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源于中原华夏族的楚人，在其所封楚蛮之地筚路蓝缕，励精图治，融楚蛮、并越濮、占诸夏，由“蕞尔之邦”到“地方五千里”，由“蛮夷”而“华夏”，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楚国楚民，壮大了华夏族，为统一的秦汉帝国及“华夏—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疆域与民族基础。楚人坚定的华夏观及其对华夏文化的接受与认同，特别是对黄帝世系及华夏神话的尊崇与认同，是楚人实行疆域扩张、民族融合、兴邦强国、回归华夏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周初立国于江汉楚蛮之地的子男楚国，通过军事上的征战与文化上的学习，疆域不断扩大，民族不断融合，造就出了“江南之地皆为楚土、江南之民皆为楚人”的宏大景象，成为春秋五霸之霸主、战国七雄之枭雄，被称为南中国的华夏，为秦汉帝国的统一及“华夏—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疆域与民族基础。
(一)楚人族源观点简说
立国于江汉楚蛮①地区的楚人源于何处，学界主要有“东来说”、“西来说”、“苗蛮土著说”、“中原北来说”四大观点。以郭沫若、胡厚宣等为主的专家学者主楚人东来说②，认为楚人为“淮夷”、“殷之盟国”、“属东国”、“源自东方”。以姜亮夫、岑仲勉等为主的专家学者主楚人西来说③，认为“楚之先祖高阳氏颛顼发祥于西北昆仑山一带”，“盖亦以为西方民族也”，“远古楚人是米地亚人”。以林惠祥、余伟超为主的专家学者主楚人苗蛮土著说④，认为“荆人所立之国为楚”，“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以张萌麟、何光岳、张正明等为主的专家学者主楚人中原北来说⑤，认为“楚之先祖祝融发祥于中原”，“生活在黄河下游”，“后南下到江汉地区”。
“中原北来说”较符合早期民族形成史与文献记载。楚人，因楚国而名，因与其他民族融合而强大。我们认为，楚人源于中原华夏族。楚人先祖的活动区域有力地诠释了这一观点。
(二)楚人先祖及其活动区域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开篇首句道出了楚人的先祖为颛顼(高阳)和祝融(伯庸)。关于楚人的先祖，《大戴礼记》、《史记》、《国语》等文献都有相同的记载。
颛顼高阳氏为黄帝之后裔。《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帝颛顼高阳者，都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是也。”今本《竹书纪年》笺引《地理通释》曰：“颛顼都卫为帝丘，后徙高阳称高阳氏。”卫，今濮阳县，即今河南省滑县东南60里；帝丘，春秋时属卫地，即今滑县境内；“高阳城在开封府杞县西二十九里是也”(《一统志》)，即今杞县县城西南11公里处。颛顼死后葬在顿丘鲋鰅山(今河南内黄县境内)。据此可知，颛顼及其部族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一带。
祝融是帝喾赐予重黎的御号或曰官职名，重黎即是祝融，吴回亦是祝融。在《史记•楚世家》中，重黎是被视为一人的，但《左传》、《国语》、《山海经》等很多文献都把重、黎视为两个人⑥，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职责，但他们都任火正一职毋庸置疑。祝融出自颛顼，属于黄帝系，他同时也属于炎帝系⑦，但他是属于以炎黄为主的中原华夏集团是确定无疑的。《左传•昭公十七年》曰：“郑，祝融之虚也。”郑即今新郑，黄帝有熊氏之建都地，故祝融原居今河南新郑市境内。
祝融有后裔曰“祝融八姓”，《国语•郑语》记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而《世本•帝系》则说祝融的后裔为六姓，无董、秃二姓，其他相同。祝融八姓可能是从祝融氏分衍出来的八个氏族，其中：斟姓无后；董姓亡于夏；己姓昆吾、苏、顾、温；彭姓彭祖、诸嵆，为商所灭；秃姓舟人，为周所灭；妘姓邬、郐、路；曹姓邹、莒，春秋时仍散处黄河下游。芈姓，周灭商后，封其于楚蛮之地建立楚国。对祝融八姓及其后裔的地望早有定论，王玉哲认为：“则知除芈姓，其余大约相当于今日的河南一部，河北顶南的一小部，与山东西南江苏西北的一小部。则芈姓的楚族最初居地，也应在此区域之内为是。”[1](P256)李学勤认为，祝融八姓的活动地域，约在今河北、河南、山东之间，偏于东方[2]。由此可知，祝融八姓及其后裔最初(商周之际之前)的主要居住活动地域均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一带。
