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代民众诣阙上诉蔚为风潮，诉访事宜广涉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中，民众控告官员罪行、乞留清官胥吏、揭露地方败政等诣阙上诉行为多能得到明廷允准，并根据上诉事宜，因事制宜、规范程序，惩治贪官、以示警戒，受理陈诉、除弊兴利，转送推诿、不予受理。诣阙上诉体现了明人追求申诉权、公正权的自觉意识与执著精神，蕴含着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虽然明代诣阙上诉存在诸多局限，但仍是明廷了解舆情、洞察民意、肃清吏治、监控社会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明代/诣阙上诉/国家政治
所谓诣阙上诉，是指官民直接向皇帝陈诉舆情，揭露时弊，申诉冤狱，状告贪污，乞留清官等。诣阙上诉源于周代，成于唐代，盛于明清，终于“京控”[1]。诣阙上诉事宜广涉政治、经济、社会、司法等，是朝廷了解舆情、洞察民意的重要途径。明代社会舆论空前活跃，广大民众初萌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在广开言路政策的推助下日益浓郁，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勇敢打破常规诉讼程序，直叩阙下，申诉民意，以异样的舆论形式彰显了追求申诉权、公正权的自觉意识与执着精神，而其陈诉的一系列话题，一定程度上成为监督、预警和矫正明廷执政理念的重要舆论资源。然而，对于明代诣阙上诉这一重要问题，迄今论者尚少，仅有研究成果，多从法律层面考察了明代诉讼制度及“好讼”之风。因此，本文拟在考察明代诣阙上诉的生成机制及其表达的基础上，着重对明代诣阙上诉与地方社会问题、诣阙上诉与国家政治运作、诣阙上诉的政治意蕴及其局限性等重要问题予以探究，以期全面观照明代社会舆论的真实生态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一、明代诣阙上诉的生成机制
作为一种社会“泛意识形态”(pan-ideology)，社会舆论反映民众呼唤，是感受社会冷暖的“皮肤”[2]。有明一代，文网密织，文狱泛滥，文化专制臻至高峰。但在此背景下，社会舆论却以民心民意的集合意识和群体信念，突破帝国体制的层层藩篱，伴随此起彼伏的政治变动和社会思潮而日益勃兴。其间，诣阙上诉作为一种非常态化的政治现象，超越常规司法程序，将基层民意径陈阙下，形成民众与皇帝舆情互动的生动态势。
明制，访民须自下而上逐级上访，依次为地方县、州、府、省—按察司、监察御史、巡按御史—通政司、刑部、都察院—登闻鼓—皇帝。按照级别管辖规定，民事诉讼案件归属县、州、府，若理断不公，或“冤抑不理”，民众方可赴巡抚、按察司、巡按御史等处上诉，“凡有告争户婚、田土、钱粮、斗诉等事，须于本官衙门，自下而上，陈告归理”[3](卷211，追问公事)。若访民冤屈未伸，则需逐级上访，“凡按察司官断理不公不法等事，果有冤枉者，许赴巡按监察御史处声冤。监察御史枉问，许赴通政司递状，送都察院伸理。都察院不与理断，或枉问者，许击登闻鼓陈诉”[3](卷209，风宪总例)。除此之外，访民不可越轨蹈矩，越级上诉，否则将受到惩罚，“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4](卷22，刑越诉)。然至宣德时，越级上诉者络绎不绝，明廷不得不重申越诉律令：“凡民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者，仍发戍边。”[5](卷100，宣德八年三月壬申)此后，对越诉控制得更趋严格。景泰时，民众越诉，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6](卷94，刑法二)。成化时，甚至禁止民众越诉贪腐，“各处军民词诉，除叛逆机密等项重事……俱要自下而上陈告。若有蓦越奏告者，俱问罪”[3](卷169，诉讼)。不仅如此，成化时为严惩“枉叫冤枉”的访民，一度让其背负百斤木枷示众一月。[7](P256)
