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毕竟是“圣之时也”，对人情世故有着最透彻的观察，对荣辱贵贱有着最深刻的感悟。一部《论语》，有不少的篇章可以用来给孔子“圣之时也”的评价作注脚。譬如孔子在人际关系上，即提倡“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原则，反对跟别人走得太近，过于密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君数，斯辱矣；交友数，斯疏矣。”意思是说：与君主打得太热乎了，不免君主日后翻脸，招致悲惨的下场；与他人交往到了形影不离、卿卿我我的地步，到头来很可能像刺猬似的互相伤害，势如水火。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君臣、朋友才能彼此欣赏，相安无事，即所谓“距离产生美”。
由此可见，保持距离，留有空间，既是人际交往上的成功秘诀，也是政治生活中的杰出智慧。
用它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可以发现，不少功臣之所以没有好的下场，走的几乎都是建功立业——横遭猜忌——举事谋反（或受谗去职）——身败名裂的人生历程，让人浩叹“太平本是将军致，不使将军见太平”的历史轮回，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或忘却了孔老夫子“事君数，斯辱矣”的明训，没有在君臣关系上保持合适的距离。
综观历史，功臣勋将在建立大功、骤致富贵后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因而遭罹杀身之祸的，可谓是不胜枚举。但这些功臣勋将之所以会忘乎所以、胡作非为，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皇上最亲近的人，与皇上有过命的交情，渊源极深，关系特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是以为皇上的宝座是自己舍命帮忙给抢来的，自己功盖天下，勋高五岳，纵情享受是应该的，做事出格说话骂娘是可以的，施加影响指指点点也是允许的。说到底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圈子”意识在作祟。于是乎，他们死抓住权力不放，占着位置不让，霸着财富不松手，滋生欲望永不满足，却始终不曾闹明白，名利富贵，犹如过眼云烟，白驹过隙，对它们的追逐等于是追逐幻影，迟早是会落得一无所有，甚至于身陷祸难的，正像《红楼梦•好了歌解》所称的：“只嫌官帽小，反把枷锁扛。”
历史上“事君数，斯辱矣”一类的现象比比皆是，其中明初胡惟庸、蓝玉的遭遇，清代年羹尧、隆科多的下场，最具有典型性。
要说对待功臣宿将心肠之歹毒，手段之残暴，臭名之昭彰，自刘邦以下，第一个当数那个游方小和尚出身的明朝开国者洪武皇帝朱元璋。他早年趁元末农民大起义如火如荼之机，混迹于义军队伍，凭借市井中跌打滚爬熬炼出来的那份狡诈干练，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成为称雄一方的主帅；更靠着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刘伯温、宋濂、胡惟庸、蓝玉、汤和等一伙文臣武将、铁杆哥们的运筹帷幄，浴血厮杀，先后战胜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武装势力，并打败元朝的铁甲精骑，攻克北京，统一天下，成为新兴明皇朝的开国皇帝。可是，尽管朱元璋心想事成，富有天下，但他骨子里仍然不改市井泼皮的本色，狡狯、残忍、无信无义、刻薄寡恩、反目为仇、自私无耻种种人类最不好的品质伴随其一生丝毫不减。这样的先生当上了皇帝，功臣宿将大祸临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场惨绝人寰的“兔死狗烹”悲剧从此拉开了血腥的帷幕，而他屠刀首先指向的，就是那些核心圈子里的人物。
就是这位朱洪武皇帝，从他立国伊始，就居心叵测向最亲近的文武勋臣发出警告：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切切不可效法西汉时期的韩信、彭越，“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对功臣勋将的歹毒杀机。尔后他再也按捺不住杀人的嗜好，先后毒死功高盖世的徐达、刘伯温等人。
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更大规模的屠戮还在后头呢！遗憾的是，胡惟庸、蓝玉等人依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一心以为自己是朱元璋核心圈子里的人，“淮西故人”，大树底下好乘凉，“车至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根本不用担忧自己的前途。殊不知，人是会变的，“圈子”也是会改的，自己辅佐朱元璋荡平群雄、灭亡元朝，夺取江山固然是事实，赴汤蹈火，居功厥伟同样不假，可遇上了无赖出身、嗜血如命的朱元璋，他们的功劳就变成了让他们命归黄泉的催命符，他们的“圈子”里人的身份，只是提醒了朱元璋更早地对他们下毒手。
“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如果他们自己能够早点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尽量淡化自己身为“圈子”里人的色彩，夹着尾巴做人，唯唯诺诺，装疯弄傻，那么也许就不大容易被朱元璋抓住辫子，可以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即便是最终逃脱不了一死，至多也是及身而止，无需几万人跟着陪自己殉葬，做屈死的冤鬼。要知道，尽管朱元璋几乎将功臣屠戮殆尽，但毕竟还是放过了一个汤和将军。
