔偿性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交换，捷克与苏台德日耳曼人进行沟通对话，寻求解决渠道。捷克接受了科尔的提议，经过从1995年1月到1996年12月的谈判，终于达成《德捷和解公告》。德国就1938－1945年对捷克的占领进行道歉，捷克就二战后以极其粗暴的方式从苏台德地区驱赶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行为进行道歉。《和解公告》决定，由德方出资1.4亿马克，捷方出资2500万马克，共同成立一个“未来基金”，协商解决苏台德问题。1997年初，德捷两国总统在声明上签字，两国议会随后加以批准。
似乎“苏台德问题”至此画上了句号，但实际上，由于“未来基金”的金额与苏台德日耳曼人要求赔偿的金额相差太大，而且“返乡要求”在现实中无法落实，苏台德日耳曼人要求返回原住地、讨还故土和财产的游行仍在年年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之后，仍像科尔那样与捷克总统克劳斯相互道歉，但都无法取得当事者的谅解，民间的对立情绪远远大于政治家的预期，这个深深影响德捷两国关系的问题依然没有完结。
我们从德国进入捷克后，首先拜访的是苏台德地区最大的城市乌斯吉，这里曾经是捷克的“巨无霸”企业斯波莱克冶金化工联合体的所在地，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业重镇。我们在到达捷克边境以后，发现捷克与刚刚离开的前东德形成很大的反差，过时的企业厂区、矮小的楼房、陈旧的公共设施、道路上方横七竖八的电车线路以及老古董一般的有轨电车，让同行者大失所望，大家一致认为，若不是有些尖顶教堂，这里就像是中国的某个乡镇城市，就连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也是毫无特色的苏式水泥灰板楼，好像转轨在这里陷入了时间停顿，唯一看到的改变是在“革命书店”上层树立起的“CASINO”（赌场）的醒目标志。我们特意去了驱赶苏台德人的拉贝河大桥，桥头立着一个醒目的铜牌，注明该桥被命名为“贝奈斯大桥”，以纪念二战胜利后对收复该地有功的贝奈斯总统。这下我们明白了，是什么导致了乌斯季停滞不前：看来在德捷苏台德“心结”彻底化解之前，乌斯季的发展势必要受到影响，房地产商、投资商、地方规划部门等都缺乏长远打算，在谁都无法确知未来的情况下，这里的经济恐怕一时难有大的起色。
被遗忘的角落：曾经的“切卡德”
在捷克期间，我们专门要求去赫赫有名的切卡德企业的厂区看一看，因为它不仅是奥匈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时代捷克数一数二的巨型企业，最盛时有四五万工人，是捷克机械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曾是捷克人的骄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出产的机床销往所有的由苏联牵头组成的“经互会”国家。上年纪的中国人熟悉的沈阳中捷友谊机床厂，就是捷克的切卡德厂援建的。
这个工厂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它生产的精密机床闻名于世，而且因为它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鲜明态度以及在苏军占领下扮演的政治角色。1968年1月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提出建立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4月捷共中央通过了反映改革策略的《行动纲领》，得到社会的广泛拥护，切卡德工厂的工人要求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经济民主化，反对指令性的管理方式，成为产业工人中的领头羊。“布拉格克之春”的改革浪潮触犯了苏联的利益，于是苏联在1968年8月20日以25万大军一夜之间占领捷克全境，要用克里姆林宫的严寒驱逐布拉格的春意，用坦克粉碎布拉格的改革浪潮，扼杀捷克人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努力。杜布切克、斯姆尔克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等捷克一线领导人被挟持到莫斯科，以此来毁灭东欧民众最早的民主化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捷克民众发动过和平的抵制，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动作，就是在苏军的鼻子底下，在捷共改革派的所有领导人都被扣押的情况下，捷共内的改革派依靠切卡德工人的支持，于1968年8月22日在切卡德厂区秘密召开了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躲过了苏军的严密监视，切卡德工厂的工人和布拉格的市民，将全国各地选出的1543名代表秘密护送到切卡德工厂，最后有1192名代表出席。大会通过一份《告全国人民书》，抗议苏军入侵和非法囚禁杜布切克等人，并选举被关押的杜布切克、斯姆尔克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以及反对苏联的齐萨日、希克等人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号召全国掀起罢工，用各种方式抗议苏军入侵。这次会议在当时的影响非常之大，“切卡德会议”成为“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代名词。很快，整个捷克成为一个没有门牌、没有路标的国家，苏军的行动陷入极大的困难。