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中国史学会成立55周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五五联袂，学界同贺。历史研究所是中国史学会的单位会员，几十年来两者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笔者受聘在中国史学会秘书处兼职工作已逾十载，现就所见所闻，对历史研究所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史学会活动的情况，作一鸟瞰式的概述。应当说明，历史研究所建所虽然比中国史学会筹建晚五年，但历史研究所建所之初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发起人，有的还是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后的主要领导人，所以追溯历史研究所与中国史学会的关系可以从中国史学会筹建之日说起。
（一）
中国史学会筹建于1949年7月1日，后来担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领导人的郭沫若、尹达和第二所领导人的陈垣、侯外庐、向达等老一辈历史学家都是筹建这个学术团体的发起人。当时名称叫“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其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1]名称上虽有“筹备会”的字样，实际上并非仅仅从事筹备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率先筹建的全国性社会科学团体，中国史学会与紧跟其后相继筹建的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中国新法学研究会、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等五个学术团体，共推举代表10人，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名义组成代表团，参加了1949年9月21日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2]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而作为中国史学界的最高学术团体，它在推动全国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建设新史学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史学会筹建后不久，就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时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势气腾腾。史学界也精神焕发，朝气蓬勃，不论在组织建设、理论学习和学术工作等各个方面，都“突飞猛进”，迅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1951年夏，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史学会的会员已发展近900人（其中总会会员289人，地方会员609人），各地分会筹备会也多达15个。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批判旧史观，树立新学风，推动传统悠悠的历史学研究工作呈现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也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转变”，开辟了“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3]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六个转向：“一、从唯心史观转变到唯物史观；二、从个人研究转变到集体研究；三、从名山事业转变到群众事业；四、从贵古贱今转变到注重现代史的研究；五、从大汉族主义转变到注重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六、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变到注重亚洲史及其他各洲历史的研究。[4]郭沫若是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主席，陈坦、侯外庐、向达是常务委员，侯外庐还兼任常务委员会秘书，他们与副主席吴玉章、范文澜等历史学家一道，为实现中国史学界以”六个转向“为标志的”划时代转变“作了大量工作，也给中国史学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水到渠成。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饭店隆重举行，史学工作者140余人出席。郭沫若在会上作了《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讲话，高度评价了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的工作成绩。大会根据林伯渠同志的建议，将学会正式命名为“中国史学会“，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郭沫若、尹达和陈垣、侯外庐、向达都当选为理事，郭沫若、尹达和陈垣还当选为常务理事。理事会推选郭沫若为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向达为秘书长，郑振铎为副秘书长。
中国史学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史学界的组织更加紧密了，同时也将更进一步地扩大起来了。”[5]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会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如先后举办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巴黎公社90周年、太平天国110周年、辛亥革命50周年等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不仅深入探讨具体的学术问题，展开“百家争鸣”，而且尖锐批评当时史学界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和错误论调，大力提倡树立实事求是的严肃学风。在此期间，中国史学会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一批史学工作者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自1950年至1961年，《义和团》、《太平天国》、《戊戌变法》、《鸦片战争》等10种大型专题资料相继出版，受到中外学人的欢迎和好评。
（二）
十年浩劫，“万马齐瘖”，中国史学会被迫停止活动。粉粹“四人帮”后，史学界坚冰消融，春意盎然。三年多来，批判“影射史学”，打破研究禁区，促进了史学工作者的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学术气氛空前活跃，国内学术活动十分频繁，各省、市、自治区的历史学会大多恢复了活动；国际学术交流也日见增多，尤其是国际历史学界的盛会……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即将于1980年8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罗马尼亚朋友殷切期望中国历史学家组团出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学会重新恢复活动已呈现“迫不及待”之势。根据胡乔木同志的建议，由梅益、刘大年二同志负责“重建中国史学会”的工作。1980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重建中国史学会座谈会”，邀请在京原中国史学会理事、侯补理事、知名历史学家和有关学术机构负责人共27人，共商“重建”事宜。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副所长尹达、梁寒冰、林甘泉及顾颉刚先生应邀出席座谈会，他们都表示积极支持中国史学会的“重建”。历史研究所还委派科研处钟遵先同志参加“重建中国史学会筹备处”的工作。