楚人先祖还有“陆终六子”。陆终六子在《大戴礼记》、《史记》中皆记为：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曹姓、季连(芈姓)。陆终六子之季连直系后裔建立了楚国，是为楚国血系始祖。陆终六子除了参胡以外，都包括在祝融八姓之中，故陆终六子的活动区域亦应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一带。
据楚人先祖的活动地域推断，“楚民族在商末以前，大致以河南为其活动的范围”[1](P258)。由上，我们可以说，楚人先祖在商末以前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居民，为炎黄血系，属华夏集团，后来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之地建立楚国，楚人从此出现。楚蛮先楚国而存在，楚人因楚国而得名。成立之初的楚国是五十里的子男小国，楚人也只是指自中原迁徙于楚蛮之地建立楚国的芈姓人部族，即后来的楚公族(贵族)。起初楚人生活在广大的楚蛮土著之中，与其和谐相处。后来经过楚人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他们先后融合了土著楚蛮、濮、越族及诸夏旧族，并把这些异族异民变为楚国的子民，楚人队伍越来越壮大，成了占据整个南中国的强大的楚民族，楚国也成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楚人源于中原华夏族，壮大于江汉楚蛮土著之中，强大于楚蛮濮越诸夏等族的融合。
商朝末叶(公元前11世纪)，楚先祖鬻熊(或之前)为避商王打击从中原迁至丹淅地区与强大的姬周氏族为邻以求庇护，“鬻熊子事(周)文王”。周初成王之时，鬻熊之曾孙熊绎被周成王封于楚蛮，“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楚国与楚人始见于历史。楚人在属于自己的逼仄的楚蛮之地一方面继续对周朝保持顺服态度，一方面也同当地土著楚蛮保持良好关系，以积蓄能量，谋求版图的扩张与民族的强大，企图争夺中原霸主，重回华夏大家族。经过楚人的努力，楚国立国的800多年间，不仅北上饮马黄河向诸夏，还向西、南、东伸张势力侵占濮越，几乎整个南中国皆为楚土楚人。据统计被楚国先后统治过的土地约占周王朝全部国土的1/2左右。
(一)楚人的民族融合
楚国的发展壮大不仅表现在疆域的拓展上，更主要表现在民族的融合上，而这种民族融合是以归宗华夏族为指向和结局的。可以说楚国的发展壮大过程就是楚人与周边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即是与楚蛮、百越、濮、北方诸夏等民族的融合过程。
楚国立国于楚蛮土著之中。楚蛮为尧舜禹时代三苗的后裔⑧。立国之初，为了本族的发展强大，芈姓楚人首要的任务是与当地的楚蛮土著搞好关系。楚人以其先进的技术和优势的文化影响着楚蛮土著，同时楚人也学习接受当地土著文化跟从蛮俗，呈现出民族融合之势，楚人不断壮大。西周晚期，楚人已植根于江汉蛮夷之中，楚人已不再是单纯的芈姓中原华夏人，楚蛮土著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成分。楚君熊渠之世“甚得江汉间民和”，其活动范围“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故中原大国称楚人为“楚蛮”、“荆蛮”、“蛮荆”。而楚国国君熊渠也以“我蛮夷也”自诩，毫不隐瞒自己的蛮夷身份。熊渠在融合周围楚蛮土著壮大自己后，开始“兴兵伐庸、杨粤(粤即越，杨粤属百越)，至于鄂”，在扩张疆域的同时，开始了同百越民族融合的尝试。到春秋早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史记•齐太公世家》)，此后楚蛮尽为楚人所并，完全融入楚国楚人。楚人在对楚蛮的融合进程中，同时“启濮”，开始了与濮族的融合。但直到楚顷襄王时期楚将庄蹻通滇时(约公元前279年)，楚人始深入百濮腹地，楚、濮两族的交融才大有进展。