明代民众上访与司法之间始终存在纠结和矛盾，并由此衍生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诉讼路径。一方面，在法律框架内，明廷严禁越诉，若访民确有冤屈，便可得到法律的支持和情理的认可，并超出一般诉讼程序直诉皇帝；但若无冤，则是“愚民”、“刁民”和“刁徒”，将会受到惩罚。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诣阙行为，明代司法不仅没有限制，甚至会根据实情予以鼓励。如洪武时，凡官员贪污受贿、残暴虐民，民众即可赴京越诉，“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8](卷33重惩贪吏)。这为诣阙上诉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当然，明代民众诣阙上诉之所以得到官方认同和司法许可，尚取决于以下两点：
一是诣阙上诉发起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明代民众诣阙一般限制在自然属地内，小者以里甲为单位，大者以州县为单位，这种有限的舆论空间、舆论规模和舆论状态适应于专制统治的需要。一方面，参与诣阙的访民来自同一地域，社会阶层极为广泛，既有基层的里老、耆民、生员甚至普通民众，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吏、宗藩等。其中，年高德望里老耆民代表民众的普遍利益和共同心声，往往最为统治者重视。另一方面，专制时代，普通民众虽无言论自由，但其在朝廷施政理念的框架内，仍是具有独立表达意愿的社会群体，诣阙行为是他们对社会问题的集体判断和理解。
二是诣阙上诉有鲜明的舆论话题和利益诉求。明初鼓励民众诣阙上诉，陈述困难。洪武二十五年(1392)，兖州曹县耆民诣阙称本县主簿刘郁廉勤爱民，明太祖说：“自古人君所患者，惟忧泽不下流，情不上达。今民以主簿之贤来言于朕，朕宥之，仍与治其民，上下之情无所壅蔽矣。”[9](卷216，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庾辰条)这种鼓励性的言语和举措，促使民众诣阙上诉，反映民间实情。宣德三年(1428)，有奸民因其家被知县郭完责罚，心怀不满，意图诬告。县中里长老人诣阙上诉，称知县“廉洁正直，爱民勤事”[5](卷35，宣德三年春正月己酉条)。正统时，巡抚于谦因得罪太监被贬为大理少卿，此举引来山西、河南吏民的不满，纷纷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6](卷170，于谦传)。总体上，诣阙作为民众发表意见的舆论平台，其鲜明的舆论话题和利益诉求，无疑具有传布社会舆情、矫正地方司法、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
当然，明代民众之所以要突破司法程序，以极大的勇气诣阙上诉，不仅取决于以上两点，更与地方司法程序缺失、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等现实因素有着紧密联系。
一是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有失公正。地方官员统领一方行政和司法大权，民众是否诣阙上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执法能力和水平。明代地方官员在受理民讼时，时常唯利是图，巧取豪夺，恣意贿赂，以致民众冤屈难伸，只好绕过地方，赴京越诉。如宣德初，民众负冤赴京陈诉者日众，原因是：“府州县不得其人，小民受虐不能自存，赴诉府州县，府州县受赇纵奸，往往反坐以罪。又诉于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亦有以枉为直，以是为非，或淹禁致死者。”[5](卷54，宣德四年五月癸酉条)这种现象在明中后期更趋严重，地方官司在审理民讼时，动辄罚人财物，中饱私囊，“始则暂寄官库以欺人，终则通同库役以入己”，有些官员甚至不惜“假立文簿，虚作支销”[10](卷99，成化七年十二月甲申条)，不拘事之轻重，理之曲直，一概滥受，“惟知规利是图，不顾虐民之惨”[11](别集•公移卷2，祛积弊以苏民困案)。但与此同时，有些官员遇有诉讼，时常推诿，按压不理，民众有冤难诉，只好诣阙上诉。