1980年4月8日至12日，“重建中国史学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25名史学工作者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胡乔木同志主要讲述了三个问题：历史学有什么用？目前史学工作者所遇到的困难和应采取的措施；有关历史研究工作的几个思想方面的问题。与会代表听后受到很大的启发、鼓舞和鞭策。他们认为，胡乔木同志深刻地阐明了历史科学的重大意义，精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正确回答了当时我国史学战线和理论战线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从而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继续前进和中国史学会开展学术活动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选举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通过民主选举，历史研究所有8位历史学家――侯外庐、尹达、梁寒冰、熊德基、林甘泉和顾颉刚、张政烺、胡厚宣当选为理事，占理事总人数（71人）的11.26％，人数之多，比例之高，在全国史学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中端列首位。尹达、梁寒冰、林甘泉还当选为常务理事，梁寒冰任秘书长。
由于筹备时间紧迫，这次大会没有组织专题性的学术研讨，只安排了三项学术工作汇报：由孙毓棠研究员介绍大科全书历史卷编纂情况；郑天挺教授介绍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情况；李新研究员介绍中华民国史编纂情况。在这三项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学术工作中，前两项都与历史研究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或其分编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或其分册的负责人中，有历史研究所的多位学者任职，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处即设在历史研究所，至于历史研究所参加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和中国历史大辞典文稿撰写工作的学者则有数十位之多。
出席中国史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香港学者也应邀出席。与会代表遥望南天，不禁深情思念隅居祖国宝岛台湾的历史学者。大会根据刘大年同志的建议，致信台湾史学界同行，全文如下：
“台湾历史学界诸先生大鉴：
全国各地历史学界代表于一九八O年四月八日聚集北京，举行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旨在加强团结，切磋学术。此实我国历史学界之盛会。全国各地代表共聚一堂，情绪至为热烈。所可惜者，惟未能亲聆诸先生教益耳。
史家之贵，在明治乱之迹，通古今之变。我中华民族悠久，文物灿然，夙具极大生命力与凝聚力，虽多经内忧外患，此种力量迄未稍衰。每当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之时，国力即臻强盛，对世界文明贡献亦大。凡此皆诸先生所熟悉，无待赘述。阐发台湾大陆骨肉渊源，研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促进祖国统一早日实现，自为我历史学界同仁神圣责任，愿与诸先生共勉之。
我政府多次声明，欢迎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参观游览，保证来去自由。三十年间，神州大陆先民史迹与历代珍藏，多所发现，想有所闻。若能作祖国大陆之游，则获益快心，何可胜道。翘首云天，书不尽意。
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一九八O年四月十二日[6]
这封信是大会委托林甘泉同志起草，经胡乔木、刘大年同志修改定稿，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信的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充分表达了大陆历史学者殷切盼望祖国统一、真诚期待两岸学者早日促膝切磋学术的共同心愿。
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的领导体制是实行主席团制，主席团由郑天挺、周谷城、白寿彝、刘大年、邓文铭五人组成，执行主席轮流担任。1980－1981年先后轮值执行主席的周谷城、郑天挺二老均不在北京工作。为了保证学会工作顺利进行和富有成效，理事会决定由秘书长梁寒冰主持学会的日常工作。梁寒冰同志虽然调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不久，对史学界的情况也不甚熟悉，但他毕竟是长期工作在党的思想与理论战线上的老同志，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又从事过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基本理论和中共党史的深入研究。在老一辈历史学家、特别是刘大年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梁寒冰同志很快地进入“角色”，襄佐主席团，驾轻就熟地主持史学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胜利三十周年学术座谈会”、“郑天挺同志学术纪念会”、“尚同志学术纪念会”等学术活动以及筹备中国史学会首届学术年会；在天津等地举办中学生历史知识竟赛活动，进行中学历史教学状况调查并提出加强与改进中学历史教学的建议；接手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创办《史学情报》；组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等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申请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为正式会员，等等。此外，中国史学会还根据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编纂地方史志的要求，为加强全国地方史志的研究与编纂，协助筹建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梁寒冰同志担任协会筹备小组召集人。该协会于1981年7月在太原正式成立，并参加中国史学会为团体会员。中国地方志工作指导小组成立后，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改变隶属关系，但由于梁寒冰同志“一身二任”，既是中国史学会的秘书长，又兼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首任会长，中国地方志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地点亦长期设在历史研究所，所以两个学会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任期为3年（1980－1983），时间不算长，但这三年正是中国史学会经历十年浩劫的重创之后恢复勃勃生机的起步阶段，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开局很好，卓有成效，开始在国内外赢得较好的声誉。在学会内部，由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的格局，也初步形成”。[7]三年来对中国史学会的建设与发展，主席团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梁寒冰同志作为主持学会日常工作的秘书长也是功不可没的。
中国史学会自1980年恢复活动后，又先后举行过四次代表大会，
产生了四届理事会。每次大会，都有历史研究所的代表出席；每届理事会，都有历史研究所的多位学者当选为理事，有的还担任学会领导人或参加秘书处的工作。如第三届理事会（1983－1988），梁寒冰、熊德基、林甘泉、李学勤和张政烺、胡厚宣入选理事，林甘泉任主席团成员，周年昌任副秘书长；第四届理事会（1988－1993），林甘泉、李学勤、陈高华入选理事，周年昌连任副秘书长；第五届理事会（1993－1998），林甘泉、李学勤、陈高华入选理事，林甘泉任副会长，童超任副秘书长；第六届理事会（1998－2004），林甘泉、李学勤、陈高华、卢钟锋入选理事，李学勤任副会长，童超连任副秘书长。上列历史研究所的诸位同志，不论担任学会的何种职务，都为中国史学会开展工作和加强中国史学会与历史研究所的联系，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三）