自立为王的楚武王熊通在“启濮”的同时又北上伐随，开始了与诸夏融合的尝试。后来的楚王们把“窥伺中原诸夏、抚绥汉阳诸姬、制驭巴濮蛮越”作为楚人融合诸族回归华夏的伟大梦想，不遗余力地去奋斗，于是，“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申、息、唐、邓、蔡、江、黄、六、蓼、陈等江汉及中原诸夏旧国亦皆为楚所灭，东南之吴越大国也曾为楚所占有，华夏等诸民族及吴越之民不断与楚人融合，楚民族不断壮大，成为南中国第一大族。
在楚人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楚人虽也曾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自居，但他们时时也忘不了其华夏祖根，于是在其强大后，便开始积极地“恢复”其华夏身份。春秋时，王室衰微，中原诸侯争相称霸，轮换登场。处于蛮荆的楚国亦不甘落后，积极北上参与争霸。一心想做王与中原大诸侯国比肩的楚君熊通在请周王敕封他为王遭拒后愤愤地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史记•楚世家》)于是自立为楚武王，开始北伐。熊通的后代继承了其北上的国策并把势力深入到中原腹地。在不断的南北征战中，楚人学习周制，进行改革，坚定“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的总方略，政治上实行奴隶主专政，经济上推行土地国有制，俨然南国的华夏。
但在中原诸夏眼光中，此时的楚国虽然积极“参与”诸夏事务，但它仍然是南方夷蛮国家，不入中原正统文化。中原诸夏认为“楚虽大，非吾族也”(《左传•成公四年》)。为了遏制楚国北进，中原的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在齐桓公的率领下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攻打楚国。楚成王亲率楚军北上迎战，迫使齐国等与之定下召陵之盟，中原诸国被迫承认楚的华夏身份。自此，楚获得了合法的华夏身份，取得了与中原诸夏相等的政治地位，实现了楚国“以属诸夏”而“观中国之政”的华夏梦。召陵之盟并没有改变楚国北上的计划而阻止楚军的北伐。楚庄王曾率军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当得到王孙满“在德不在鼎”的回答后，他认识到中原的华夏文化礼仪才是称霸中原的真谛，也才能使自己真正的华夏化，于是楚国加强了对华夏文化的学习与借鉴。公元前516年，周王子朝反叛失败南逃楚国带去了大量的文献典籍。此次典籍南迁为楚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楚文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春秋后期，楚国经济发达、文化先进且独具特色，堪与华夏比肩。至此，楚人“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的民族双重性得到了改变，华夏身份得到了认同。
战国时周王室更加衰微，中原诸侯国不遵周制纷纷称王。此时的楚国已蜕去“蛮夷”身份，同齐、赵、韩、魏、燕等国一起共称“诸夏”，且成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的大国强国(《战国策•楚策》)。楚国终于从一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子男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史记•楚世家》)的“万乘之强国”(《战国策•楚策》)。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剧烈，楚国由“蛮夷”而“华夏”，楚人由单一民族到多民族融合直至最后归于华夏，其间反映了其民族意识的变化。楚人自周立国楚蛮以来，学习当地文化，融入当地土著，自诩“蛮夷”，并不断吞灭几乎包括春秋时所称南蛮与东夷的大部分、戎狄中的一部分，“蛮夷皆率服”，形成了疆土宏阔的强大楚国和人口众多的楚民族。当楚人绝对强大时，他们又想回归华夏，于是楚国在对蛮夷进行兼并之时也开始了北伐进军中原，大量的诸夏旧国成了楚国的一部分，众多的华夏子孙成为楚人。楚国的北伐与兼并加速了楚蛮与华夏的融合，使楚国一步步取得了与中原诸夏相同的政治身份，摆脱了曾经的蛮夷身份，
成为战国时中国南方的华夏，并以大国强国的身份步入战国七雄的行列。