二是基层老人理讼机制逐渐废弛。明初，为应对民众上访，特设老人“理其乡之词讼”。举凡户口、婚姻、田地、斋居、斗殴等民间纠纷，老人均可会同里胥解决，若“事涉重者，始白于官”。民众有冤须先上访老人，不得“径诉县官”，否则便是越诉，将受到处罚。[9](卷232，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条)但实际上，很多老人在应对乡间争讼时，极难做到公正理断，甚至作威作福，横行乡里，“老人之设，本以理断民讼，劝戒顽愚，今多不遵旧制，往往营求差遣，图利肥己，于其所当理断之事，略不究心”[5](卷59，宣德四年十月乙亥条)。对此，宣宗深有感触：“比数闻老人多营差遣，生事扰民，挟制官吏，贪赃狼藉，莫敢谁何。有‘无印御史’之号。”[5](卷59，宣德四年十一月戊申条)不仅如此，老人制造冤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正统二年(1437)，高邮老人陆仁诬陷判官谢茂，而兵部侍郎徐琦在考察谢茂时，也不加核实，轻率定其“不能恤民”。不得已，谢茂只好诣阙诉冤。[12](卷33，正统二年八月庚辰条)
三是地方官员敌视民众诣阙上诉。民众诣阙上诉时常使明廷疲于应对，不堪重负，由此产生懈怠之心，甚至因噎废食，诉访事宜无论是否属实，一概不理。而地方官员有时也对诣阙上诉行为持以敌视态度。如正统时，嘉兴知府黄懋奏言：嘉兴“所治人民多系无赖，以告讦为能，辄入京妄奏，甚至有雇人代草者，词所连及动百十人，旷岁无稽，善良抱冤”，建议通政司“今后嘉兴有陈诉者，抑之不受”。实际上，黄懋所言“天下皆然，何独嘉兴”。以此为契机，明廷命“法司普禁之”，“今后惟谋反重情许诉于京，余皆自下而上，违者以蓦越罪之”。[12](卷58，正统四年八月乙巳条)
可见，在明代法制框架内，当地方有司不能及时受理民众上访时，访民便越级上访甚至直达上访。其中直达上访渠道有二：一是通政司，民众诣阙上访须先到通政司，然后由通政司转至刑部，“非通政司转达于部，刑部不得听理。诬告者反坐，越诉者笞，击登闻鼓不实者杖”[6](卷94，刑法二)。二是诣阙上诉，这是最直接的上访渠道。若通政司、刑部未能解决上访事宜，访民可到都察院，或径至阙下，击鼓鸣冤，此即诣阙上诉。民众之所以不顾越级受罚之苦，选择诣阙上诉，既与地方司法制度失序、官员贪赃枉法、老人制度废弛等有关，也与民众坚信至尊皇帝一定可以为民做主、还民公道的信念有关。
二、明代诣阙上诉的表达方式
明代民众舆论源于民间生活，能反映社会的一般观念，最终在利益共同化、政治统一化和伦理规范化的发展中，被融化为对社会问题的整体认识，纳入社会舆论的洪流。推而广之，诣阙上诉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行为，明代民众上诉纵然是自发的，话语甚至是情绪化的，表面追求的也只是申诉冤情，伸张正义，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粗浅认识和对自身利益的真切考量，使其上诉的话题变为对政治、经济、伦理等的不同设想，也使其上诉的话题最初以感性化、零碎化和欲望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与此相联系，明代诣阙上诉的内容大体分为控告官员罪行、洗刷清官冤屈、乞留清官胥吏、揭露地方败政、诣阙直言进谏等。
(一)控告官员罪行
明初，太祖重典治吏，允许民众揭发赃官，并逮捕赴京面奏。在太祖看来，“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3](第45，耆民奏有司善恶)基于此，《大诰》规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材，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13](第36，民陈有司贤否)在此过程中，若有官员阻挡，“其家当诛”，“拿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敢有邀截阻挡者，枭”。[14](P612)如淳化镇巡检何添观等刁难上京民众，索要钱财，结果被处以刖刑。吴江知县张翥、县丞周从善等，也因阻挠耆宿赴京上访而获罪。[15](第67，阻当耆民赴京)不仅如此，太祖还对上访状告贪官者予以奖励，“免其差役，赐以钞衣”[15](第10，如诰擒恶受赏)。这些举措为民众诣阙告官创造了条件，很多官员也由此受到惩处，“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6](卷281，循吏传)。
若地方官员贪赃枉法，而司法官员理断不公，以致民冤难申，