中国史学会实行单位会员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史学会以及未加入地方历史学会的中央级史学研究机构是中国史学会的单位会员。多年来，历史研究所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单位会员，一贯大力支持中国史学会的工作，积极参与中国史学会的许多活动。限于篇幅，这里仅列举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与中国史学会联手举办学术会议。
中国史学会自筹建以来，便把举办不同规模、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作为学会推动历史研究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的一项主要工作，其中仅第六届理事会就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举办学术会议达26次之多。中国史学会经费短缺，人手也不足，学术会议主要采取与相关单位或地方联合举办的方式。中国史学会与历史研究所先后联合举办过“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1年8月在长沙举行，国内外学者180余人出席。在大会上，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致开幕词，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李学勤致闭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任谢桂华作主题报告，与会学者在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开展学术交流。学者们系统地回顾了百年来简帛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历次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并从简帛资料的保护、整理与出版，简帛研究的途径和方法，研究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展望了新世纪简帛学的发展前景。这次学术会议是中国学术界继纪念甲骨学100周年、敦煌学100周年之后又一次隆重的百年学术纪念活动，是新世纪简帛研究的一次高水、高规格、规模空前的国际性学术盛会。
1993年是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史学会与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民主促进会、苏州市政协联合发起，由历史研究所与苏州大学在顾氏故里苏州市主办了纪念性的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及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等社会知名人士与学者126人出席。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顾颉刚先生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开辟蹊径、创建学派、培育人才、对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表示应当认真学习顾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移，治学经世致用、赤诚爱国的可贵精神和高尚情操。
第二、积极参加中国史学会举办的学术活动。
中国史学会举办的学术活动，涵盖整个历史学领域，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与著名人物，发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总结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回顾与前瞻；探索前沿性的重大学术课题，把握学科发展的生长点与突破点；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理论导向与学术导向。此外，为了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推进史学队伍建设，还多次举办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历史研究所组织本所学者积极参加中国史学会举办的与本所学科相关的学术活动，并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2002年5月，中国史学会与云南大学在昆明联合举办“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大会邀请林甘泉同志作了题为《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8]的发言，这是大会安排的五个重点发言之一。林甘泉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前近代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是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他对三个热点问题涉及的一些概念和当前史学界存在的一些观点进行评说，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历史研究所组织本所青年学者参加中国史学会主办的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鼓励和支持他们积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创新见解。在1991年10月于西安市举行的首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上，彭卫发表了《关于传统史学遗产扬弃的思考》[9]，他提出了“在对传统史学认识上，扬弃不二的表述似乎比批判继承更为准确”，并把中国古代历史学的扬弃区分为精神层面、取向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新观点，他认为只有认真地对待传统，才能真正地走向未来。在1996年10月于合肥市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上，史延廷发表了《从来世上无双色，化作学界第一家――20世纪中国先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0]。他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先秦史研究步步趋前，持续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奠定了它在国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历史学领域“第一家”的地位。在充分肯定巨大成绩的同时，他也不讳言先秦史研究在思维方式、理论水平和史学体系方面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以前瞻性的视角展望了20世纪中国先秦史研究“超越过去，再创辉煌”的前景。
第三、积极参与中国史学会开展的国际学术交流。
中国史学会十分重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除多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和接待海外学者来访外，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组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每五年一届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由创建于1896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办的，出席大会的各国历史学家每次多达二、三千人，规模殊为盛大。自1900年起至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先后举行过19届。[11]中国史学会组团出席始于1980年8月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此后，陆续参加了1985年8月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第16届，1990年8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第17届，1995年8、9月间在加拿大蒙特尔举行的第18届，2000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19届。