令人惋惜的是，胡惟庸、蓝玉都不曾学张良和汤和，甚至不曾学石守信、王审琦，而偏偏效法了韩信和王敦，在功成名就之际，私欲急剧地膨胀起来，做出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正好让一直想打破原先的“圈子”、拿功臣开刀的朱元璋抓到把柄，有了口实。
如胡惟庸倚仗着自己淮西旧人、朝廷丞相的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朝廷上生杀黜陟等大事，他往往不待奏闻皇上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经常先行拆阅，凡是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同时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打击压制与淮西集团存在着矛盾的江浙集团。朝廷内外的势利小人，竞相公开向他贿赂，纷纷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所收受的金帛、珍宝、名马、器玩，多到不可胜数。又如大将军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以千计，恃势暴虐，在军队内部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尊重朱元璋的绝对权威。北征回师，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候，他一股蛮劲上来，居然纵兵毁关而入。朝廷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却目无王法，令家人到云南私自贩卖食盐，带头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对此进行调查，他竟然下令逐走御史。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功臣的腐化堕落，骄纵不法，严重妨碍统治效能的提高，加剧了社会上各种矛盾的激化，而以“圈内”人自命，功高震主，藐视朝廷权威，更威胁到皇权的集中。朱元璋是何等人物，本来他就准备磨刀霍霍向功臣，只是苦于少了必要的借口，如今功臣勋将自己大不检点，贪赃枉法，骄横滋事，这岂不成了自己造成“圈子”、杀戮功臣的最好理由。不是我朱洪武不厚道，而是你老弟逼得我出毒招！恰好这时有人告发胡惟庸有“不臣之心”，又勾结北元残余和倭寇势力。
这对朱元璋来讲，真是剥夺其权，送胡惟庸上西天的大好时机，于是立即将胡惟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并借机大兴冤狱，一家伙砍掉了三万多人的脑袋。后来又说李善长知道胡惟庸“谋反”却没有及时报告，竟也将这位明朝开国的第一号功臣，还是朱元璋自己的亲家，全家处死；顺带着把第二号谋臣宋濂也给杀了。虽然李善长有朱元璋亲赐的两道免死铁券，况且年已77岁，可是在朱元璋的眼里，他的性命还抵不上一条狗，照样不免一死。
对大将军蓝玉的处置也基本相同，先是给安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兴起大狱，一刀砍掉蓝玉的首级，并且穷究所谓的“党羽”，一万五千多人一呼隆跟着蓝玉下了地狱。其他的将领除了在战阵上殒命的以外，绝大多数也不得善终。譬如傅友德、朱亮祖、华云龙等人就都是承蒙朱元璋的“恩典”而喋血刑场的。甚至连朱元璋自己的亲侄子朱文正、亲外甥李文忠等“圈子里的圈子”人也在劫难逃，无所幸免，“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同样以屠戮功臣而“青史垂名”的汉高祖刘邦与之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
清代雍正皇帝能在与诸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最终胜出，除了他本人善于玩弄权术，惯于搞阴谋诡计之外，主要是依靠了年羹尧、隆科多这两员心腹干将的两肋插刀，鼎力辅弼。隆科多是康熙病危时唯一的顾命大臣，又以国舅之亲担任步军统领这一要职，掌握着拱卫京城和畅春园的兵权，雍正即位的所谓康熙“遗诏”就是由他之口传达的。他为雍正登基立下了头功，由此备受雍正的尊重。
年羹尧长期以来就是雍正的心腹。他多年担任四川陕西总督，替西征大军办理后勤，处在牵制和监视雍正的强有力对手、十四皇子允禵（时任征西大将军）的有利位置。在雍正抢班夺权的斗争中，正是这位年羹尧使得允禵无法兴风作浪，束手认命。另外，他在雍正即位当年出任抚远大将军之职，迅速平定了青藏地区和硕特部的叛乱。这次军事胜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对新即位的雍正皇帝是个极大的支持，有力地提高了他在朝内外的威信，大大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堪称一场“及时雨”。年羹尧因此而得到雍正皇帝的多次褒奖。
很显然，年羹尧、隆科多都是雍正核心集团的骨干，典型的“圈内人物”。雍正成功爬上帝座，两人功不可没。对这一点雍正心里最是明白。因此即位之初，对他们极尽恭维感激之能事，尽心笼络，恩宠无比：“舅舅隆科多……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世大臣也。”赞誉年羹尧：“从来君臣之寓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
这类甜言蜜语，出自一个皇帝之口，实在闻所未闻，听起来令人肉麻，浑身上下起一层鸡皮疙瘩。可实际上这正是雍正准备向功臣下手的先兆，是最典型的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年羹尧、隆科多是雍正的铁杆死党固然不假，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处于最核心的圈子，对雍正的历史与心理太熟悉了、太了解了，这就犯了最大的忌讳；与他们在一起，雍正身上的神圣光环就不复存在，这对于九五之尊的皇帝而言，无疑是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