也会引起民众诣阙上诉。如成化末，武城县生员高谨之母被人殴打致死。谨父赴京诉冤，不料知府杨能收受贿赂，声言谨母是自尽而死。无奈，高谨奔走阙下，击登闻鼓，甚至以自杀警示朝廷。宪宗闻讯，派刑部郎中吴钦会同抚按、三司查究，最终知悉母死因，杀人者伏法，知府杨能亦被降职调任。[16](卷20，梅高报母)此外，地方豪强与贪官污吏相勾结，害民取财，制造冤狱，引起民怨沸腾，只能赴阙讼冤。如洪武时，开州同知郭唯一贪赃害民，耆宿董思文等再三劝谕，郭唯一反发忿嗔怪。不得已，董思文等赴京陈告，郭氏竟派人截访，收监在禁，害死董氏全家。其侄董大赴京告发，郭氏被枭令示众。[14](P680-681)
(二)洗刷官员冤屈
明代地方官员在施政过程中，时常遭受诬陷，蒙受冤屈。每逢此时，明廷准许耆宿赴京面奏，伸张冤情，“以凭保全”[13](第45，耆民奏有司善恶)。如宣德二年(1427)，备御千户陈贵放纵士兵毁坏民屋，霸占民田，浑源知州陈渊历数陈贵罪状，反而被其诬奏，罚役京师。耆民数十人诣阙陈情，陈渊最终复职。[5](卷28，宣德二年五月丙辰条)七年(1432)，东平驿站牌长为非作歹，被知州李湘罢免，诸人窥伺李湘短处，以此要挟，求得复任，未能得逞，反而诬告知州聚敛民财，耆老诣阙澄清，最终奸民伏法，李湘复职。[5](卷96，宣德七年十月甲午条)此外，受冤官员或其家人也会赴京诉冤。正统三年(1438)，巡按御史王琏因私人怨恨，在考核处州知府武全时，认为其“庸懦无为”而将其罢免，武氏不服，伏阙称冤。经吏部调查，得知王琏考核不公。[12](卷41，正统三年四月甲戌条)成化十八年(1482)，陕西巩昌卫指挥使王昶遭人诬告侵盗粮钞，被判以监守自盗罪。其家人讼冤阙下，经查，皆属诬告。[10](卷234，成化十八年十一月辛亥条)广大民众及官员诣阙上诉行为，不仅替清官洗刷了冤屈，伸张了正义，而且有力打击了奸邪之徒，遏制了不法官吏。
(三)乞留清官胥吏
汉唐以来，有关乞留的记载不绝于书，但作为一种集体性、自觉性社会舆论，乞留现象的频繁发生和相关制度的有效推行当在明代，且表现出时间长、次数多、规模大、影响深的时代特征。其间，诣阙是民众乞留的重要渠道之一，但这种乞留方式并非基于申诉冤抑，而更多的是向朝廷传达积极的社会舆情——留任清官。
按明制，明代民众乞留不应直达阙下，但在现实中，越级乞留阙下的现象却极为普遍，对于这种法外之举，明廷多予以宽容，“军民诣京陈诉，似非蓦越”[12](卷116，正统九年五月癸亥条)。如永乐时，王黻任峄县知县，莅政廉勤，秩满当迁，峄民伏阙乞留，成祖从之。[17](卷19，职官下•王黻)宣德时，会宁知县郭完廉洁正直，爱民勤事，为奸民诬告，里长老人数十人诣阙乞留，宣宗说：“众好之必察，众恶之必察。今一人言其恶而众人称其善，其令陕西按察司特与辩明，毋为所罔。”[5](卷35，宣德三年正月己酉条)杨信民，宣德时任广东左参议，“清操绝俗，性刚负气”[6](卷172，杨信民传)，因事被逮，军民诣阙乞留，复其官。通城县知县杨庆，奉公守法，任满当迁，民众乞留，英宗允准。[12](卷107，正统八年八月戊子条)当然，民众乞留阙下，皇帝也不一定批准，如吴讷，宣德初巡按贵州，恩威并行，将代还，部民诣阙乞留，宣宗不许。[6](卷158，吴讷传)
明代民众打破了官员迁留的正常程序，使得很多官员得以久任一职，甚至死而后已。[18](P39-53)明代此起彼伏的乞留行为，曲折表达了广大民众对清官群体的集体冀盼和无限眷恋，充分彰显了民众舆论力量对明廷执政理念的预警、矫正和干预。而官方对乞留行为的诸般应对，不仅折射出明代治吏方略的演进轨辙、政治意蕴及其时代特质，而且反映了此期民众话语力量的日趋强化和权利自觉意识的日渐勃兴，一定程度上对整饬纲纪，澄清吏治，淳化士风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诣阙乞留推行日久，弊端渐露，“各府州县官九年考满，多因在任买田置宅，娶妻立籍，恐迁别处，要民保留”[12](卷120，正统九年八月庚戌)，以至于民众诣阙上诉也未必能反映实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廷曾规定“今后有保留者，须具实迹奏来”[12](卷120，正统九年年八月庚戌条)。
(四)陈诉地方舆情
