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劝进”考》一文草毕，在核对引文时，在百度上发现了“劝进碑”，而且图文并茂。进一步查阅得知，“劝进碑”也叫“上尊号碑”（确称为《魏公卿上尊号奏》），与“受禅碑”（确称为《受禅表》）一起，作为曹丕篡汉的历史证据，至今仍然矗立在河南临颖县繁城镇的受禅台边。看来“劝进”与“尊号”的确有关系，都是皇权社会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礼仪。因此，对“尊号”一事作些说明，并非毫无意义。
二
从一般意义来理解，尊号就是尊称或崇敬褒美的称呼。看过一篇报道——《媒体盘点朝鲜军衔：金日成父子有1200多头衔》，其中包括：伟大领袖、天赐大将军、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家、我们星球的卫士、世界所有杰出将军中最杰出的元帅、21世纪的北极星、人类智慧的化身……（2015年11月12日凤凰资讯）无论古代与现代，我国也有这种情况，比如，“皇太后”前面的“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祟熙”一长串美好辞藻，“毛主席”前面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都属于尊称或崇敬褒美的称呼的一般范畴。当然，这些尊称，与普通人的习惯和常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同。不同之点有三，一是这些文字描述的是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或功勋，具有特指性、独占性、权威性、庄严性，贩夫走卒、平民百姓根本没有资格使用这些词汇；二是在个人的姓名前面添加繁多的歌功颂德的词汇，往往出现在“以一人治天下”的封建极权社会；三是在封建皇权社会，这些被称为“尊号”的辞藻，如何恭上，如何采进，如何冠名，有一套复杂的程序与仪式。在《清史稿》中就有《上尊号徽号仪》。这说明，尊号确实有着普通民众难以理解的非同寻常的身世。正因如此，《辞源》对“尊号”的定义简洁而明确：“尊崇帝、后的称号”。这说明尊号只能为皇帝所专用。古代帝王，有种种不同的称号，比如尊号、徽号、谥号、庙号等，尊号（有时称徽号）通常适用于在世的帝王，则是有确切史据的。
三
尊号起源于何年何月，其说不一。一般有秦源与唐源两种说法。秦源说是中唐政治家陆贽提出的。他在《重论尊号状》中指出，在上古时期，被后人广为尊崇的三皇五帝，“皇”“帝”二字，只用其一。而夏、商两朝的开创者禹、汤，则不敢以“皇”“帝”自称，只是谦称为王。“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而“嬴秦德衰于殷周，而名窃于羲皥，兼皇与帝，始总称之。”（《陆贽集》，中华书局，2006年，P409）也就是说，秦始皇是将“皇”“帝”合并起来、加以独占、以作为最高统治者尊号的第一人。从广义来看，皇、帝合用，本身就是秦朝的尊号。
四
唐源说。自秦至隋，历代帝王，除少数几个没有掂清自身斤两的领导人，都是沿用秦始皇的办法，将皇帝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尊号，不需要在“皇帝”二字之前增加任何修饰用语。据马其昶注韩愈《贺册尊号表》称：“尊号之称，始自开元，至是遂以为故事云。”（《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P620）唐朝特色的尊号制度，其实早于开元时期。唐朝第三代领导核心唐高宗李治，顺武后之意自称“天皇”，中宗从韦后之欲，自号“应天”，都比唐玄宗“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的尊号要早。如果说，高宗的“天皇”与中宗的“应天”体现的只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甚至只是皇宫强势女人的意志，那么，从唐玄宗之后，尊号就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皇家礼仪。这种尊号的特征是，把皇帝作为一种职务，而在职务前面叠床架屋堆砌过多的华丽辞藻。
五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的确非常自负，他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如果只沿用前代的名号，根本无法体现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与不世功勋，“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暴君与奴才，是独裁制度的双生子。有狂妄的君主，就不缺谗谀拍马的佞臣。李斯等大臣立即逢迎上意，奏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味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P236）岂知秦始皇根本看不上“泰皇”这个名堂，直接表态：“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同上）这就是金口玉言，这就是口含天宪，一句话把古代三皇五帝的全部荣誉尊号戴在自己的王冠之上。这个被称为虎狼之秦的暴君，其真实目的并非致力于什么统一大业，他建立的不过是嬴政家族的“家天下”而已，请看他的表白——“自今以来，……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同上）2000多年后，中国的封建皇权制度名义上因辛亥革命中断了香火，而朝鲜半岛北部的那个世袭政权，也算得到了真传。