1968年11月7日，布拉格几万群众利用“十月革命节”的时机上街游行，焚烧苏联国旗。1969年1月8日，查理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杨·帕拉赫为抗议苏联入侵而自焚，几十万人为他送葬。3月，捷克冰球队在世锦赛中战胜苏联队，捷克举国欢庆。在这些行动的组织背后，都有切卡德工人的积极活动，所以“切卡德”成为工人队伍中“布拉格之春”的一种象征。后来胡萨克在苏联支持下上台，开始所谓的“正常化”时期，当时的捷克政府对“切卡德会议”进行了谴责，宣布它为“非法行动”，但是这次大会始终是捷克党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后来苏联对捷克进行了大清洗。1970年2月，捷共中央更换党证，50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被开除，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200万人受到株连，20万人流亡西方，其中2/3是专业的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捷克政治上万马齐喑，经济上走入死胡同，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终于导致了1989年的剧变。
也正是因为有“切卡德会议”，在东欧剧变之后，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没有改名的就是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简称“捷摩共”）。
捷摩共虽然不像东欧其他共产党那样改名、重建，转而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感召力，至今仍是捷克政坛的第三大党，主要原因就是，该党的“十四大”资源在民众中口碑尚好，因为它在“布拉格之春”问题上采取了与亲苏的党内体制一刀两断的政策。在捷克剧变之前，捷摩共就已经宣布，他们要继承“布拉格之春”的传统，把亲苏的胡萨克集团全部开除出党，强调自己与切卡德工厂的捷共十四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正因为捷共十四大的特殊地位，我们都很想看看四十年之后又经历了经济转轨的切卡德现在究竟怎么样。接待我们的人感到很诧异：现在捷克的年轻人都已不知道切卡德了，远从中国来的客人还念念未忘。但是遗憾的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20年的经济转轨使切卡德化为乌有，它原来的厂区大多已被房地产商开发成住宅楼和商用楼。几经查找，有人帮我们打听到了在布拉格九区的“切卡德会议”的旧址（尚缺进一步的确证）。我们随即来到那里，发现那是一个厂区，有一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四层的黄色厂房，整个地方杂草丛生，凋敝荒凉，所有的玻璃全都破碎，残破不堪，与远处的新建商业住宅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据介绍，因为这附近是工人居住区，工会力量强大但消费能力较弱，所以一直没有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基本上保持着剧变前的原貌，现在有部分厂区是中国人与越南人堆放批发货物的货栈。我绕着衰败的厂区走了很远的一段路，脑海中浮想着它当年鼎盛时的情景，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觉。
捷摩共党内有一派理论认为，假如“布拉格之春”没有被极权主义的苏联摧毁，假如捷共当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能够走下去，也许就不会有1989年捷共丢失政权的“天鹅绒革命”。这种说法或许只是捷摩共的一厢情愿。在民主政治下，表现再好的政党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占据执政舞台。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实行民主政治，其实对于共产党而言，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从整个东欧来看，在完全西方式的选举中，从1993年底开始，各国共产党的后继者多次重新上台执政。有人评论说，这种自由选举的意义不亚于1989年的剧变，因为自由选举使东欧的左派看到，他们完全可以不依赖强制，在民主宪政的条件下，通过选举和执政表现赢得民心，从而依靠人民的支持而非华约集团的坦克来得到政权和维持政权。从1994年开始的“左派复兴”给了东欧左派很大的信心和力量。他们相信，在议会民主的规则下竞争，左派仍然有强大的优势。从这20年东欧的政坛变动规律看，除捷克外的轮流坐庄的左派，大部分都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力量，竞选胜利的原因是他们有完善的组织资源，有比较多的从政经验，以及社会公平的理念，包括二次分配的福利国家政策。总体上看，在东欧各国的议会政治中，虽然左右两派基本是四年轮换一次，但仍是共产党的后继者占据优势，因为在每一次轮换中，右派都是大换班式的重新组合，而左派始终是以前共产党人为主。
