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单元，能够有长期的凝聚性，固然由于其地理环境自成格局，但也由于国家形态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秦汉帝国的结构并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经过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一个一个国家个别尝试，又互相模仿，方出现了秦汉帝国所承袭的国家形态。
战国时代晚期，一个国家已是由君主与专业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层管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秦国已实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国，汉承秦制，大体未改，但是经过三四代的逐渐改革，专业的文官构成统治机构的主体。
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不得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内廷与外朝的区分，颇同今日企业组织董事会与公司抗衡相似。
外朝，即执行政务的政府，是一个庞大文官组织的高级主管，汉代的“外朝”由丞相主持，在权力结构上应是与皇帝的内廷分工的，但是皇帝的权力仍时时干预外朝。
皇帝内廷的幕僚，包括宦官、外戚或宠臣，常常借君权夺取相权。从汉至清，只有宋朝的内廷没有伸张势力，侵夺文官组织的权力。终究皇帝是专制的君王，臣僚对皇权还是无可奈何的。
今日社会学上的官吏僚属的定义，乃是一群以管理为业务的人员。这些官僚应是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因此政策制定人对于执行人员应尊重其专业上的理性。
但是，中国的文官，自从汉代荐举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作为官员入仕进阶的条件，数千年来的士大夫都接收儒家理念教育。科举制度考试用来测试举子对儒家观念的认识。于是，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官系统不仅以专业为其入仕资格，而且以实现儒家理念为其目的。这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文官群体，并不仅是管理系统中的工具。
许多宗教都有出世的理想，其乐土都不在人间。儒家则秉持入世的理想，要在人间缔造一个符合其理想的社会秩序。于是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国文官系统，至少在理论上，认为政府不仅可以征集资源，保持国力，更必须为生民主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中国的王朝至少在政治上，不是为了皇权而存在，而是为了天下生民而存在。
王朝有好有坏，大多数的王朝，完全背离这一理想。只是，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好。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体来说，比在欧洲贵族政治下的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些。至少，有了天灾人祸之时，通常政府会有赈济的措施。当然，在最近四百年内，欧洲政制已大非昔比，欧洲百姓的生活水平已超过中国百姓了。
中国的文官，正如任何权力结构中的人，大部分会为权力腐化，更多的人会依附权力，忘记了儒家理念。可是，只要以理想为鹄的，总有一些人，或在权力结构中力求匡正缺失，或在权力圈外抗争。许多忠烈正直人士，即使在当时只是白费气力，儒家的理想也会因有这些谔谔之士得以长存不堕。
中国的文官既以科举为入仕途径，过了关口的人数相对于读书人的总数必然只是少数。读书人中，包括尚未入仕及已经致仕的，有不少人士成为小区的领袖，即地方的缙绅。他们代表了社会力量，对国家既支持也制衡。在近代民主政治出现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并没有类似的社会力量以制约国家的权力。
由于中国政治上的这些特点，两千余年来，“编户齐民”支撑的皇帝—文官体制为中国百姓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是以，中国天灾人祸并不少于欧洲，但是中国人口持续增殖，而且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也持续进行，致使这一庞大的“天下国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不断更迭。一般言之，改朝换代乃是一种关节更新。
朝代初起时，惩于前朝覆亡，必有若干新制以匡救敝败，而且新朝代其君臣中必有一些能干的人才。因此，新朝之始，施政大致不差。
到了两三代以后，制度日久生弊，再加上一代两代的安定，人人好逸恶劳，莫说创业，甚至守成也不足。
再过两三代，王朝若不振作，则会内乱外患，朝政敝坏，国事江河日下。此时王朝无力肆应，就难有重启新运的机会了。
若是王朝垮了，另一批人乘时而起，重头收拾，即是新的朝代。
这种周期，因每一个朝代的特定情形各有其历史背景，还不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以预测其发生。
总之，中国的皇帝——文官制度，使中国历史有比较长期的稳定，在近代的世界大变化以前，中国文化与经济在这一种国家形态下，有相当长时期的涵泳与凝聚;于是，中国的政治体、文化体及经济体，三者几乎完全重叠，即使在三者扩大的过程中，新吸纳的边缘也往往逐步融入其中，成为巨大共同体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中国帝国体制也因为受此调节而陷入僵化的困境，以至不能在大变之时有所调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