作为战国七雄，作为诸夏之国，楚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在完成地区性统一以后都渴望实现中国的大一统。随着七雄战争的愈演愈烈，民族大融合、国家大统一的意识也越来越明确。百家争鸣又为这大一统廓清了政治思想，厘清了历史谱系。华夏诸国皆为炎黄的子孙，楚国先祖颛顼也作为五帝之一归之于黄帝系。同一族源的确立，同一祖谱的建构，是华夏民族大融合的产物，它既促进了华夏民族大融合，又加速了“华夏—汉族”的形成，原来一些像楚人一样被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蛮夷都已归宗为炎黄一脉，皆为炎黄子孙，都是华夏族人。
三、楚神话：楚人的精神家园
楚人的华夏观及其文化观加速、坚定、稳固了民族融合，使其真正摆脱了蛮夷身份成为华夏族大家庭的一员。而在这种文化认同的过程中，神话起到了先锋与核心作用，引领规范着楚人的思想与行为。楚国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使其对来自东夷、华夏和苗蛮的神祇尊奉祭祀为其所用，形成了主神明确、多神崇拜、独特而新奇的楚神话。其神话集中表现在《山海经》及《楚辞》中。
(一)凤鸟图腾
《白虎通•五行篇》说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凤鸟。作为祝融后裔的楚人是尊凤的民族。凤最早为东夷人的图腾，随着部族迁徙与民族融合及文化交流，凤崇拜进入中原及南方的某些地区。夏商及西周时，东夷、华夏等集团中崇鸟及凤的部落或民族很多，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鸟图腾被龙图腾替代，唯楚人矢志不改、祀凤不辍。楚人认为只有在凤的导引下，人的精魂才有可能飞登九天、畅游八极，故楚人也常以凤鸟自警自策自喻。《离骚》曰：“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九章》曰：“凤凰在兮，鸡鹜翔舞。”“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说：“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从考古文物看，楚墓中出土有很多凤纹凤鸟图案的绣品、木雕及龙凤帛画。可见楚人对凤鸟尊崇至极。
(二)神帝崇拜与先祖祭祀
楚神话里没有五帝，在被认为是楚人所作的《山海经》⑨里是围绕着黄帝、帝俊、颛顼三帝展开的。
黄帝代表西方昆仑神话，《山海经》中记黄帝事23处。昆仑之丘、帝之下都、轩辕之丘、轩辕国、黄帝是许多民族的祖先、黄帝与诸多部族的冲突与战争等都见于《山海经》中。黄帝是中原华夏族的始祖，也是楚人的始祖。楚人对华夏的向往与回归，其也是以认同黄帝始祖为前提的。
帝俊代表东方神话，《山海经》记帝俊事16处。帝俊有妻羲和、常羲，分别生了十日和十二月。帝俊的功绩还表现在文化的创制上，他的后人先后发明了农耕、船、琴瑟、歌舞、巧倕等。后来这位至上神在华夏神话里与黄帝、帝舜等神帝叠合而逐渐消失。帝俊是太阳与凤鸟的化身，楚人崇日崇凤也是对帝俊的崇祀。
颛顼代表的是苗蛮神话，《山海经》记载颛顼事16处，书中把他作为至尊上帝与黄帝、帝俊并列，并说他是黄帝的曾孙，出自黄帝一脉，因他生了祝融(重黎)，成了楚人的祖先，他也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并被改造成为五帝之一。楚人把颛顼作为始祖，主要是楚人的中原情节与华夏意识。楚人对颛顼的祭祀不像中原那样做禘郊祭仪，他们也只是把他作为始祖供奉而已。这是颛顼神话南下后的改变。
祝融是楚人先祖。他不仅是帝喾之火正，还是神话中的五方神，佐炎帝。《山海经•海外南经》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淮南子•时则训》言：“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祝融被视为南方之神，而南方与五行之火对应，故祝融又是火神。《礼记》则直言“炎帝为南方大帝，祝融为南方大神”。祝融死后“葬衡山之阳，是以谓祝融峰也”(《路史•前纪八》)。祝融被楚人奉为始祖世代祭祀，否则将会被处罚。《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夔子不祭楚人先祖祝融和鬻熊，被楚人视为大逆不道，以至招来了亡国之祸。
祖先崇拜是楚神话的核心内容。楚人祭祀的祖先有：颛顼、祝融、老童、季、鬻熊、熊丽、熊绎、武王以及直系父祖。楚人对祖先的祭品是有严格等级的：“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笾豆、脯醢则上下共之。”(《国语•楚语》)