至于拥有1968年资源的捷摩共难以上台，原因很复杂，一是因为捷摩共的批评意见多，建设性操作性措施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捷克的“左派资源”主要被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捷克政坛上叱咤风云的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所瓜分。在1948年共产党吞并社会民主党、结束“人民民主”时期后，这批人被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捷摩共没能像东欧各国的其他共产党一样改名，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就算他们改了名字，在捷克人的心目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宗”也不是他们，而是从马萨里克那一支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历史党”。
“逆向”信息的由来
进入捷克之后，通过实地观察，我们发现除了苏台德和一些“被遗忘的”角落以外，其他地方与20年前相比变化还是很大的。在捷克，曾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象征的大型重化工企业，经过转轨改制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旧工业时代的高污染企业得到改造治理；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向“小型化”、“迷你化”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旧厂区和剩余劳动力向绿色农业、旅游、服务业转移，捷波边境曾经重度污染的西里西亚地区，现在转型治理成效显著，已成为环境良好的度假地和农牧业区。尤其感觉明显的是道路质量上佳，又没有收费站，一路畅行在绿色的海洋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公路两旁一边是黄的向日葵，一边是白的食用罂粟，红砖顶的小房子夹杂其中，恍如童话世界，看来在注重环境问题和绿色增长这一问题上，捷克的确是下了功夫。
在捷克，我们非但没有感觉到金融危机下遭遇“沉沦”、“危机”、“滑铁卢”等等之类的景象，也没有发现如国内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被逼宫”，导致国家出现“内乱”迹象。我们看到的是政局稳定，民众生活井然有序，甚至可以说是“悠闲自得”。不论是与我们座谈的学者还是在街头巷尾随意交谈的民众，都没有对今年上半年捷克议会通过对托波拉内克内阁的不信任案感到意外，他们认为这属于正常的政治运作，在野党社会民主党反对执政的中右翼联盟是议会政治的应有之义，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们更否认“中欧已成为金融风暴的中心”的说法。
于是我们首先想要搞清楚的问题，就从金融危机的影响，变成了为什么某些报道与所在国的国民感受不同？是什么原因导致实际状况和统计数字反映的情况不一样？这两个“逆向”印象是怎么形成的？几天下来，通过看电视和浏览报纸，很快我们就明白了，之所以会有这种偏差，首要原因是媒体的表达方式、思维心态及具体政治环境的不同。他们由于新闻自由和媒体的多元立场，负面报道较多，这既反映了批评的职责，又反映了追求轰动效应的行业习惯，在这一点上，倒是和我们的一些网络评论、网民跟帖一样，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当然这些国家也有一些不实报道，比如2008年波通社报道说，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中，波兰之成就排名第一，立即遭到来自本国各方面的质疑和考证研究。正因为新闻自由和媒体的开放，与之相左的数字也大量见诸报端，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从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而我们的一些媒体则倾向于取出对中欧不利的数据，所以国内看到的报道和东欧国家实际的真实情况也许相差很大。
对中欧的考察不能单纯看统计数字，也不能单纯看媒体，最好要有综合因素的整体分析。比如，经过20年的发展，中欧政党政治经历过“多党林立”、“向左右整合”、逐渐“常规化、规范化”的几个阶段，与我们座谈的捷克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的科比赛克博士认为，目前捷克的政党政治正在“从多党到围绕两大党的形成过程中，在向西欧的政治格局演进”。但是我们国内一些媒体信息中体现出的判断却并非如此，概因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被报道国家的媒体，由于现在各党党内的分歧公开化、社会化，大量见诸报道，给人的感觉是左右各党内讧争斗不断，时不时就衍生出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党派，它们又时不时根据政治需要暂时联合在一起，所以中国的某些研究者与媒体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这些国家政党的发展不是“常规化”，而是“分裂加剧的碎片化”、“矛盾激化的无序化”。这些截然相反的结论，也许只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议会政治中党派矛盾可以在媒体的关注下见诸报道，本身就是一种政党“常规化”的表现，捷克人认为，比起旧体制下“高度一致”、“坚不可摧”的党内团结来，现在的“乱糟糟”局面无疑是一种进步。