所以，雍正对年羹尧、隆科多的感激与信任只能是暂时的，在他内心的深处，对这两位最铁的“圈内”人物其实存在着深深的猜忌，双方之间的关系迟早会搞僵闹翻。而雍正心肠之坚硬，手段之毒辣，丝毫不亚于明太祖。只不过雍正比朱元璋更加工于心计，更加善于从长谋划，“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他不愿让自己担负一个“杀功臣”的名头，而愿意让功臣宿将自己上钩，于不经意中自陷死地，然后再从容不迫地收拾他们。
年羹尧、隆科多不是智商偏低的人，可是在雍正皇帝面前，却顿时成了少不更事的小学生，根本看不出雍正的险毒用心，不知道雍正的褒奖言论其实是裹着糖衣的砒霜。他们自恃是雍正身边的大红人，来头大，靠山硬，是“圈子”中的“圈子”，遂放弃了应有的警惕，误以为自己替雍正立下如此大功，放任自己、作威作福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乎，一个个为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如年羹尧在建树大功之后，很快便忘乎所以，恃功骄纵。军中及川陕用人，往往不经奏请，即自行决定，称为“年选”。他以这种方式拉拢一批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随着权力和势力的增强，他更加骄横不法，目无君上，凌辱同僚，甚至令总督、巡抚跪道迎送自己。对雍正派往军中的御前侍卫（其实是雍正派去专门监视他，寻找除掉他口实的特务），年羹尧竟然“作奴隶使令”，为“伊登镫”。这样一来，他恰好中了雍正的圈套，打击收拾他的理由找到了。雍正的花言巧语犹在耳畔，便“图穷匕首见”，对年羹尧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了。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先给年羹尧安上一个“怠玩昏愦”、“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的罪名，将其调任杭州将军。同时讽示群臣继续给年羹尧罗织罪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大负面性，是它曾经造就无数看皇上眼色行事，惯于顺竿子爬的无耻宵小。这等人在任何时代都不缺乏。现在皇上要治“年大人”之罪，墙倒众人推，赶紧落井下石吧，遂有许多臣僚纷纷劾奏揭发年羹尧的“滔天罪行”。这正是雍正所需要的局面。等到各种“罪证”收罗完毕（恐怕至少有一大半是“莫须有”的），雍正便理直气壮地决定让“年大将军”命归黄泉。同年年底，以九十二项大罪，勒令年羹尧自缢以谢天下（比起朱元璋功辄开斩数万人，雍正皇帝“仁慈”多了，也无怪乎会有《雍正王朝》这样的“历史正剧”来替这位暴君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了）！这位可怜的“年大将军”，至此终于为他“事君数”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年羹尧死了，另一位“圈内核心人物”、大功臣隆科多的余日自然也不会太多。这位雍正的娘舅老爷，在雍正登基之初曾一度备受优渥，加官晋爵，风光无限，当上了总理事务大臣，并出任掌握干部任命的吏部尚书，直接把持封官赐爵的大权。可惜的是，同年羹尧的情况相仿佛，隆科多一朝得志，也完全忘记了孔子“事君数，斯辱矣”的箴言，为自己进入权力圈子的最核心而沾沾自喜，滥用职权，不可一世，所任用的官员，经常不经奏请，任意决定，一时间遂有“佟选”之称。
他的所作所为，自然要引起雍正皇帝的极大反感，并拨动了其潜意识深处黜贬功臣、诛戮下属的那根神经：这天下究竟是你当家，还是朕作主，你自以为是朕核心圈子的人，可以肆无忌惮，要知道朕只要乐意，便能够一脚将你踹出圈子，永世不得翻身。雍正在收拾了年羹尧之后，便可以从从容容地对隆科多动手了。从雍正三年起，雍正皇帝开始冷落隆科多，多次严厉指斥他，并解除了他的步军统领这一要职，剥夺了他的兵权。后来，干脆给他安上党附年羹尧、徇庇查嗣庭的“罪名”，削去太保头衔，罢掉吏部尚书的官职。
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又揭发出他所谓的私藏玉牒，“有不臣之心”的罪行。同年十月，以四十条“大罪”，判处隆科多永远圈禁。第二年，隆科多这位拥立雍正的第一号大功臣，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畅春园圈禁的场所，走完了他由功臣到“罪犯”，由“圈内”沦为“圈外”的坎坷人生之路。
雍正时期“圈内人”大功臣年羹尧、隆科多两人的遭遇，充分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皇帝是毫无人性、毫无情义、毫无信用的冷血动物，他们对功臣怀有天然的敌意，为了坐稳龙椅，会全然不顾“圈子”的存在，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恩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功臣宿将也拘泥于“圈子”意识，身处险境而犹不觉悟，自恃功高勋重而肆意妄为，逆拂龙鳞，触犯法禁，乃是促成其迅速失去君主恩宠，被逐出权力核心“圈子”，以致身死族灭。它使得君主诛戮功臣的那一刻更快地来到。
“事君数，斯辱矣”，话虽平淡，但它却是凝聚千百万人人生经历与教训经验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夫子的确具有睿智的头脑，超群的智慧，看透人生的阅历，参悟得失的玄机。他所提倡的“交友”“事君”之道，直至今天仍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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