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支配人们生活的一种最古老的原理和原则，但从启蒙运动之后随着理性的觉醒和科学的昌明，精神信仰受到知识积累的步步紧逼，宗教则往往被认为是“前现代”的“迷信”而屡遭批判。不过，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无疑仍是一种举足轻重的精神力量。不久前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滥杀无辜的“沙林毒气事件”举世震惊，再次显示了宗教的巨大力量。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象真理教这种非常极端的邪教居然能在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教育普及的日本滋生蔓延，广招信徒。令人更为惊讶的是，真理教对科学却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爱好，拥有大量名牌大学出身的科技专家，它的高级干部几乎全是日本一流大学理工、医学系毕业的优秀人才。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受过高深科学教育的专家们中魔般地转而崇信真理教，并对未受过正规教育、且被认为心智不全的教主麻原彰晃无限崇拜，心甘情愿地为其充当杀人工具呢？的确值得深思。
麻原彰晃于一九五五年出生，家境贫寒，其父为榻榻米编织匠。他生来残疾，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另一只眼仅有微弱视力，在六岁时就被送到盲校学习。在盲校时他性格霸道但学习刻苦，常常用那只极为弱视的眼睛苦读不辍。毕业前夕，他突然对政治发生兴趣，立志从政。据日本媒体报道，他一度为毛泽东的作品和佛教典藉所吸引，彻夜攻读。毕业时他执意报考名牌的东京大学，因为东大是成为政治家的捷径，但却名落孙山，只得改学针灸。毕业后他娶妻生女，开了一家针灸诊所并兼营中药，主要是贩卖一些他自制的“补药”，生意也还兴隆。但后因无照卖药而被罚款、拘留，诊所随之倒闭。从政与行医均未遂愿使他对社会的忌恨更为强烈，转而沉迷于各类神秘宗教之中。一九八四年他开设了一所瑜伽学校，生徒日众，开始宣传他的“救世主”思想并频频在各种科学杂志和超自然的神秘杂志上“亮相”。一九八七年，麻原前往喜马拉雅山区旅行，回国后将佛教、瑜伽等几种宗教的神秘主义方面混为一体，宣称自己已经找到最终的真理，达到了极乐境界，能在空中自由飞翔，于是创建了奥姆真理教。
虽然创建了真理教，但麻原的从政野心却仍未了断，于一九九０年亲率二十四名信徒出马竟选众议员，结果全军覆没，无一当选。经此挫败，使麻原通过“正途”从政的梦想彻底破灭。这一切都使原本就嫉世愤俗、心理变态的麻原更加偏激，对社会更加仇恨，要以极端手段来报复社会。这种由偏狭而走向反社会的邪路，可说是许多如希特勒一类野心勃勃、才智过人甚至可说“雄才大略”却又久居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的“通径”。历史已经证明，倘此类人夺得政权，将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为了吸引教徒，麻原成功地利用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和人们追求完美社会的心态，许诺了一个与“真理”一致的极乐世界。他尤其注意吸引青年人入教，因为青年最为敏感、最有激情、最富正义感，同时又有种种难以驱除的孤寂、无奈、失望和焦虑，这使血液中那躁动不安的对“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渴望格外强烈。这些特点使不少青年为他俘获。真理教实行集中营式的封闭式管理，他位居置高无上、具有绝对权力的“教祖”地位，但对学有专长的“青年科学家”却格外礼遇，大都委以重任。一位信徒这样说道：在一个孤独无助的社会中，如果有人不仅能填补你心灵的空虚，还能让你放手大干一番，自然会有知遇之恩的感觉。因此，一些科学家被他牢牢掌握，制造种种生化杀人武器，以证明他关于“人类终战”的预言。
现实社会总是不完美的，而对完美、至善、终极的永恒追求却又是人类无可更改的天性之一。这种深刻的矛盾，便是各种宗教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精神根源。无疑，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其意义之深远和作用之重大是无法、也不应否认的。但在另一方面，“宗教自称拥有一种绝对真理；但是它的历史却是一部有着各种错误和邪说的历史。它给予我们一个远远超出我们人类经验范围的超验世界的诺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却始终停留在人间，而且太人间化了。”（卡西尔：《人论》，中译本第93页）的确，一些宗教和以强势意识形态为背景的乌托邦总是宣称自己手握“最终真理”，而对其他宗教、思想、理论则宣布为异端，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共诛之”。这种唯我独“真”的独断性真理论，可说是专制主义的理论特征之一，“奥姆真理教”再次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
对完美社会的追求往往是以道德/真理为基础的， 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主要论点便是寻求最终真理，也就是说，只有认识、掌握了形而上的“至真”才可能达到道德上“至善”的理想国。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认识、掌握真理的能力，在他的“理想国”中，这些少数人就是理应位于社会顶端的哲学家。由手握绝对真理的贤哲对国家社会实行绝对统治，并对芸芸众生进行严格彻底的思想改造和控制，以使真理为大家共有。为达此目的，个人没有任何自由（因为手无“真理”），甚至婚配也要由国家来安排。这样，真理的追求就成为道德的要求，道德性要求实际又转化为政治性强制。用不顾一切的专横强暴手段来改造人、改变人性，使之臻于“至善”（姑且认其为“善”）的企图如果仅仅是一种“企图”也还无妨，倘若付诸实施，则必定是一种可怕的罪恶。但是，全社会精神、道德高度一致的构想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以至于象实证主义哲学和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以反宗教著称的法国十九世纪哲学家孔德在晚年也提出了“人道教”作为全人类必须崇信的最高宗教。在他的设计中，精神世界与俗界均高度专制，“精神导师”与俗世的统制者有权管理、控制、干涉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和思想，即便与他人毫无干系的纯个人事物和思想也要受到严格的管制。其理论预设也是可以用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改造人，实现一种全社会一致承认的道德信仰。所以约翰. 穆勒拜读了孔德的“巨著”后心有余悸但言近旨远地写道：“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对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一个重大的警告：如果人们一旦在思维中忽视自由与个性的价值，将发生何等可怕的情景！”（《约翰.穆勒自传》，中译本第126页）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对精神和道德纯洁性（一致性）的过份强调必导致对异端思想和异己者的迫害，“坑儒”是“焚书”的逻辑发展。只有消灭“污染源”才能彻底消除“污染”，维护“纯洁”。纳粹德国正是要维护“日尔曼精神的纯洁性”而由焚烧犹太人的书籍一步步走向焚烧犹太人的。
