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7日，我作为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的一员，由北京出发去南极乔治王岛上的中国长城考察站，于12月12日到达。今年2月8日离开，于2月13日回到北京。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所到过的南极。
中国长城站建于南设得兰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乔治王岛上。
这个岛与群岛的得名当然与英国人有关：1819年2月19日，英国的海豹捕猎者威廉·史密斯船长驾驶的威廉斯号方帆双桅船发现了今天的南设得兰群岛中的利文斯顿岛，随后他宣布该岛已为英国所有。英国海军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派爱德华·布兰斯菲尔德与史密斯一起驾威廉斯号去发现新的大陆。1820年1月30日，布兰斯菲尔德登上两个岛屿，宣布为英国所有，其中之一就以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和不久继位的乔治四世而命名为乔治王岛，另一个则命名为克拉伦斯岛。由于英国已经有了设得兰群岛，这一群岛被命名为南设得兰群岛，而群岛与南极半岛之间的海峡被称为布尔斯菲尔德海峡。
长城站的准确位置是南纬62度12分59秒，西经58度57分51秒，处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之处，往南与130公里外的南极半岛隔海相望，往北是宽960公里的德雷克海峡，对面是南美洲的南端合恩角。
乔治王岛不在南极大陆，还没有进入南极圈，离南极点还有3100公里。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长城站的所在地是不是算南极？
实际上，这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
地理上的南极洲（Antarctica）是指南极大陆及其周围岛屿，其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公里。乔治王岛就属于南极大陆周围的岛屿，当然是南极洲的一部分。到了乔治王岛就是到了南极洲，就像到了舟山群岛就是到了中国、到了夏威夷就是到了美国一样。
南极大陆（Antarctic Continent）指南极洲的本土，即位于南极的连成一片的陆地，包括它周围的半岛在内。
南极圈（Antarctic Circle）是指离南极的距离等于黄道斜度(黄赤交角)或约23度27分的纬圈，即通过南纬66度33分的纬圈。
南极或南极点（South Pole）是指地球上最南的一点，或地轴的南端，即南纬90度。
根据这些标准，乔治王岛不在南极大陆，还没有进入南极圈，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其他8个国家（俄罗斯、智利、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波兰、捷克、韩国）要在那里建立南极考察站呢？
首先是因为乔治王岛具备了南极的基本特点：常年低温；大部分为冰雪覆盖，包括常年不化的冰盖；气旋活动频繁，风暴频繁而强烈；拥有南极特有的动物如企鹅、海豹等。其次是乔治王岛适合于考察站的建立，如离大陆比较近，具备较大的露岩地域，船只容易接近，有充足的淡水资源，站区周围可以开展综合科学考察。当中国于1985年在乔治王岛建立自己的第一个南极考察站时，还考虑到了岛上已经建有俄罗斯、智利等几个站，是南极科考站最密集的地方，便于就近利用邻站的设施，也有利于互相合作，互相支持。
当然，乔治王岛的环境对南极科学考察来说还不够典型，所以到1989年我国又在东南极大陆的边缘建立了第二个站——中山站。要深入南极内陆，最好是在内陆就地建立考察站，俄罗斯的东方站建于南纬78度28分，而美国的阿蒙森——斯科特站就建在南纬90度的南极点上。不过，越往内陆，条件越艰苦，困难越大，维持的费用越高，所以目前各国已建成的近50个常年考察站中，除了美、俄这2个外，一般都建在大陆的边缘或相近的陆地。
怎样去南极
南极与北极不同，北极处在北冰洋中，没有大陆，而南极则有连成一片的大陆，还是周围的岛屿。所以去北极一般只能坐船进入北冰洋，或者让飞机降落在安全可靠的冰上。去南极可有飞机和船两种方法，或者两者兼用。
为了节省路途的时间，一般都可以乘飞机到达离南极最近的南半球国家，如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非洲的南非，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并尽量到达这些国家最南的机场。如果要去的南极考察站附近有机场，可以继续乘飞机；但如果没有机场，就只能乘船了。