六
在唐代，无论后世的皇族，还是历史学者，无人贬低唐高祖李渊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恰恰是这二人，在世时从未在“皇帝”之外给自己上什么尊号。随着大唐的兴盛，后世的一些皇帝开始忘乎所以，根本算不上英明领袖的唐高宗李治，自称“天皇”（虽然出于武后的意思），这说明，至少在唐代，中国就有了“天皇”的头衔。日本的“天皇”是否系从中国引进，则大可怀疑。及至武则天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不再满足至高无上的“皇帝”之称，不知是她旨在打破男权社会对“牝鸡司晨”的鄙视，还是她确实认为“皇帝”已不足以体现其九五之尊的身份与地位，于是，她竟然在“皇帝”这个职务前面码上尽可能多的尊贵字眼。垂拱四年(688)，她为自己加尊号“圣母神皇”；天授元年(690)，又加尊号“圣神皇帝”；长寿二年(693年)，再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天册万岁元年(695)，复加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当年九月，更加尊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神龙元年(705)，其子李显即位，又为她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的尊号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她在天册万岁元年，就去除了刚加的“慈氏越古”四字；久视元年（700）五月，则将“天册金轮大圣”的尊号全部删除。这说明，武则天处理尊号带有随意性，尚未形成稳定的礼仪与制度。
七
唐玄宗李隆基是个复杂人物。这是一个开创“大唐盛世”、创造“开元之治”的励精图治的皇帝，又是引发“安史之乱”、导致盛唐转衰的皇帝。自以为权力已经稳固，自以为创造了不世功业，自以为有了历史地位，于是有些飘飘然，骄傲起来，政治上，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生活上，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追求上，浮名虚誉，好大喜功。他似乎特别在意这些虚浮的尊号。明代王三聘曾称：“开元以后，宰相率百官上尊号，以为常制。”（《古今事物考》，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P42）也就是说，皇帝生前把加尊号制度化、礼仪化、固定化，唐玄宗才是始作俑者。有统计称，玄宗在位先后加尊号六次。先天二年（714），先加尊号“开元神武皇帝”；开元二十七年（739），再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742），又加尊号“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天宝七年（748），复加尊号“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八年（749），再加尊号“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十三年（754），更加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李隆基的尊号由最初四字加至十四字。最终形成了“饰词+皇帝”的尊号模式，这种模式至少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八
北宋文人范祖禹曾以“主骄臣谀”概括了尊号的产生机制。（《唐鉴》，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P78）尊号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与皇家礼仪，牵涉两个相关的主体，一方是自我感觉良好，热衷浮名虚誉的最高权力，一方是时刻揣摩上意，一味邀宠献媚的谗佞官员。《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56年）是北宋年间由官方编纂的大型文学类书，上起萧梁，下迄五代，选录文章近两万。其中涉及尊号的文章非常集中。既有下臣关于尊号的表奏，又有皇上批答尊号的诏书。其作者有许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士大夫，比如，李峤、苏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裴光庭等人。