明代民众的诣阙直言，实际上具有“敷宣治道”[9](卷14，甲辰年三月庚午条)的政治功能，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揭露地方败政，监督地方行政，矫正施政策略，解决社会难题的重要作用。如洪武时，黄河决口，凤池被淹，夏邑诸县按压不报。州民李从义诣阙上奏，请求筑防，以遏制水患。[9](卷200，洪武二十三年二月癸亥条)山东宁阳汶河决口，南连滋阳，西至汶上，滨河居民及田禾皆遭浸没。朝廷遣使调查灾情，使者弄虚作假，谎报灾情。宁阳县民沈进诣阙言灾，户部覆核得实，杖罚使者，蠲免租赋。[9](卷232，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丙午条)自然灾害的发生，赋税徭役的征发，关乎民众切身利益，但地方有司在执政过程中，不恤民瘼，引发民众不满。如宣德三年，安州里长诣阙称本地逃亡严重，官府下令代输逃户税粮，追逼甚急，民受其苦。宣宗命有司加以抚恤，蠲免代输粮草。[5](卷43，宣德三年五月乙丑条)在沿边地区，民众时常诣阙揭露边将劣迹。如嘉靖九年(1530)，总制陕西三边尚书王琼疏奏边将王效功绩，然神木县民薛添禄诣阙奏称王效肆意挑起边衅，隐匿损失不报，而朦胧报功。[19](卷113，嘉靖九年五月乙巳条)不仅如此，有时民众诣阙直谏还能使朝廷及时消除隐患。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山东钜野人田峨叛乱，号称“仁义王”，乡民刘奚赴阙奏报，命“行该抚按勘究”[20](卷556，万历四十五年四月庚子条)。可见，民众诣阙上诉使下情得以上达，为朝廷革新弊政、应对危机提供了舆情来源。
总之，明代民众诣阙上诉的炽烈情怀，舆论态势的扩大蔓延，都是民众集体信念的结果。每当冤屈不能伸张，困难不能缓解，意愿不能表达时，广大民众便将民间公论上达官府，进而直达皇帝，充分体现了其追求公正权的自觉意识；而统治者受理民众上访，不仅可以使朝廷获取真实的舆情民意，还可以借此加强对基层社会、地方行政的管控和监督。
三、明代诣阙上诉的官方应对
明代民众的诣阙上诉，实际表现了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失信，就在民不信官、官不信民的系列循环里，民众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权力至上的皇帝。虽然皇帝未必相信并同情访民言论，但因诣阙惊动的是最高统治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轰动效应，因而官方不得不根据情况予以回应。
(一)因事制宜，规范程序
明代官民诣阙上诉途径有二：击登闻鼓或赴通政司。洪武元年(1368)，始在午门外(后移至长安右门外)置登闻鼓，每日由锦衣卫等监守，“凡民间词讼，皆须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官不为伸理，及有冤抑、机密重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3](卷178，伸冤)，不许阻遏。明前期，对于死刑的上访受理时间可以延迟至执行死刑的前日，甚至临刑当日，其家人可代其击鼓鸣冤。当然，击鼓诉冤有时也不被受理，情形有二：一是负责登闻鼓的“直鼓官”不愿受理，并复审上奏皇帝，“近年鼓下词状，不与覆奏办理，致使冤抑控诉无所”[21](卷67，登闻鼓)。二是皇帝搁置击鼓冤案，不愿理会。如武宗耽乐嬉游，不理朝政，很多“诉冤于登闻鼓”[21](卷67，登闻鼓)的案件不得处理。洪武三年(1370)，设察言司，收受天下奏章、诉状等。十年(1377)又设通政司，通达下情，“凡有四方陈情建言、伸诉冤枉、民间疾苦善恶等事，知必随即奏闻”[3](卷212，通达下情)。但纵然如此，诣阙上诉时常遭到扭曲，司法官员“任意偏听，不畏法度，颠倒是非，致令衔冤负屈之人，辙入禁中伸愬，至有自缢死者”。鉴于此，明廷曾对诣阙上诉予以规范：“民人冤抑，止许赴通政司或登闻鼓下投递本状，在京听法司，在外听抚按官，参详虚实施行。”[19](卷68，嘉靖五年九月乙酉条)总体上，凡有重大冤情或国家机密之事，许民击登闻鼓，若是普通诉讼则赴通政司上访，立案后转由都察院等审理；若涉及官员迁转，则由通政司转奏皇帝，皇帝令吏部移文巡按御史核实后，方许留任。通常，民众诣阙诉访须经由巡按御史核实，若巡按御史替民奏保就须回避，改由布按二司核实。[12](卷86，正统六年闰十一月己丑条)
(二)惩治贪腐，以示警戒