中国的长城站和中山船就分别属于这两种情况：长城站附近有智利马尔什空军基地的机场，能够起降大力神运输机，所以可以到智利南部的彭塔阿雷纳斯或阿根廷南部的乌斯怀亚搭乘他们的军用运输机。中山站附近没有机场，只能乘船进入。我国的考察队一般是先到澳大利亚，然后搭乘船只到达澳大利亚的戴维斯站，再经过一百多公里的陆路至中山站。
全程乘飞机当然最快。但由于航程长，又没有直达航班，最后一段没有正常的民用航线，即使完全顺利，也要花几天时间。如我们出发时就先从北京飞巴黎，在巴黎转机，经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达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再换智利国内航班到达2160公里外的彭塔阿雷纳斯。从彭塔往乔治王岛只能搭智利空军的运输机，航班不固定，座位有限，得提前预定。每年夏天的12月至3月间一般隔几天有一班，其他时间一般每月只有一班，到了冬天基本就停飞了。由于这是独家经营，航程1000余公里的机票要卖好几百美元，并且供不应求。往返的飞机一律是美国产的大力神运输机，内部设施简陋，管道线路裸露，舱内像个车间，竖排首四排帆布条和背后的帆布条就是座位，再扎上帆布安全带，乘客与一件帆布条包扎的货物差不多。登机后不必对号入座，找到空地，一个人对着一付帆布安全带就是了。登机前，每位旅客都得签署一份承诺书（被人们戏称为“生死状”），上面写着智利空军对旅客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发生意外，没有任何赔偿；乘客在飞机上必须绝对服从机长的命令，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准，一经签名就表示已经无条件接受。大家都把签字看成一道例行手续，一般连看都不看就地签了名，我也是在签名以后再仔细看的，为的是可以记入日记。乘客们之所以如此爽快，一是别无选择，除非你不想去；一是智利空军和美国这一型号飞机的安全信誉相当高，还没有听说这条航线有失事的记录。从这条航线去乔治王岛的，除了各国的考察队员外，还不乏高官政要，往返时与我们同机的有韩国和以色列驻智利的大使，在岛上遇到过韩国的科技部副部长，今年我国中央政府考察团的四位部长级官员也是与我们一样签名登机的。1986年长城站落成时，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武衡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包了一架大力神运输机，他们有没有办这个手续不得而知。
阿根廷最南部的城市乌斯怀亚有阿根廷空军的大力神运输机飞往乔治王岛，情况与智利的大同小异。至于到达这些南半球城市的航线，自然不止一条，如可以经美国的洛杉矶或纽约到圣地亚哥，如何选择主要取决于航班的衔接和价格。
从上海乘船直航乔治王岛大概要40天左右，不但时间长，而且由于要穿过西风带，风急浪高，一般人都会严重晕船。但大批量的建站器材、车辆、船舶、考察设备、科研仪器、生活用品不可能靠飞机运输，一些海上生产者科学考察项目也只能在船上进行。所以我国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一般每两年一次，由上海往返于长城、中山二站。有的国家没有专用的考察船，就采用临时租船的办法，或将货物用集装箱托运。如去年正好是“雪龙号”大修停航，第17次考察队所需的多数物资于在前年随16次队的物资由“雪龙号”运去，其余用品装了一个20吨的集装箱，由上海托运。不过由于智利驶往乔治王岛的船一般没有20吨的吊车，等我们在2月份返回时，这个集装箱还搁在麦哲伦海峡旁的彭塔阿雷纳斯码头。
到南极去的游客一般都在就近的国家乘船，倒不是他们不想乘飞机，实在是航班太少，一票难求。而且南极各个考察站的接待能力有限，游客大多只能在船上食宿，只在白天下船游览。我在长城站时遇到过好几批游客，都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返回前，由美国国际马拉松旅游公司组织的120名长跑爱好者乘包租的俄国船到达乔治王岛，在岛上停留三天。那家公司的总裁告诉我，他们是从纽约乘飞机至智利南部再乘船的，10天9夜的全部收费平均4000美元。
尽管一些国家宣称对南极的一部分拥有领土主权，但国际南极条约对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所以目前南极不属于那个国家所有，去南极不需要那个国家的签。如果从上海直接坐船去，只要我国同意出境就可以了。但如果要通过其他国家去南极，就得获得这些国家的签证。我去乔治王岛是持公务护照，进智利可以免签证，但如果持普通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必须事先获得智利签证。
谁能去南极
我从南极回来后，遇到我的人都会问我：“身体吃得消吗？”“南极冷不冷？”或者表示惊叹：“你连南极都能去，身体真好啊！”总之，大家都以为南极又冷又艰苦，能去南极的人一定得有非常强健的身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前面说过，南极的考察站一般都建在沿海，海拔不高，不会像去西藏那样有高山反应。南极也有高原，那是在遥远的内陆，一般人不会去，也去不了，所以到南极去不用担心高山反应。南极的气压比较低，但对正常人不会有什么影响。