历史研究所每次都委能本所学者参加代表团出席会议并认真准备拟在大会宣读和交流的学术论文。如第15届，安排了孙毓棠出席（因病未能成行）。第16届，林甘泉出席，发表论文《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关于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考察》，这篇论文收入《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会前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精装本，赠送给大会。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阿维勒夫人十分赞赏，认为中国出版这本赠送大会的论文集反映中国历史学家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重视。第17届，林甘泉出席，并在由中国、日本、印度三国联合组织的“亚洲与西欧封建制度对比研究”专题讨论会上宣读论文《租佃制与君主制：中国封建制度若干特点的考察》，引起各国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第18届，耿昇出席，发表论文《16至18世纪中学西渐》。第19届，卢钟锋在戴逸教授主持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圆桌会议上宣读论文《由传统走向启蒙――论18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辛德勇发表论文《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史学会组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既利用这个论坛向世界各国学者展示了中国历史学的成就，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影响，又让中国学者有机会比较广泛而及时地了解国际历史学的现状和趋向，有助于开阔学术视野，提高研究水平。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历史学界与国际历史学界的联系与合作，增进了中外学者的友谊。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在中国史学会组织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注意利用本所和本学科的优势、特色和亮点，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四、大力支持中国史学会主持的史学书刊编辑与文稿审读作
中国史学会自1981年起接手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陈高华同志被聘为编委。实际上，早在《中国历史学年鉴》由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创办之始，陈高华同志即是“编辑者”之一。此后，陈高华于1995年改任年鉴学术委员会委员，彭卫继任编委至今。《中国历史学年鉴》是史学界与出版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创办的第一部人文社会科学年鉴》，其内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学术动态、史学机构和人物，信息密集丰富、准确适时，20年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好影响。年鉴的骄人成绩、凝聚着参与编辑工作的历史研究所编委的智慧与辛劳。
多年来，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了大量史学图书，其中最为著名者从195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现已出版13种70余册，国内外学术界好评如潮。
列入“中国史学会重点课题”的“中华姓氏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由李学勤任主编、童超和赫治清等任副主编、朱大渭和郭松义等任编委的《中华姓氏谱》丛书，于2000－2002年间相继出版31卷，其中有6卷是由历史研究所学者李锡厚（《李姓卷》）、杜婉言、刘洪波（《刘姓卷》）、袁立泽（《袁姓卷》）撰写的。许多读者反映，这套丛书代表了姓氏文化研究的新水平。
中国史学会为了鼓励史学工作者精心写作与编辑工作者积极编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促进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于1996－1998年开展中国史学会优秀史学论文评奖活动。中国近代史和苏联史优秀论文评奖于1996年举行，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评奖于1998年举行。评奖工作分为初评、复评和终评三个步骤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与《历史研究》编辑部承担了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的初评工作，负责人彭卫、高世愉、秘书张彤，工作人员由许敏、曲鸣丽、侯旭东、邵蓓等编辑部人员兼任。他们依据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评选委员会制定的评奖标准，本着严格公正、宁缺无滥的原则，对参评论文认真评审，提出了差额性的初评结果。在通讯评委进行复评（通讯评审）之后，由评奖委员会进行终评，共评选出8篇论文荣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给获奖作者颁发了奖金和证书，给论文推荐单位也赠送了纪念品。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评选工作是在评奖委员会主任林甘泉研究员和副主任田余庆教授、刘家和教授的共同主持下严肃而认真地进行的，并得到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的资助。
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将于4月中旬在古都西安举行，选自历史研究所的代表有林甘泉、陈高华和陈祖武、辛德勇、杨珍5人。笔者相信，在新世纪，中国史学会与历史研究所会进一步地加强联系与合作；历史研究所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单位会员，会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和参与学会的工作，共同为发展和繁荣中国历史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1]《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载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第4页。
[2]蔡美彪：《范文澜与中国史学会》，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11页。
[3]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8页。
[4]范文润：《史学会已有的成绩与今后的努力》，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12页。
[5]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8页。
[6]《人民日报》1980年4月13日。
[7]王玉璞：《刘大年与中国史学会》，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24页。
[8]载中国史学会、云南大学编《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第96－110页。
[9]载《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1991年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第118－127页。
[10]载中国史学会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论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第142－150页。
[11]张椿年：《中外史学的交汇――记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程》，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