地方官员是承接民众和中央的重要纽带，如果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滥用刑罚，上下其手，偏袒一方，使案件不能得到公正处理，民众申冤无门，便会走上诣阙上诉的道路。对于官吏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行为，明廷严惩不贷。洪武时规定，地方民众可手持《大诰》，绑缚贪官至京。洪熙时，这一政策有所调整，“文武官非其人，许被害者赴上司陈告，若诣阙诉，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22](卷63，选举志一)。宣德元年(1425)，砀山知县于民贪污不道，县人叚恭令侄赴京讼之，于民为避免事发，罗织罪名，逮捕叚恭父子三人于狱，又诬陷他们越狱，治之死律，凌迟处死，妻子流放二千里。宣宗闻讯，认为县令当爱民如子，如今却违反道义，残杀民众，悉论如律。[5](卷17，宣德元年五月己酉条)民众告官行为，无疑是监督地方官吏的一条渠道。至英宗时，更有详细规定：“各处有贪酷官员，或挟私怨，故禁勘平人，或受赇故入人死罪者，除军职及文职五品以上官奏请外，其六品以下即彼逮问，械京处之。”[12](卷79，正统六年五月戊戌条)虽然明廷对整肃吏治不遗余力，但贪官污吏依然难以遏制。
(三)接受陈诉，除弊兴利
明代民众诣阙上诉的问题，时常涉及诸多社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明廷采取相应的改革举措，不仅有利于除弊兴利，解决民生难题，而且有利于维系社会稳定，树立朝廷威信。如洪武三十一年(1398)，修泾阳县洪渠堰时，泾阳县耆民亦诣阙言堰东西堤岸圯坏，请求修治。[9](卷256，洪武三十一年三月辛亥条)太祖命工部遣官修治。洪熙元年(1425)，滨州民诣阙上言，认为泰安等州的户口盐每引纳钞一十五贯，但滨州等州每引纳钞七贯五百文，绵布四百匹，绵布长期亏欠，请求按照泰安州例一律纳钞，以便于民众。仁宗不拘旧例，顺应民意。[5](卷12，洪熙元年十二月辛巳条)正统元年(1436)，顺天宛平县民诉称在京二县杂役繁重，民众不得休息。缘此，明廷规定：河间、永平、顺德供役一年，大名、广平供一年，顺天供一年，轮流服役。[12](卷22，正统元年九月丁巳条)明廷不仅允许民众诣阙上诉，而且主动派遣官员，巡视地方，察风观政，了解民情。永乐初，遣御史分诣郡国，巡视民瘼，成祖谕之曰：“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访，但水旱灾伤之处，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弊当革者，亦悉以闻。”[23](卷6，P103)如此双层沟通的保障机制，使明廷能够及时获悉地方舆情，实现下情上达，解决社会难题。
(四)转送推诿，不予受理
明初鼓励诣阙，“令官吏军民中凡有所见，许诣阙自陈，或赴通政司投进”[24](卷5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条)。同时，禁止推诿上访案件，“凡受军民诉讼审系户婚、田宅、斗殴等事，不许转委，必须亲问”[25](P349-350)。然至明中后期，转送推诿、不理上诉的情况日益普遍，致使民众冤屈难伸，苦难难纾，某些皇帝虽“诏求直言”，但人多顾忌，不肯尽言。[23](卷23，P268)如嘉靖时，御史冯恩弹劾大学士张孚敬等人，世宗欲治之死律。冯恩长子伏阙讼冤，“终无敢言者”。冯恩母吴氏击鼓讼冤，
仍未回应。长子又自缚阙下，请代父死。通政使陈经被迫入奏，世宗恻然心动，命令法司再议，最终免死。[6](卷209，冯恩传)徐学颜父亲担任中城兵马指挥，因忤逆权要被治罪。徐学颜三疏讼冤，法司不奏，遍叩公卿，仍无人理会，又号泣争于刑部，依然不能申诉，无奈啮臂血溅于庭，其父才获释归。[6](卷294，徐学颜传)有些访民在上访受阻后，不惜直闯宫门，惊动皇帝，但此举不仅难以奏效，反而会招来惩罚：“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奉旨勘问，得实者问罪枷号一个月，若涉虚者，仍杖一百，发口外卫分充军。”[3](卷169，越诉)可见，在权势面前，民众上访障碍重重，以致有人以自残自杀的极端行为相逼迫。诣阙上诉遭到排拒，无异于自断羽翼，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官方施政能力和信誉度日趋下滑，各种矛盾集聚日久，将不可避免地激发民众的不满情绪，甚至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无益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统治。
