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萨孟武先生在其《水浒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兄弟政治（同姓宗室把持权力，“封建诸侯，以藩屏周”）、舅爷政治（包括亚形态姑爷政治，即外戚势力擅权）与马弁政治（宦官专政主持朝纲，“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这三种基本形态的交替嬗递、循环往复（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无间道Ⅲ》中主题歌的一句歌词：“从终点又回到原点”，艺术与政治相通），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三种政治形态最终都是弊端丛生，“一蟹不如一蟹”，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只见其轮回，不见其进步。就象元曲《高祖还乡》中所唱的那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证诸于史实，萨孟武先生之所见诚为不刊之论。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血缘纽带的长期存在并影响于政治，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原生形态必定是“兄弟政治”。因此，“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西周初年周天子大封同姓诸侯，人数多达数十人乃至百余人，“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武王既崩，成王年幼，此时出来摄政的，乃是周公。可见西周统治者是希望通过推行“兄弟政治”，来巩固“小邦周”对“大邦殷”骤然取得的军事胜利，维持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所谓“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诗经·大雅·板》）。
然而，动机虽然很好，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其效果却不佳，最初跳将出来反抗周室的，竟然是成王的亲叔叔，周公旦的亲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一伙，他们先是散布“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之类政治流言，盅惑人心，搅乱朝廷，接着又策动纣王之子武庚举起叛帜，彼此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向中央朝廷亮出刀枪，杀气腾腾，要把原有的政治格局彻底砸烂，重新洗牌，专擅天下。闹得周公不得已说服召公，发布《大诰》，“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篇》)。亲自挂帅，率师东征，“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悦之。”(《孟子·滕文公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叛乱给镇压下去，史称“管蔡之乱”或“三监之乱”。“兄弟政治”从一开始便亮起了红灯，其前途当然不容乐观。
尽管如此，“兄弟政治”作为最主要的政治形态，在西周之后仍是代有承继。汉高祖刘邦千辛万苦从西楚霸王项羽手中夺得天下之后，有鉴秦王朝推行郡县，废除分封导致二世孤立而亡的教训，在翦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之后，全面推行郡国并行制度，分封同姓为王者九国；弟刘交为楚王，子刘肥为齐王，从父兄刘贾为荆王，子刘长为淮南王，子刘建为燕王，子刘如意为赵王，子刘恢为梁王，子刘友为淮阳王，子刘恒为代王，并明确制度：“杀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同样是把天下看作是一家一姓的产业，“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折不扣的“兄弟政治”。
然而到了后来，兄弟们间不能彼此相安，同床异梦，尔虞我诈，做天子的随时算计整肃自己的叔伯兄弟；做诸侯的也相继盘算着黄袍加身的美事，在暗地策划动乱，密谋造反，于是最终酿成了血风腥雨的“吴楚七国之乱”以及稍后的“淮南王叛乱未遂事件”，“兄弟政治”再一次宣告破产。
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晋武帝司马炎从曹魏子孙手里夺得政权，建立晋朝，为了稳固统治，曾大规模封建诸侯，这当然也属于典型的“兄弟政治”，可是其最终的结果竟是“八王之乱”，赵王、河间王、成都王、楚王、汝南王、齐王、长沙王、东海王等八王先后拔刀亮相，一个比一个凶狠，生死相搏，狂野厮杀，结果导致少数民族贵族武装大规模内侵，晋怀帝、晋愍帝一个个先后羊入虎口，不得善终，西晋朝廷遂告覆亡。
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侯，以为这是中外相维的良策，稳定天下的妙方，可是殊未料当其驾崩之后，尸骨未寒，燕王朱棣便借口所谓的“清君侧”，兴兵作乱，举兵犯阙，一举推翻了朱元璋生前钦定的接班人建文帝的统治，将建文帝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象宰鸡屠羊似的杀得干干净净，并用一出惨绝人寰的“诛十族”悲剧，把方孝儒全家送上血腥的历史祭坛，史称“靖难之役”。这些事例充分表明，把政权委托给叔伯兄弟子侄，往往会事与愿违，兵动宫闱之间，祸起萧墙之内，“兄弟政治”破绽百出，难以为继。