南极的确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在沿海地区，年平均气温约为零下17摄氏度，冬季最低气温很少低于零下40摄氏度，夏季的最高气温是9摄氏度。越深入内陆气温越低，1983年7月，位于南纬78度27分、东经106度52分的苏联东方站曾测得零下89．2摄氏度，是全球所测得气温的最低纪录。
我们所在的长城站的年平均气温在沿海地区中略高，据1985－1990年间连续观测资料统计，夏季（1月）的平均气温为1．3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11．7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摄氏零下2．7度。冬季（7月）的平均气温为零下8．0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2．6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零下26．6摄氏度。自去年底至今2月这个南极夏季气温偏低，但我们所经历的最低气温也不过零下7摄氏度。当然如果在那里越冬的话必定要经受严寒的考验，但越冬时大多数时间是在室内，由于有取暖设备，完全可以控制在20摄氏度左右。在室外活动时有足够的御寒装备，一般人都可以忍受。
不过在南极的实际感觉要比气温冷得多，特别是刮南风时。这是因为我们的周围都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南极平均的冰层厚度超过2000米，乔治王岛上的冰盖也有100－300米的厚度，南风等于是从大冰箱里吹来的，自然冷得可怕。有一次，一位智利队员在海滨向我们的队员介绍新橡皮艇的保养方法，我给他作翻译，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都冻得受不了，赶快结束回房。那天的气温是零度左右，但风很大。对寒风刺骨的说法，我在南极真正体会到了，刮风时最好不要有任何部位裸露，所以头上不是用帽子包到只露出鼻孔，就是帽子、眼镜、面罩全副武装。暴风雪频繁是长城站的一大特点，每年风速大于每秒17米的日数在60天以上，最大风速可达40．3米。我们经历过连续三天的暴风雪，最大风速超过每秒26米。在这种天气，人在户外不仅会步走困难，而且连站都站不稳，我在拍照和摄像时都感到人晃手抖，不得不靠在墙边。那时的雪不是飘下，而是横扫，打在脸上就像被撒了一把砂子。
南极对人的另一个威胁是强烈的紫外线幅射，我的感觉，这比西藏还厉害。即使在阴天，紫外线幅射还有影响，所以外出时在身体裸露的部位得涂上防晒膏。
由于长城站的设施已相当完善，室内的生活条件很好，每个房间有电取暖器，有卫生间，公用浴室随时可用，有设备齐全的厨房和专职厨师，各种生活用品配置十分周到，生活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南极还相当安全，除了各国经过严格挑选的考察队员，能到那里的只有少量游客，停留的时间都很短。当地的动物，如企鹅、海豹、鸥类对人不具有攻击性，如身驱最大的象海豹在陆上的行进速度比步行还慢。有人曾在报上胡吹遭遇海狼如何危险，实际上很大的海狼见我们走近时都先往后退。
南极的空气新鲜而纯净，几乎没有细菌。由于没有感冒菌，受凉后不会感冒。那里的水也是最好的纯水，口感比上海的罐装净水或矿泉水还舒服。南极到处有亘古以来就有的“万年冰”，我们曾将砸碎的冰块放在酒杯中，会发出啪啪的声音，慢慢融入酒中，喝起来别有风味。
当然南极毕竟是远离人类社会的地方，虽然各考察站都有医生和简单的医疗设备，一旦患了重病还是相当危险的。一位26岁的英国姑娘随旅游船到乔治王岛，因糖尿病复发导致心力衰竭，等英国从马尔维纳斯群岛赶来的飞机到达时已经抢救无效，飞机只能运走她的遗体。所以我们事先都经过严格的体检，原来有病的人不能冒险。
在南极的危险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发生意外，如橡皮艇到了海上熄火，如正值退潮，就有漂出海的危险；又如车辆在野外抛锚，或遇到预先没有估计到的恶劣天气等。另一类是没有遵守纪律，如在冰盖上行走时必须结组，用保护绳互相连结，间距保持在5米左右，后面的人必须踩着前面人的脚印等。我们将离开时，三位澳洲登山者全部坠入冰缝，经智利直升机抢救脱险，但两人重伤，一人轻伤。显然他们没有熟悉情况时就贸然攀登，也没有完全遵守规范。
相比之下，心理素质的要求可能更高些，特别是对将在那里长期工作的考察队员。在南极圈内，每年时间是一半白昼，一半黑夜。乔治王岛虽在极圈之外，但夏季最早2点过后日出，近22点才日落，而且即使在日落以后，由于太阳离地平线不远，天也不会全黑。冬季正好相反，白昼时间很短。连续几天暴风雪时，无法外出，如果没有事可做，就会相当无聊。越冬时各站都不过十来个人，有的更少，除了日常的维护之外没有什么事可做，与外界联系很困难，看不到电视、报纸，听不到广播，得不到外界的信息。吃的喝的全部是一二年前的储备，必定相当单调乏味。在这样的环境，要是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难免不发生精神障碍。