在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到，皇帝在群臣上尊号的鼓噪中，有的半推半就、欲迎似拒，“先典不可以固违，群情不可以屡阻，与其牢让而繁饰，不若纳规而狥公。遂抑至怀，勉从来请，顾惟不称，兢惕殊深”（同上书，P2379），有的是假模假式，“伟大谦虚”，“过为溢美，频上鸿名，谅多丹赤之诚，殊非药石之爱。……强我懿号，不若使我为有道之君；加我虚尊，不若居我于无过之地。宜罢来请，用副乃怀。”（同上）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尊号盛行，皇帝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下臣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韩非子》所谓“齐桓好服紫，一国尽紫服”；《墨子》所谓“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示范效应。作为矛盾次要方面的下臣，情况或有种种，或者真心爱戴，或者权力崇拜，或者逢迎献媚，或者顺情自保，或者从众心理。极权制度具有生产奴才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英国学者罗素曾经引用尤金·莱昂斯的一段话，对此作过精辟分析：“集权的专制统治，必须通过一个被授权的‘人的机器’以发生作用。这个‘人的机器’就是一个等级官僚制度的金字塔。每一级的人对上级卑躬屈节，对下一级则傲慢专横。”（《权力论》，罗素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P236）因此，在封建皇权制度下，出于承旨逢迎，邀宠献媚的动机，从而表现为尊号方面的热衷、积极与主动，以获得皇权的赏识，或者混个一官半职，是其主要因素。
九
柳宗元是一个特例。他是一个职务不高的官员，却是一个名声远播的文人。在政治上，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在文学上，他曾致力于批评时政。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与寓言，思想犀利，文笔生动，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良心。然而，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身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被一贬再贬，贬往今属湖南、广西的边远蛮荒之地，任职永州司马、柳州刺史等职。柳宗元在贬黜期间，仍然心系朝廷，心系皇室，并积极参与为其迫害者——唐宪宗上尊号的活动，元和十四年（819），他向朝廷上《礼部贺册尊号表》（据考证，“礼部”二字不确）称，“皇帝陛下，圣神之功，贯于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P937）“立极之大，四海无以报神功；配天之尊，万物不能崇圣德。”（同上，P936）他如此论述为皇上加尊号的必要性，“唯有徽号，是彰中兴，所以上探天心，下极人欲。”他奉承宪宗皇帝，乃“万人所称，百蛮所仰，表圣德于率土，播天声于无疆。”（P934）如果这些不过是极尽谗言献媚，那么，他在《第二表》中就有些自轻自贱了，“陛下德达上玄，以丰臣之衣食；道跻寿域，以延臣之岁年。”（同上书，P939）意思是说，他的衣食与寿命，都是皇帝赐予的。因此，他的被贬，在逻辑很有一些“娘打儿子”的意思。如果说他写下的“亿兆嗷嗷，吁天请命”，“儿童感化，鳏寡知恩”，“沐浴皇风”有点令人齿冷的话，那么，他在《为耆老等请复尊号表》中竟然写下了“况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同上书，P943）几乎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天大地大不如皇帝恩情大”的文言版了。柳宗元之所以如此，当然应当考虑其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时代局限，然而，其折损气节，污损清操，表达出如此卑贱、媚态的言论，也许只有其身处逆境、绝望之中的自救行为所能解释。
十
处于同一时期的韩愈，在政治与文学的地位上，与柳宗元大体相当。元和十四年（819），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在朝中向来以敢于直言谏诤，敢于坚持原则而著称，因为上表谏阻朝廷迎佛骨，触怒皇帝，死罪虽免，活罪难赦，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身在贬所，仍然积极上书宪宗皇帝以《贺册尊号表》，歌颂皇上“众美备具，名实相当，赫赫巍巍，超今冠古。”“功崇德巨，天成地平，宜加号于殊常，以昭示于来代。”（《韩昌黎全集》，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P460）这位遭受朝廷迫害的正直官员与著名文人，身处逆境，何以仍然对皇帝无怨无悔，忠心耿耿，这从韩愈的诗句中可以得到解释：“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同上书，P13）“天王”永远是“圣明”的，“天王”是不会犯错的，有罪的永远是臣下。这样的逻辑，在韩愈之前，有西汉的贾谊，“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唐·王勃《滕王阁序》）在韩愈之后，有当代的邓拓。被毛泽东批为“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邓拓，成为“文革”浩劫的首批殉葬者。走投无路之际，他在遗书中仍然虔诚地写道：“我的这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原题《“文革”殉难者邓拓》）