“兄弟政治”既然行不通，随之而来便是外戚擅权，实施所谓的“舅爷政治”。即如萨孟武先生所言，“此后少主即位，已经不学武王那样，使兄弟摄政，而学汉高祖那样，使太太摄政。在妇人摄政之下，用人以什么做标准呢？妇女虽然出嫁从夫，但是夫家的人，由她看来，总不及娘家的人亲密，因此之故，妇人摄政，常常引用外戚，吕后王诸吕，就是一个证据。这个时候，夫家兄弟当然失去权势，反之，娘家兄弟则可大出风头，所以当时政治可以叫做舅爷政治。”（《水浒与中国社会·由宋江的家族关系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
然而，“舅爷政治”较之于“兄弟政治”根本没有优点可言，它同样对君主的地位构成威胁，经常诱发政治上的动乱。西汉初年诸吕作乱，几乎颠覆刘氏江山；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新朝粉墨登场，都说明“舅爷政治”之极端不可靠。其弊端在后世更是愈益明显，轻则操弄国权，肆意忘为，导致内外离心，政局动荡，如东汉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诏命”；又如东汉阎显兄弟凭借阎皇后之力，“为卿校，典禁兵”而干预朝政。重则篡夺江山，自立为帝，使政权易主，社稷改姓。这类史实，各代皆有，不绝如缕。例如王敦尚武帝之女襄城公主，桓温尚明帝之女南康公主，专任阃外，手执雄兵，威势既振，便有犯阙之意，这属于驸马（姑爷）作乱的典型；又如王恭乃孝武帝后之兄，东晋庾亮、庾冰、庾楷均是明帝皇后庾氏之兄弟或子侄，也皆在羽翼丰满之后滋生不臣之心，这属于外舅作乱的榜样。
再如桓玄为桓温之子，即晋之外甥，兵马既盛，就忍不住露出狰狞嘴脸，窥觊非望，篡窃天位，则表明外甥也不足为恃了。至于杨坚以北周皇帝岳丈身份，从宇文氏手中夺得皇位，建立隋王朝，那更加是典型意义上的外戚篡权了。
由此可见，内外亲戚一旦有了大权，无不反戈相向，釜底抽薪，这让做皇帝的如何能够食甘味，寝安稳！“舅爷政治”的危险性、黑暗性同样不比“兄弟政治”稍减几分，它的维系当然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所谓“贪孩童以及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湮灭连踵，倾辀继路。”（《后汉书·皇后纪》）其实这也是人性的普遍特点。因为，荣华富贵，始终是世人竞相追逐的目标，功名利禄，永远是世人朝思暮想的期盼，在这种巨大的诱惑面前，人总是很难把持住自己，于是忘恩负义，落井下石有之，患得患失，自寻烦恼亦有之，只要有利可图，哪里还能顾得什么亲情，什么道义！
小皇帝随着年龄的增大，自然不满意舅爷们骄横跋扈，大包大揽，他痛心于寄人篱下，苦恼于芒刺在背，所以总想设法改变这样的格局，收回法定的权力，从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可是，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势单力薄，无有奥援，何能相抗已经气焰正炽，尾大不掉的外戚势力。既然他无法突出重围和相隔甚远的外臣相谋，那么他也只能把身边朝夕相处的宦官引为腹心，同他们策划与暗室，伺机于可乘。一旦讨平外戚，扭转乾坤，皇帝论功行赏，宦官当然得势，遂有机会跳到前台干预朝政，“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后汉书·宦者列传》）于是乎，“舅爷政治”又一变而为“马弁政治”了。
由宦官主导的“马弁政治”，则是传统政治形态中最恶劣、最下流、最糟糕的一种类型。其祸患之严重，较之于“兄弟政治”与“舅爷政治”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明清时期则称“太监”）是刑余之人，生理上的残缺使得他们往往出现心理上的变态。(象司马迁那样的受了宫刑还能保持基本正常的心理状态，发愤写书，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业的，属于凤毛麟角，没有普遍性)。加上他们自幼净身入宫，通常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对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多有感冒，对道家所主张的旷达人生态度更是无法认同，他们有的只是变态的报复社会心理，仇恨一切正常、美好的事物。
一朝大权在手，这种压抑着的仇视社会情绪就会最充分的渲泄出来，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同时也给统治秩序的有序维持带来灾难性的冲击：“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拘害明贤，专树党类。”（《后汉书·宦者列传》）
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汉桓、灵之际政治的腐朽黑暗，唐代顺宗、文宗几位天子的悲惨下场，宋代童贯等人作威作福紊乱朝纲，明代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专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均是“马弁政治”可恶丑陋的具体象征。
正因为“马弁政治”是最黑暗的政治，因此，它对君主地位、权力所构成的实质性危害也最为严重。换言之，“马弁政治”是传统政治中的最后红灯，到它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统治者已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了，而被统治者也不能再容忍照常的被统治了。”于是，大动乱爆发，乱得七荤八素，乱得不能再乱之后，自然会有“圣明天子”降临，由他“奉天承运”，出来收拾残局，使天底下芸芸众生能够摆脱“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乱世”，而进入“可以暂时做稳奴隶”的“治世”(鲁迅语)。政治形态又开始转入到“兄弟政治”，三种传统政治形态的新的一次“轮回”遂重新启动，这就是所谓的“由终点回到原点”。典型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运行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