所以，如果只是到南极去旅游几天，只要没有什么病就行。如果参加考察站度夏，对身体也没有特殊的要求。越冬的要求更高，但心理素质更加重要。正因为如此，今后如果你有去南极的机会，只要体检合格，千万不要犹豫，大胆地去吧！
我在南极做了什么
我在南极长城站实际生活了59天，时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作为人文学者的首次南极之行，究竟我在那里做了什么？是不是完成了此行的目标？一定是读者所关心的。
由于交通工具的限制，也由于今年气候的异常，我们的足迹没有能跨出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和毗邻的纳尔逊岛，活动半径不超过25公里，所以我的见闻和经历很有限。如鲸只见到过一次，还是在相当远的地方；没有见过企鹅中体型最大的品种帝企鹅，没有见过或尝过新鲜的磷虾。何况我们只是度夏，自然无缘见到一般都是冬季才出来的极光，也没有体会连续的极夜。特别是由于我们基本上都是集体行动，没有遇到意外和危险，这当然是好事，却使我们的经历更加平谈无奇了。不过，我宁可这样的平谈，也不愿意产生那样“惊心动魄”的故事，或者为了吸引读者而无中生有，妙笔生花。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去长城站并不负担具体的科学考察或站区维护的任务，但也是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的正式队员，所以首先是做一名普通队员，与大家过同样的生活，参加同样的日常活动。夏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站区维护，有干不完的活动，如敲冰除雪开路，铲锈，刷油漆，清油罐，整理食品，清除垃圾，我都体验过。轮流帮厨也都参加，有一次正好一批来访的德国科学家留下用餐，我给他们指点用自助餐，一位德国人惊奇地问：“你们的cook怎么能说这么好的英文？”
其次就是参观访问，我们一起访问了智利的马尔什基地弗雷总统站、俄罗斯的别林斯高晋站、乌拉圭的阿蒂加斯站、韩国的世宗王站和捷克的埃柯站，参观它们的设施，与站长和队员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还考察了由德国和智利进行了多年联合观察的阿德雷岛企鹅繁殖地。如果说以前只知道“地球村”、“国际大家庭”的概念，那么这些活动就是最好的体验。由于我经常担当翻译，所以与各考察站站长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特别与捷克埃柯站——这个乔治王岛上唯一的民间站-——的站长耶达作过长时间深入的交谈，对他的经历和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当然，最重要的或者花时间最多的活动还是没有什么活动——留给我们自己观察和思考。初到南极，呈现在我眼前的景色是那么简单：白的是冰雪，黑的是裸露的岩石；又是那么荒凉：没有树，连草也没有一颗。但一次次在海滨散步，在风浪穿行，在荒原跋涉，在冰盖行走，一次次与企鹅交谈，看海豹休憩，与海狼游戏，为海鸥祝福，向冰山致意，迎来冰盖上升起的朝日，送走消失在波涛中的夕阳，挽留短暂的月光，寻找偶然见到的南极星，我终于发现，南极同样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同样有自己的春天，同样有人类的朋友，同样值得我们亲近。
这里，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对动物的观察：
南极动物显得相当单调，常见的是企鹅、海豹和鸥类，海面偶尔能见到喷水的鲸，礁石丛中很容易钓到南极鳕鱼。
对我们最热情的是企鹅，第一天就成群结队来到站区，以后也天天光临。最壮观的企鹅群是在它们的繁殖地，成千对企鹅聚集在海滨的坡地、山岩、礁岛，每对企鹅用小石子围成一座座完全开放的家园，然后就耐心地等待下一代的降生，再从海上衔来鱼虾海产，直到将两团毛茸茸的小生命喂养成可以独立下海的小企鹅。乔治王岛常见的有企鹅有三种：雍容华贵的金图企鹅、戆态可掬的帽带企鹅和独善其身又好动不倦的阿德雷企鹅。夏季的企鹅是勤劳的，从早上2点多日出，到晚上9点多日落，我们见到的企鹅都在忙碌着，在短暂的夜晚才能见它们伏地而睡。只是不知道它们将如何度过漫长的冬天和极夜？企鹅并不拒绝我们的亲近，只是当人过于靠拢时它们会作出反应——奇怪的是，不是对着靠近它们的人，而是相互之间嘁嘁喳喳吵个不休，甚至推推搡搡，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今年南极的寒夏和从未中断过的暴风雪影响了我们正常的活动，却也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海豹和海狼也不时光顾站区，甚至就躺在我们住处附近过夜。不过海豹和海狼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岛的西海岸和西北海岸，那里有成群的象海豹，二三十只2米多长的庞然大物堆积在一起，要不是它们偶露真容的血盆小口（与它们的身体相比）和身上难闻的臭味，真与一大堆岩石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最容易让人上当的还是经常单只的阿德雷海豹——无论是在雪地上，还是在海滩上，它们都会一动不动地躺着，与周围的岩石毫无区别，有一次我差一点踩到它身上。
