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天前得知李先生处于弥留状态，就一直揪心地不安。19日和20日上午听到他的症状稍有改善的消息，虽然明知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中的小波动，但心中的祈望却挥之不去：世界上毕竟出现过奇迹，也许，我们会迎来李先生的康复。
段跃3月底给我来电话，说4月5日安排一个聚会，李先生和大家见见面。我因为4月4日要出差成都，所以决定聚会推迟到4月12日。紧接着李先生给我打电话，要我赴会时叫上王怡——通过网上的文章，他对这位青年学者有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王怡在成都，于是李先生要我到成都后向王怡致意。这一嘱托，我是办到了。但没有想到，李先生却在4月2日就因感冒住进了医院。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是3月16日，那次是带领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冯崇义去拜望李先生。后来又来了5个朋友，整个客厅里热气腾腾，李老谈锋甚健，神情兴奋。快到12点时，我邀他下楼去餐厅与我们一道进餐，他平时很乐意加入我们的饭局，但这一天他不去，说是要陪老伴一起吃午饭。
李慎之先生从1985年起任社科院副院长，我从1982年起在社科院正式作研究工作，但我与他长期无交往。我不了解他，我以为他和其他学术官僚没有两样，直到1989年夏从同事处听到一些他的言行，然后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他被免职的消息，才对他产生由衷的敬佩。在读了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后，他成了我心目中极少几个值得崇敬的当代老一辈知识分子之一，能和他有同等地位的，大概只有顾准、李锐等人。
我在90年代后期才与李先生有直接交往，谈论、交流的机会很多，见面大多在公共场合：会场上或饭局上。我大约在3年前才开始去他家，总共也只有几次。他虽然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但不爱邀人去自己家。见面大家都高谈阔论，他是有可能就随意漫谈的，但偶尔遇上了嘴上工夫了得的人，李老也只能退避三舍、洗耳恭听。
我们一批中年学者对李先生是恭敬执弟子礼的，但他从不以师长自居，更不以学术思想领袖自命。他经常宣称，几十年耽搁下来，他没有多少学问。当我第一次听他坦然说自己既不是教授（在社科院即研究员），也不是博士生导师时，我的确感到震惊。他哈哈笑着说，他不过一学官而已，他既无大著出版，就不能去申请当教授。我想，以他的学问和地位，换一个人，肯定觉得当院士也不在话下的。
我自觉与李先生交流密切，但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叫我替他办过私事。偶尔向他提到一篇好文章，他找不到，就会嘱我复印了放在社科院他的邮箱中，他把好文章的复印件送我也是常有的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他都喜欢这种交往方式。
我知道，在中国学术文化界一部分人中，也有拉帮结派的风气，“认码头”、“拜老头子”的习惯。一批后生簇拥着一位老前辈，于是老人成了“领袖”、“泰斗”，年轻人一面跑腿、打杂，一面得到提携、奖掖。老人出场总是前呼后拥、八面威风；年轻人有幸经常被耳提面命，也长进飞快。我们与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毫无这种习气。
李老生前和我说得最多的，是想为青少年编一本《公民读本》，他认为这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百年大计。他多次对人说，他年轻时曾在一个中学当过公民教育的教员，这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如果有“下一辈子”的话，他最想做的仍然是当公民教育的教员。当我看到出版广告，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公民读本》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找两本，送一本给李老。可惜一打听，书尚未出来，紧接着，李先生就过去了。李先生生前未能看到中国的《公民读本》，这是极为遗憾的事情。
我去年11月从瑞典返国，很快就去了李先生的家，他在我出国期间搬到新居。因为有“乔迁之喜”这个话题，那一次我们破例说了一点学理之外的家常话，从李老新居的布置和他的话中，我能感到作为副部级的离休干部，他的经济状况实在是十分拮据。当然，他没有把这点放在心上，我因此产生的是更加的敬重。
我现在还来不及思考、总结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贡献和思想遗产，回顾以往的交往，我最深的是：他是真正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