类似的情况还表现在我们关心的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问题上。在我们与查理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雅德维加·沙黛沃娜座谈时，她也提到，对于克劳斯以及他所搞的“证券私有化”，现在大家都在批评，似乎责备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是满意的，如果若是单看报纸和民调，似乎20世纪90年代的“证券私有化”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了”。但是现在，“谁也无法证明有比那更好的方法”。当时捷克人的思路是，要让为国家的积累做过贡献的人平等地得到国有资产，而且希望捷克人持有股份，而不是像匈牙利那样“门户大开”地卖给外国人。后来的实践证明，捷克人在管理上、外部市场占有的份额上仍不尽如人意，最后还是步匈牙利的后尘，将国有资产卖给了外国人。虽然是绕了一个圈子又走回了匈牙利的道路，但是如果缺乏前一个阶段，一开始就走匈牙利的道路，捷克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捷克曾经以奥匈帝国21％的人口继承了80％的工业，这样的历史辉煌使他们有很强的自豪感，而且捷共执政时期对外收支比较平衡，既不需要像匈牙利那样靠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也没有波兰那样强大的工会要照顾企业的内部人利益，所以才有了全体国民平分的“证券私有化”的做法。这个出发点并没有错，现在大家批评的是“捷克模式”后来暴露的问题，那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淆在一起。
我们在国内对捷克等转轨国家现状所形成的所谓“负面印象”、甚至让人觉得这些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的另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对执政当局的批评很多，为了证明自己政治对手的错误，它们恨不能拿着放大镜到处寻找错误和纰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他们有自己的报纸、杂志和电视，时不时会爆出一些“猛料”，对老百姓来说，有这样的监督者存在，对约束执政者的腐败是有效的，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当权者自己不说执政党好话，似乎就有点奇怪，这是因为轮流坐庄导致执政时期过于短暂，刚上台者要说明前人留下的烂摊子与自己的执政能力无关，临下台时又要为自己推卸责任，所以为自己说好话的时间委实不多。捷克学者虽然在价值观上认同这样的定期选举制度，但也认为弊病不少：“两头各刨去一年忙竞选，中间两年一年适应期，真正管事的也就是一年，还等不到大展宏图，就又面临选民选择，政府如不能像变戏法一样做到‘吹糠见米’的政绩，又会让位于民众自愿选择的‘新的排列组合’。”例如，金融危机实际上对中欧的威胁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但是政客们都倾向于夸大它的影响，因为这种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因素便于他们推卸责任。短期执政的弊病在于，谁都没有长远打算，不愿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这方面讲，中欧的政治还不够成熟。虽然选举可以成为减压阀，使社会不满的可燃点大大降低，是对旧体制的进步，但要建立成熟的政党政治，捷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欧洲各国的投票率都有降低的趋势，人们对政治反应冷淡，公众参政意愿低，弃权者比率高，在德国有82%的人表示对政党没兴趣。进入21世纪后，欧洲的政党信任水平一直呈下降趋势，波兰2004年只有3%的人信任政党，8%的人信任议会，捷克和匈牙利好一些，分别达到10%、18%和13%、29%，接近欧盟的平均水平。2004年波兰的议会投票率只有41%，2007年因达到54%备受关注。斯洛伐克议会投票率在2006年达到55%，成为近年来的最高点。这一方面说明人们政治热情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众的务实化倾向。“民生、民主、宪政”的平台搭建以后，参政意愿降低是一个普遍问题。老百姓不热心什么“左派”、“右派”价值理念，“社会公正”才是最重要的。而且目前“新欧洲”国家的左派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偏左，政治实践偏右”的特点，说的和做的之间有差距。所以在这些国家，媒体不说好话，反对派不说好话，甚至执政党党内也批评不断，因此给外人形成了很差的感觉，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再者，东欧民众的衡量标准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常常和1949年之前比，而中欧转轨国家多是以当代欧洲作为标准。在捷克的统计数字中，既没有以建国的1918年划线，也没有以1945年划线，而总是说在经济效率和福利等方面与相对发达的“老欧洲”有多大的差距，购买力占到其平均水平的多少，生产总值达到多少比例等等。前东德、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些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后，人员无国界、无限制流动，随时可以把别国的信息传送回来，因此在与邻国的比较中，放大别人的成绩和本国的失误，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发表时删去原文注释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