作为神话帝王的炎帝与帝舜也深得楚人尊崇。炎帝又号列山氏，在上古民族迁徙中，炎帝族的一支柱之部族从渭水流域经上洛(今陕西商县)、汉水迁入今湖北随州市。柱的后裔族中，部分人又南迁于今湖南炎陵县及湖南省南部地区。随州北有神农洞(据传神农所生处)、神农社，湘东南(炎陵县)有炎帝陵[3](P92)。战国时楚人许行创造的农家学派就尊奉神农为祖师爷。帝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湖南九嶷山。《离骚》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帝舜)而陈词”、“朝发轫于苍梧兮”、“九疑缤其并迎”。秦始皇三十七年“行至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弥补自己曾经不敬的过失。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长沙国南部地图》上有“九疑山”，山旁注有“帝舜”二字。今九嶷山麓有舜陵庙以存纪念。
(三)神灵崇拜
楚人是多神灵崇拜的民族，这在屈原《九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所祀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国殇十神中，除河伯为北方神外，其余皆为楚地神灵，地方色彩十分鲜明。
太一是楚人信仰中的至上神，又称“上帝”、“上天”、“皇神”，屈原在《楚辞》中把太一称为“东皇太一”，或“上皇”、“上帝”、“皇天”。太一本为一个哲学范畴，意为宇宙之本。《史记•天官书》所记太一为“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太一是造天地、化万物的天帝，似中原神话中的盘古与女娲。
东君为日神，也是太阳神。在楚神话中，其与炎帝神农及重黎、吴回等同属于太阳神家族。云中君为雷神，亦称丰隆，它是太阳神的坐骑，同时也兼云神、雨神和闪电神之职。楚人对大司命与少司命特别敬畏，唯恐祭祀不周，因为其掌握着人的寿夭。
立国于丹水和淅水交汇之处，崛起于江、汉、雎、漳诸水的楚国，在朦胧意识中认为，民族勃兴、国家强盛是受益于江河的，所以他们对大川特别有感情，对水神是必祭的。常驻他们心目中的水神有：湘君与湘夫人，为湘水之神或曰洞庭水神，流行于沅湘民间。传说大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其妃娥皇、女英闻讯后悲痛欲绝，投湘水而死，葬于岳阳君山。河伯为黄河水神，又名冯夷、冰夷、无夷，属北方神祇。黄河早在卜辞中已多见祭祷，河神在商周以来一直被列入祀典。楚人本不祭黄河之神，但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南渐，黄河水神亦为南方所祭。
楚人敬畏水神，但却很少祭山，可能是因为立国于山区之中深受崇山峻岭的阻碍，故而对山没感情。楚人即便祭山，也不在楚国境内，而只在异国境内。《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杜预注：“用太子者，楚杀之为牲，以祭冈山之神。”意思是楚灭蔡后，杀死蔡国太子为牲祭蔡境的冈山。史亦载，楚灭了鲁国后也祭祀了泰山。山鬼是楚人的山神，其属于一个虚幻的神灵。让楚人产生幻想的是巫山女神，传说她是炎帝的小女儿媱姬，未嫁而卒，葬于巫山之阳为神女。她与楚王的浪漫故事让人想入非非。
另外，楚人的神灵还有：月神女嬇、风神飞廉、日御羲和、月御望舒、山神山兔、土伯冥府、水神玄冥等，凡此诸神，皆见于“楚辞”与出土文献。楚人先祖陆终之妻女嬇为月神，加之楚人迁居江汉地区后根据月亮的盈亏来指导农业生产，于是，崇月、祀月顺理成章，由此产生了丰富的月亮神话。风神飞廉亦是一个车御，多形合一，其与中原的风神风伯不尽相同，与秦人祖先呈鸟形风神飞廉也不尽相同。楚人是一个信鬼重祀的民族，故楚神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和特色——冥府神话。冥国在神话的垂直三分世界中属于鬼的世界，因处于地下，故曰冥国，或曰鬼界；另外的两界是天上的神界，地上的人界。神、人、鬼三重天模式在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覆棺铭旌帛画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传统神话中，鬼界称之为“幽都”(因不见日月黑暗幽晦而名)或“黄泉”(因地载于水而名)，在后来的佛教神话中对这种鬼的世界又进行了完善，成为地狱世界，是对前世作孽之人的惩罚之地，故有死后下地狱之说。楚辞《招魂》篇从冥国天地四方的角度把冥国的阴森恐怖描绘得详尽细致。“魂兮归来”，在今天湘鄂一带的丧礼上唱招魂歌词仍是祭祀亡者仪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四)楚神话概说