十一
官员给统治者上尊号，当然也有利益的算计。政治权力、荣誉地位，最终都会落实到物质利益，比如封妻荫子，比如衣锦还乡，等等。在我国，权力与利益，往往密不可分，于是就有了“权利”这个词。权力是公权，权利则是私权。在新莽解体的战乱中，刘秀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成为争夺皇位的最大潜力股。当此之际，以孙纯为首的将领鼓动给刘秀上尊号，不过，这里的尊号还包括劝进其当皇帝的意思。建武元年（25），“诸将议上尊号”。“……行到南平棘（今属河北赵县），诸将复固请之。光武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纯言甚诚切，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后汉书》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P14-15）耿纯与刘秀的这段对话，揭示了尊号徽光遮蔽下的利益关系。这一关系，非常现实。在皇图已固之时，尊号不过是浮名虚誉；在金戈铁马之际，尊号则无疑于旗帜号带，它带给人的是，前进的方向，胜利的目标，利益的指向。因此，在特定情况下，尊号还是通过“攀龙鳞，附凤翼”以满足物质利益的导向机制。不要以为热衷上尊号者都是溜须拍马的精神需求，他们追求的其实是十分实际的赏赐与官职。
十二
即使在热衷尊号的唐代，也有一些理性、明智之士，清楚地看到尊号制度的弊端。中唐政治家陆贽，曾经两次上书唐德宗李适，对尊号盛行的政治风气提出异议。他在《奉天论尊号加字状》中指出，“窃以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陆贽集》，P406）唐德宗时期，已无复盛唐气象，由于藩镇叛乱，李适曾被迫出京流亡。正因如此，陆贽才会婉转地批评皇帝，当此“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际，陛下诚宜深自惩励，以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以答谢灵谴，岂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既亏追咎之诚，必累中兴之业。”（同上书，P407）他直接批评一些热衷邀宠献媚的官员，“臣子之心，务崇美号。虽或增累盈百，犹恐称述未周。”（同上书，P406）臣子向皇上上尊号，如同精神行贿。这些浮名虚誉，恰如精神鸦片，时间既久，就会欲罢不能。他在《重论尊号表》中进一步指出：作为皇帝，不仅不应“崇其号”，甚至应当“损其名”，这是因为“人主轻重，不在名称。崇其号无补于徽猷，损其名不伤于徳美。然而，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谄之讥，……”“与其増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祗天戒。” （同上书，P409）应当说，唐德宗在安史之乱后李唐政权迅速衰亡的过程中，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他多次采纳陆贽的重要意见，而且为挽回军心、民心不惜痛下“罪己诏”。这个“罪己诏”大概属于“损其名不伤于徳美”的范畴。
十三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从政生涯，曾历经四届皇帝。北宋初期，沿用了唐代的尊号制度。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司马光曾就尊号盛行的政治现实加以谏阻。他对于尊号的立场。主要体现在《请不受尊号札子》这一文献之中。他首先批评那些热衷上尊号的官员：“今者又有佞臣建议，请上尊号，其为欺蔽上天，罔诬海内，孰甚于此。”“此皆群臣谄谀之罪，陛下岂得不省悟而深思哉！”“当此之际，群臣宜劝导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隐，克己谦约，博求至言，以消复变咎，延致善祥。”他对皇上的建议是，“以圣意止群臣所上表章，却尊号而勿受，更下诏书，深自咎责，咨谋四方，广开言路，求所以事天养民，转灾为福之道！”他甚至通过赞扬皇上曾经的正确做法而提出规劝，“况陛下向者郊礼之前，辞尊号不受，天下称诵盛徳，至今未已，然则是弃虚名而得实名，舍虚美而取实美也！于陛下何损焉？”最后，他提醒皇上，应当警惕一些官员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阳奉阴违，“诚见近日群臣，皆以言为讳，入则拜手稽首，请加鸿名，出则错立族谈，腹非窃笑，终无一人为陛下正言，……”（《历代名臣奏议》，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五十三年，P3693）
