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如书名所示，是一部对秦汉魏晋史的具体而深入研究的论文集，但文集的最后两篇文章，《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消除“代沟”，共同前进》，是会议的“发言”和杂志的“笔谈”，不仅不是论文，并且与文集的“名”“实”均不太吻合，对此，作者在书后的“重订本跋”有所说明，但是，这两篇文章却使我们看到了田余庆对陈寅恪的理解，并集中体现了田余庆先生的史学思想。
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田余庆这样评说陈寅恪的学术个性、成就和影响：
陈寅恪先生具有爱国思想，具有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保持着传统史学的风貌，但是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却具有全新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的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他师承乾嘉而又不拘泥于乾嘉，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奠定新基础，开辟新途径，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陈寅恪的研究影响了几代史学工作者，近几十年来国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几乎都是陈寅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而他们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陈寅恪的启发下或者是在陈寅恪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段话极其精确，即使“爱国”、“正直”、“博学”、“深思”这样通常出现在套话中的陈词，也用得十分准确而贴切，而“士大夫情操”、“中国文化习养”不正是陈寅恪的文化品格吗？田余庆应当也是陈寅恪的“私淑弟子”，并且是著名的《东晋门阀政治》的作者，所以他所谓的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自有其精深的专业眼光，说得这样真切，远非行外学者所能及。这么多年来的“陈寅恪热”，说了那么多的溢美之词，很少有这样切实、准确的评论，虽然田先生的评论几近三十年了。
田先生最后还说：“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和学相辅相成。陈寅恪取得丰硕的成果，原因也在这两个方面。”这是很准确的概括，也是一切杰出学术成就的“原因”，但是，话虽然说得很平实，却是将“功力”放在“思想”的前面，当作是第一位的“原因”，其实是耐人寻味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有“新思想”、“新方法”之“热”，九十年代又有了“学术”耶“思想”耶之论，似乎总是不得学术之门，说到底其实都是“槛外人”语，议论的不是问题的问题。田先生在《消除“代沟”，共同前进》中回顾“近代学术的发展”，有这样一段话：
教训之一就是，理论浮夸风曾使史学研究吃过大亏，千万要注意防止。任何新思想、新方法，即令都很正确，我们对它的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对它的作用也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即令如此，也不能代替每个人扎扎实实的、坚持不懈的具体研究。
其实这里说的“理论浮夸风”是有明确所指的，说“吃过大亏”，一点也不为过，田先生在此含蓄地表达了他的“沉潜具体研究”。可见在田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强调“功力”、强调“具体研究”是第一位的。
强调“功力”，强调“具体研究”，并不是无视“思想”、忽略“方法”。问题在于，“思想”、“方法”不只是在理论探讨中获得的。因此在田先生看来，与其讨论“思想”、“方法”，还不如从“丰富的典籍和研究成果”入手：“历代史家潜心著述，磨练出严谨地对待史料的成套方法，讲究扎实的基本功和深厚的史学根柢，并且凝聚为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这才是我们应当“尊重”的“传统”。这里，田先生又一次说到陈寅恪：
善于借鉴的人，并不以术语、概念取胜，而是将借鉴来的新思想、新方法化为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用在具体的研究之中。例如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最有成就的陈寅恪先生，他发挥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汲取西方近代史学的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而又不露痕迹。有时他仅仅根据并不罕见的史料，以之论证历史问题，却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他并不多用外来术语，不自诩某学某论。他撰文著书，体裁风貌陈旧，当然不足为法，但无碍于其内容之新颖。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人感到是中国产品而非舶来品，舶来品已中国化了。
这是对陈寅恪学术研究和著述的特征的最准确说明，也是田先生的史学思想的表现。
田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合而观之，既可以看作是他的陈寅恪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史学思想的自述，这是一位史学家对一位前辈史学家的深深敬意，令人感怀。田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卓著，窃以为，著作如《东晋门阀政治》，论文如《〈隆中对〉再认识》、《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等，深得陈寅恪史学之神韵；进而言之，田先生当属陈寅恪“私淑弟子”的第二代学者，并且是这一代中陈寅恪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最大者。第一代的应该是唐长儒吧？而周一良，学识绝佳，本来应当陈寅恪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第一人，可惜的是直到晚年才得以致力旧业，勉力完成《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恐怕是乾嘉殿军而已，似不及《东晋门阀政治》能较乾嘉诸老更上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