楚神话是一种兼容并蓄为其所用的神话，其神话中包含着上古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神话内容，楚神话纷繁庞杂，却杂而有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系和祀典、传统和特色。与中原华夏古老神话相比，楚神话表现为：主神明确，神职稳定；神已经充分人性化，人兽同体特征已不存在；神与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情。
楚人把凤鸟作为图腾，并且比东夷和中原更加持久虔诚，说明楚人不忘先祖祝融，更舍不掉的是凤的能力与品质，这是远离故土的楚人发展壮大的精神力量。
楚人把颛顼作为始祖，坚定自己炎黄后裔华夏身份不容置疑、不可动摇的立场，故楚人认同炎帝、黄帝，祭祀帝舜。楚人这种对华夏神话的接受与认同，是楚人的认祖归宗观念和华夏意识，更是楚人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宏大的政治抱负：“抚有蛮夷”，“观中原之政”，回归华夏，一统中原。楚人在炎黄子孙、回归华夏旗帜的引导下，发奋图强，向华夏学习，向中原迈进，不仅去掉了“蛮夷”身份，恢复了“华夏”身份，而且还把整个南中国变成了“南方的华夏”，壮大了华夏族，拓展了中国的疆域，为庞大的秦汉帝国及“华夏—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疆域与民族基础。
楚国的多神崇拜中大多是自然神，日神、雷神、月神、风神、水神都在他们的祭祀之列，庄严隆重。楚人对自然的崇拜，对神灵的敬畏，远在中原民族之上。《汉书•地理志》上说：“楚地信巫鬼而重淫祀。”王逸也在《楚辞章句》里讲道：“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人的这种信鬼重祀是其先祖的遗风，更是楚蛮之俗。楚人信鬼重祀风俗虽然在秦汉的统一中日趋式微，但却影响深远，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且在历史上还起到了重要作用，它颠覆了一个王朝。当陈胜在大泽乡的“丛祠”(神祠)里借用这种风俗喊出“大楚兴，陈胜王”时，成千上万的民众群起响应。神话的这种巨大力量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不久秦王朝就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这是文化上的胜利，首先是神话的胜利。
秦灭亡后，楚神话一度是汉文化的主流，如太一与黄老道。太一这个楚地独有的尊神在汉初时突破了楚地域，登上汉代的神坛，走进了中原华夏的神话殿堂。《史记•封禅书》载：“武帝时亳人谬忌奏祀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太一压住了华夏五帝的地位，
并对中国神话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后来，汉文化以儒为主调，神话的历史化确定了五帝系统的核心地位，楚神话在汉神话的基本格局中成为辅翼，共同构成了中国神话。
楚神话里东夷神话、华夏神话、苗蛮神话同构并述。楚人为了生存发展壮大，用海纳百川之宽阔胸怀与统一华夏之恢宏气势将北、东、南形形色色之神兼容并包于自己的意识中，根据需要为我改造、为我所用，这是其“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民族意识的真切体现。神话是楚国强大的武器，楚国在实行土地扩张、民族融合、兴邦强国、回归华夏的过程中，都赖于对民族神和外来神的信奉，都赖于不断学习各族文化精华。楚神话接受了外来神话的影响，特别是对华夏神话及黄帝的认可，客观上促进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共同心理渐趋统一，为统一的“华夏—汉族”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源于中原华夏的楚人崛起于荆楚江汉间，最后归于华夏，这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认同，而这首先是神话的认同。