四、明代诣阙上诉的时代局限
民众诣阙上诉固然有助于下情上达、伸张冤抑、澄清吏治、整饬法制，并对地方官员形成监督和约束；明廷允许民众诣阙上诉，也体现了统治者尊重民意，恪守德政的治国理念。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诸种原因，明代诣阙上诉也存在诸多局限和弊端。
(一)民众诣阙上诉时常遭到冷落乃至禁止。明代诣阙上诉起初并无过多限制，以致妄告诬告频发，“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6](卷94，刑法志)。受此影响，有些诣阙上诉很难得到妥善解决。如洪武十九年(1386)，青文胜担任龙阳典史，龙阳县濒临洞庭湖，岁罹水患，欠赋数十万，死者众多。青文胜慨然诣阙上疏，为民请命，屡疏不报。自觉无颜面对父老，遂自经登闻鼓下。太祖大惊，怜悯其为民杀身，特下诏宽龙阳县租赋二万四千余石。[6](卷140，青文胜传)
正嘉以后，民众诣阙趋少，这与明廷的限制不无关系。如嘉靖“大礼议”时，护礼官员齐聚左顺门伏阙进谏，世宗大怒，命逮马理等百余入狱。此后，世宗严禁各种诣阙妄诉行为，尤其是对地方宗藩，规定：“凡亲王及嗣子，或出远方，或守其国，或在京城朝廷，或有宣召，或差仪宾，或驸马，或内官赍持御宝文书，并金符前去，方许起程诣阙。”[3](卷56，礼部•来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有男子刘行洁诣阙不成，无奈自刎，神宗震惊，“传示都察院，令巡按御史责公正官员，详细审问，不许偏护”[20](卷286，万历二十三年六年六月乙丑条)。但纵然如此，很多上访仍难解决，如民众上诉的矿税之弊，大多不报。万历二十八年(1600)，山西乔公相等伏阙上奏：巡抚魏允贞，清操惠政，被税监孙朝陷害，恳求留任，以慰民望，结果不报。[20](卷348，历历二十八年六月丙子条)二十九年(1601)，湖广佥事冯应京因得罪税监陈奉，遭诬被逮，父老相率诣阙诉冤，“帝不省”[6](卷237，冯应京列传)。
(二)有些诣阙上诉行为绝非民众意愿，甚至是官员制造的假象。以诣阙乞留为例，明廷一般会予以批准。但在乞留过程中，一些官员为了获得留任，故意制造假象，指使下属或民众诣阙奏保。如宣德时，永宁税课大使刘迪杀羊置酒，“邀耆老请留”[6](卷281，循吏传)。大同总兵石彪骄横残暴，为保住官位，“乃阴使大同千户杨斌等五十人诣阙，乞留为镇守”[26](卷36，曹石之变)。至隆万时期，情况更糟，“黠狡成风，凡有司不得志去任，往往邀求无赖诣阙奏保”[27](卷63，隆庆五年十一月丙戌条)。之所以出现此类情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府州县官九年考满，多因在任买田置宅，娶妻立籍，恐迁别处，要民保留，甚为妨政。”[12](卷120，正统九年八月庚戌条)针对虚假乞留情况，明廷加大了审查和惩处力度，“值奏保官者，先送兵马司禁锢，候本部研鞫，如有前弊必痛以法绳之”[27](卷63，窿庆五年十一月丙戌条)，“今后有保留者，其令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及该府官从公会核，果有廉能公勤，抚字有方者，须具实迹奏来，若所保官有如给事中所言者，及御史等官循私保勘，俱治以罪”[12](卷120，正统九年八月庚戌条)。
(三)诣阙上诉中不乏诬告或报复行为。明代参与诣阙上诉的官民中间，不乏无赖之徒，更有贪官污吏。其中，奸谲之徒“往往构无情之词，赴京陈诉，陷平人于罪，以复私怨，法司不胜其繁，请禁戢之”[5](卷100，宣德八年三月壬申条)。洪武九年(1376)，乐平县无赖子素，因向本县大姓假贷不得，心怀怨恨，指使无赖诣阙诬告大姓谋逆，太祖不信，派人调查，知为诬告，诛杀素等妄告者。[9](卷107，洪武九年秋七月丁丑条)十九年(1386)，丽水县有一卖萝卜者，拜谒大姓陈公望等被拒，心生怨恨，于是诣阙诬告陈公望等聚众谋乱。知县倪孟贤微服调查，询问父老，皆无谋乱之事，便派耆老诣阙澄清事实，太祖赏赐耆老酒食，并发路费。[9](卷178，洪武十九年五月甲申条)
此外，一些贪官污吏对所犯罪行不思悔改，妄图翻案，冒险上诉，“为事官赃证明白，问拟罢职者，往往捏词赴京妄诉，摭拾原问官吏”[10](卷46，成化三年九月癸酉条)。对于诬告行为，明廷多严惩不贷。如永乐时，石州人有诣阙告变者，声称州民与陕人群聚谋不轨。明廷命邝埜为陕西按察副使，专理此事，并告诫邝埜如果属实，即加以剿戮，毋贻民患。邝埜经过调查，发现实属诬告，即具以闻，成祖命诛杀造诬者。[28](卷78，王直《尚书邝公神道碑》)天顺七年(1463)，湖广生员李春、谭瑄考课不合格，被充吏员，二人诣阙谎奏因病未能通过，请求再考，但仍“大理不通”，谪戍边关。[12](卷354，天顺七年秋七月壬寅条)