十四
尊号之于皇帝的君王之尊、无限权力，如同奢华皇冠上的点缀，并非所有皇帝都看重这些浮名虚誉，也并非所有皇帝都像唐玄宗那样对这种虚饰如此在意。宋神宗赵顼当了18年皇帝。在其任职的前10年，朝中大臣就曾5次上尊号，无一例外，均被驳回。在前几次的批示中，赵顼先是表示谦虚，“继天理物，常惧弗任。”“揣寔揆时，朕犹不敢。”“被此鸿名，有惭面目。”继则反感虚浮，“过见褒崇”，“以事虚饰”，“崇溢美之华辞，欲加我虚名之饰”。再则指斥谗谀，“反务谀悦，妄称功德之隆，甚非忠且直也。”“未闻有自耀其功德，大为名称，以动天下之听。”（《大宋诏令集》，P17-18）赵顼在拒绝了一轮又一轮的上尊号之后，元丰三年（1080）干脆直接下达诏令：“……因时制名，用配其实，何必加崇称号以自饰哉！……朕承祖宗之休，宅士民之上，凡虚文繁礼悉已革去，而近百司群辟，犹或时以称号见请，虽出于归美报上之忠，然非朕所以若稽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礼，罢礼部上尊号。”（同上书，P18）如果说。唐玄宗开创了上尊号的制度基础，那么宋神宗则开创了拒绝尊号的制度基础。由于人心深处的无边欲望，名利对于人们具有天然的诱惑力，因此，宋神宗拒绝尊号的制度伴随着北宋的灭亡就结束了，而唐玄宗实施尊号的做法，至少持续到20世纪。
十五
另一个不务虚名的封建皇帝当属清代的康熙皇帝，即爱新觉罗·玄烨。他曾先后八次拒绝群臣上尊号的请求。玄烨执政前期，以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两大事件为标志，奠定了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群臣纷纷上奏，要求给玄烨上尊号，被其拒绝。他指出，“今乱贼虽已削平，而疮痍尚未全复。……若遂以侈然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康熙政要》，华文书局，P626）一些官员误以为这是玄烨的谦让，再次上奏。玄烨批曰：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并强调指出，“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乃朕实意，非粉饰之词也。自今以往，大小臣工各宜洗心涤虑，砥节励行，休养苍黎，培复元气。……不必再行陈请。”（同上书，P628）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收复。群臣以“皇帝指授方略，剿抚兼行，海贼遂尔向化，神功盛德，超越千古。非加上尊号，无以慰臣民仰戴之愿”，再起上尊号之奏。玄烨同上次一样，坚决拒绝。他说：“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张粉饰？”（同上书，P630）康熙六十年（1721），鉴于皇帝“以七十岁寿考之圣人，为六十年太平之天子”，群臣上疏建议上尊号为“圣神文物钦明濬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玄烨回答：“诸臣奏请庆贺六十年，朕心实为不怿。……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此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诳不学之人主，以为尊称，其实何尊之有？……微贱无耻之徒，谓举行庆典，必有殊恩，邀望非分。……这所奏庆贺，无益，不准行。”（同上书，P639-640）玄烨不仅讽刺上尊号不过是 “历代相沿陋习”，而且批评热衷此道的一些人是“邀望非分”的“微贱无耻之徒”。
十六
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上尊号碑”，人们多数已不明其来历，也无意探究，研究其历史意义者更少之又少。这通石碑在河南临颖的田野里历经寒暑，风吹日晒，其实在北宋时期就有人注意到了，并在其著作中记下了观感，他就是北宋另一位身兼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人物——欧阳修。他写道：“右《魏公卿上尊号表》，唐贤多传为梁鹄者，今人或谓非鹄也，乃钟繇书尔，未知孰是也。呜呼！汉、魏之事，读其书者可为之流涕也！其巨碑伟字，其意惟恐传之不远也，岂以后世为可欺欤？不然，”（《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P2155）在欧阳修眼里，碑文究竟为何人所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通石碑并非曹丕创立魏国、登基皇极的丰碑，而是一些野心家争权夺利、野心膨胀的耻辱碑。这通石碑记录的并非魏文帝曹丕的丰功伟绩，而是所有野心家权力倾轧、尔虞我诈、鱼肉人民的秽史。这块石碑的存在，对于所有野心家都是一种警示，“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才是其史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