由于人类德性的缺欠和智识的限制显然无法使社会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因此，对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就必须要有一个全知全能、尽善尽美的“救世主”来拯救、领导、训诫、统治、管理和控制众生，才能达到目的。在全能的“救世主”面前，品德智慧都“残缺不全”的人们自然只能顶礼膜拜，绝对服从。“救世主”有权为众人规定种种严苛的清规戒律，自己则当然不受任何道德、法律的约束、监督和管治。从理论上说，他是超越现实的道德和法律的。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超人”实际却很难“超越”，有时甚至比普通人还要堕落，封闭型宗教或实行极端专制的政教合一社会中的“救世主”更是如此。如麻原为“真理教”规定的食禁甚多，必须严格遵守，但他本人的食品却百无禁忌；信徒的子女必须在“集中营”接受教育，但麻原的女儿上的却是外面的高级学校。一九七八年在圭亚那的丛林中强迫几百教徒服毒自杀的“人民圣殿教”事件曾震惊世界，教主琼斯对信徒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对所有女信徒自然都享有性权力。一九九三年美国德州的邪教“大卫教”在与政府的对峙中举火自焚，八十多名教徒葬身火海，其教主也对所有女信徒享有性权力，并尤喜和信徒的幼女性交，种种罪行，令人发指。记得当年曾读过媒体披露的琼斯的一些布道辞，他对现实社会种种弊病的严厉批判尖锐深刻、淋漓尽至，对世人道德堕落的谴责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具有烈火般的感染力。俨然正气凛凛、孤傲特立的“卫道旗手”，闻者很难不为所动。而一旦入教，发现上当之后却悔之晚矣！因为它决不允许叛教。更严重的是，“教主”常常视万民为草芥，为了实现自己虚幻的“理想”“宏愿”而不顾一切，哪怕饿殍遍野、生灵涂炭亦在所不惜。往往还被善良的人们誉为“伟人”。
没有“道德旗帜”的时代无疑是平庸而平淡无奇的，但却未必是“灾难性”的；产生“道德旗帜”的时代无疑是高尚而激动人心的，但却又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对充满豪言壮语的“教主”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否则后患无穷。恕我借用（仅仅是借用）一段警语：“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时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新约.马太福音》）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一耳熟能详的著名歌词颇具哲学深意，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能设计出一套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终极方案的全知全能的“超人”。海耶克将那种由“超人”重新安排社会的思维方式称之为“工程师式的心态”（engineering type of mind），这种“心态”来自一种“天真的理性主义”（Naive Rationalism），即认为人类社会完全可凭藉某种理性的“蓝图”来建构、重组，因此又可称之为“理性建构主义”（Rationalistic Constructivism）。正是人类这种“致命的自负”，成为人类社会的祸源之一。
如前所述，这种“超人”思想必然导致专制独裁。而且，还会造成的经常性的社会大动荡。因为不同的“超人”具有不同的“理念”，不是同时代的“超人”互相争斗，就是后代“超人”彻底无情地摧毁前代“超人”的“社会安排”以按自己的意志进行“社会重组”。这些不但根本无法保证人类达到“理想境界”，反而极可能将人类引入灾难的深渊。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知识和品德的局限性，由不完美的人造就了不完美的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化过程中，理性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并非全能的，其中“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作用不容低估。所谓“自发秩序”是指社会中的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形成的一种关联和互动关系，并非有意设计而成。所以社会的改造也应是点滴的，是不断“试错”的，而不是整体和一次性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终极、绝对、简约的解决方案。任何人都不能以真理的独占者自居，必须容忍不同价值观念的存在。一个容许个性差异存在的社会才会是真正稳定却又生气勃勃、充满创造性；一个高度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水晶般纯洁透明的社会不仅毫无个人自由和创造性可言，而且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周作人先生在二十年代写道：“社会制裁的宽严正以文化进步的高低为比例，……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放，不要闲人在旁吆喝叫打。”（《知堂书信》，第18页）那种“救世主”式的狂热和激情与其说令人可敬，不如说令人可怕。无论他们的理想多么高尚，都应受到怀疑，没有任何思想享有不被怀疑的特权。“所以怀疑与宽容是必要的精神，不然便是狂信者的态度”（《知堂书信》，第28页）。怀疑与宽容，确是一个平常但健康的社会所应有的基本准则，也是各类“终极”理论的消解剂。
必须承认，对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的认可毕竟是种令人不无沮丧的无奈，而对一个完美社会庄严宏伟的许诺当然更具精神魅力更加激动人心也更加咄咄逼人；一个由“常人”充当领袖的社会自然是平常且缺乏绝对权威的，而一个由全知全能、以掌握“终极真理”自居的“教主”统领的社会则能产生巨大的精神魔力和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但惟其如此，我们对各类“教主”和他们手中的种种“真理”便要格外警惕，勿为所惑。
一九九五年夏末于东厂胡同一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