(四)明廷对待诣阙上诉的态度既统一又对立。一方面，利用诣阙上诉强化对地方的监控；另一方面，又限制民众随意越级上访，尤其对因小事引起的上诉行为，明廷一再告诫：“各处巡抚、巡按官员专以禁盗抚民为上务，在盗止民安，其余事讼等项末节小事，悉付所在官司宪司从公问理回报，庶使小民得以伸悉，不至越诉搅扰。”[12](卷216，景泰三年五月甲午条)但仍然有人因无关小事闹到朝堂。天顺二年(1458)，庆王秩煃藩府军校妄自投充，招致家属伏阙哀诉，英宗认为“以此小事搅扰朝廷，甚乖藩辅之义”[12](卷286，天顺二年春正月己巳条)。藩府作为特殊的权势阶层，地方官员处理此事会有所顾忌，而统治者以小事搪塞，实为推诿之辞。万历时，陈州生员田吐华等与乡官讦告，闯阙上书，给事中李养珍等奏闻，将此案发回河南抚按，“从公问理”。[20](卷576，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丁亥条)但实际上，发回原籍审理的案件，时常因为官员仇视访民而不予理睬，致使访民陷入无处申诉的窘境。
如果民众赴诉无门，冤屈难申，养痈遗患，长此以往，民怨郁结，就会酿成民变。正统十三年(1448)，邓茂七等围攻延平府，监察御史张海等进行抚慰，“有衣红者突出言，我等俱是良民，苦被富民扰害，有司官吏不与分理，无所控诉，不得已聚众为非”[12](卷170，正统十三年九月戊戌条)。可见，民众若无处申诉，将铤而走险，起义造反，所谓“冤抑不理，乱之阶也”，“积怨之民，将有乘之而起，为乱者矣”[12](卷186，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壬申条)。明廷上下推脱责任，不为地方民众审理冤屈，解决困难，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
结语
明代诣阙民众的每一次陈诉，每一条意见，每一个怨愤，都构成一定的见解体系，一定程度上成为朝廷广开言路，洞察民意，肃清吏治，控制社会，促进法治的重要渠道，并已具备了伸张正义的自觉意识和舆论监督的权利意识。这种自发的诉讼实践和“把事情闹大”的心态，无疑对地方官员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压力。缘此，明廷不得不重视民情民意的舆论价值，并做出相应的处置举措，尽可量满足地方民众的上访诉求。这种常规性上访程序，使得广大民众的舆论诉求不断流向权力阶层，而权力阶层的积极应对方式也满足了民众要求，从而形成社会舆论的有效对流和有益互动，官民之间的此类对话，一定程度上成为明廷执政的舆论资源和施政依据。
但根本来说，明代鼓励越级上访并非真正要维护民众权益，而是将其视为治官的一种方法。从制度层面而言，明代的舆论场域具有一定的“开放度”，民众诣阙上诉也具有一定“自由度”，人们既可以根据法律赋予的“合法上访权”，申诉冤情，陈诉意愿，也可以突破法律的规定，超越地域、部门的限制，直达阙下陈诉舆情。但在运作层面，民众的诣阙上诉时常因为截访、压访而陷入窘境，这不仅反映了明代专制法制与民意高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暴露了明代司法制度的尴尬处境。明代访民“信访不信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诉讼缺少独立性，司法权不但对行政权起不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反而还要受到行政权力的宰制，所以民众不得不放弃司法诉讼，转而诣阙上诉。因此，明廷要真正解决诣阙上诉，避免冤假错案，就需建立一套公正、公开、高效的司法诉讼制度，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道路上来，使各种民事案件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得到公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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