注释：
①“荆”“楚”古通用，故传世文献中“楚蛮”多称“荆蛮”，唯《史记•楚世家》称为“楚蛮”。
②郭沫若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楚本蛮夷，亦即淮夷”，“为殷之同盟国”。他又在其《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著作中说“淮夷即楚人，亦即《逸周书•作雒解》中之‘熊盈族’”，“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中认为：“惟据吾所考，则楚民族之疆土，自后世观之，虽在江汉流域，而最初之来源，则当自东方，盖与殷商夷、徐本为同族者也。”
③姜亮夫在《楚辞学论文集•说高阳》中认为“楚之先祖高阳氏颛顼发祥于西北昆仑山一带”。其在《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一文中多次强调：“以夏起西方……以楚为夏后，盖亦以为西方民族也。”岑仲勉在其《两周文史论丛•楚为东方民族辨》中更认为“远古楚人是米地亚人，与西亚拜火教有关系”。
④林惠祥在其著作《中国民族史》中说：“荆人所立之国为楚。其族至春秋时尚自居于蛮夷，自别于‘诸夏’或‘中国’；诸夏亦称之为蛮荆或荆蛮。……大抵荆楚原为南方民族，至少自殷中叶即奠居江汉荆山一带。”余伟超在《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和《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的考古学推测》两文中认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
⑤张萌麟、何光岳依据“郑，祝融之虚也”及祝融八姓的分布范围，肯定祝融——楚之先世发祥于中原，后南下到江汉地区。张正明在其著作《楚文化史》、《楚文化志》中认为“传说时代的楚人先民生活在黄河下游……始祖为祝融”。
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少皞氏之叔曰重为勾芒(按指‘木正’)，颛顼氏之子曰犁为祝融。”犁即是黎，二字音形均相近。《国语•楚语下》载：“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抑)下地。”《史记•太史公自序》亦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命北正黎以司地。”
⑦《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
⑧楚蛮，又称荆蛮，是江汉一带世居的土著民，其属于尧舜禹时代的三苗后裔。禹伐三苗，给三苗以毁灭性的打击，其后三苗遗部一分为三：一部分归顺于华夏集团；一部分南迁进入云贵高原，成就了今天的苗族；一部分继续留在江汉地区生息繁衍。刘玉堂认为：“(禹伐三苗之后)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或‘荆蛮’成为江汉地区的主要民族。”(刘玉堂：《夏商王朝对江汉地区的镇抚》，《江汉考古》，2001年第1期)伍新福认为：“(三苗)经过数百年的较为和平的发展后，势力又强盛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中原人就不再把他们叫着‘三苗’、‘有苗’，而以地命名，称之为荆蛮。其实，他们就是三苗的后裔。”(伍新福：《荆蛮、楚人与苗族关系新探》，《求索》，1988年第4期)至夏末商周(西周)时期，荆蛮又发展成为人数众多的势力集团，但并不像三苗一样强大统一，其居住分散，文化也较为落后。
⑨鲁迅、袁珂等人均认为《山海经》是楚人所作，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袁珂《神话学论文集》。
【参考文献】
[1]王玉哲.中华民族早期源流[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2]李学勤.谈祝融八姓[J].江汉论坛，1980，(2).
[3]闫德亮.中国古代神话文化寻踪[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