贼鸥的模样一点不讨人欢喜，以至我的电脑中找不出理想的照片。但他展翅飞翔时仍显得那么昂扬，使我想到了在在世界屋脊阿里高原见到的雄鹰。要是你不小心走近了它的窝，贼鸥就会奋不顾身地向你头顶俯冲，甚至会用有力的翅膀或尖锐的嘴发动袭击。不过平时它们并不在乎陌生人靠近，大概它们知道来这里的人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不仅是贼鸥，就是企鹅、海豹、海狼和其他鸥类，也都是忘记了它们的前辈经历过的苦难——在南极被发现后的二百多年间，海豹皮和企鹅油曾经是掠夺者和冒险家的主要目标，其他动物也曾被大量虐杀。所幸人类的大多数终于明白了地球上这块最后的净土的真正价值，使南极的动物恢复了它们的自由天地。
即使是在暴风雪持续肆虐，我不得不整天在房间里望着窗外的惊涛骇浪，忍受狂风袭击的一次次震荡的时候，我也以一名历史地理学者的本能，从光盘中纵览古今，在电脑上写下我的感受，而还没有完全找到答案，来不及写下的或许更多。我想到了：为什么发达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不出杰出的科学家和探险家？为什么中国直到16世纪才出了一位地理学家和考察家徐霞客？为什么近600年前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既没有导致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也没有给中国留下什么遗产？为什么实力远不如明朝的西班牙、船队规模远不如郑和的哥伦布和麦哲伦却能发现新大陆或完成环球航行？为什么到16世纪明朝人还不知道台湾比琉球大而将它称之为“小琉球”？为什么200多年前的中国对南极的发现一无所知？为什么南极地图上遍布西方人命名的地名？中国人将怎样面对未来的海洋和未来的南极？这些问题我并没有完全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不能重演，未来可以选择。
英语使我意外成为长城站的首席翻译，长城站和智利弗雷总统站双方庆祝中智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站长出访和其他站长来访、韩国政府代表团的来访、菲尔德斯半岛环境保护国际讨论会、与德国科学家商谈、与智利站交涉托运蔬菜、智利技师辅导橡皮艇日常维护等，都由我担任翻译。由于外国人的母语大多也不是英语，所以有些人的英语很差，甚至夹着不少西班牙语，有时只能半译半猜，或者互相比划。这时，不懂英语的队友可能比我有更强的理解力。我还为站里写过赠送外国站的贺卡、邀请书、收据，为“鹭江杯国际钓鱼大奖赛”填写过奖状，当过裁判，替在长城站前海面游泳的王刚义写过公证书，有些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这第一次居然是在南极完成的，自然出乎我的意料。
后两件事特别有趣，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
我这辈子没有参加或观察过钓鱼赛，仅在两年前应一位友人之邀在南海的小渔船上钓过一次鱼，更不知道钓鱼赛该有什么规则，可是却在乔治王岛上当了一次国际钓鱼赛的唯一的“总裁判”。我与阿正设计了比赛规则，在餐厅和海滩组织了参赛队员登记，站在一块礁石上用一把开罐刀敲响开赛锣，用英语宣布比赛开始，又以同样方式鸣锣收兵，回餐厅主持钓到的鱼过镑，宣布比赛结果，主持由站长与鹭江出版社代表颁奖，这一切居然都是由我这个钓鱼外行完成的。
王刚义到达长城站后，由我为长城站起草了与他的一份协议书，在签字仪式上我作为两位见证人之一签了字，从他下水开始我用我的卡西欧多功能电子表为他计时，最后确定的记录就是根据我的计时结果，有关各项同数据如风速、风力、气温、水温、距离、王刚义下水前后的体温和血压等下都是由我汇总发布的，几小时后我向《文汇报》发出了报道，又向上海东视发了口头报道，据说成为当晚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根据，第二天我又为王刚义写下了一份英语公证书。
现在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我的南极之行是值得的，有吸引力的。我希望我能有更好的机会，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