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的兴起，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传统的礼教。现在又有不少人提出要“传承弘扬中华礼仪文化”，而且认为其意义巨大，“能够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也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让人们在仪式中体味崇高、庄重、肃穆、威武、豪迈、仁爱、和乐等多种情感”。或曰： “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和互相尊重，”“是以人际交往与沟通为其宗旨，亦坚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交互性。”或曰：“礼主交往间的平等。”等等。对上述诸种论说，在主旨上我的看法与之大相径庭。
首先须审视一下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历史内含是什么？
从先秦的历史看，礼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总规范，融习俗、道德、政治经济制度、婚姻制度、思想准则为一体。礼最初表现为不成文的习惯，到了后来形成条文规定。《中庸》说周礼“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大约就是荀子所说的《礼经》。
礼渗透到整个社会机体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渗入到每个人的血液中，礼对汉族文化的形成有过巨大的影响。由于礼被视为人的标志，华夏族的灵魂和行为准则，因此众多的人把它看作治国的大纲与根本。《左传》《国语》中有许多这类论述，“礼，王之大经也”，“礼，国之纪也”。礼之所以是治国之“经”“纪”，就在于礼能“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又可称之为礼仪，这个概念出现得很早，《诗•小雅•楚茨》：“献醻交错，礼仪卒度。”《周礼•春官•肆师》亦说：“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以佐宗伯。”
儒者多以相礼和教师为业，礼是他们教学的一门主课，由孔子开创的儒家，也可称之为礼家，他们在政治上的共同主张是以礼治国。孔子反复讲“为国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孟子重在讲仁政，但对于礼也十分重视。荀子的政治思想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礼展开的，是礼治主义的典型。《大略》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有关论述比比皆是，无须征引。
礼最初表现为以习俗为基础的行动规范，混然一体，不分形式和内容。到了春秋人们开始把礼分为礼之仪和礼之质。所谓仪，指的是外在的行动规范，又可称之为形式；质则指内容和精神。鲁昭公到晋国，彬彬有礼，晋侯对女叔齐说，我听人讲鲁君不知礼，我看不是这样。女叔齐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礼之本在于政权，鲁昭公把权都丧失了，只注意琐琐碎碎的形式，怎么能谈得上知礼？女叔齐认为权柄是礼之本，揖让之类是礼之末。一次赵简子问郑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对曰：“是仪也，非礼也。”孔子把礼分为“文”与“质”。《礼记》把礼的形式称之为礼之“数”或礼之“文”，把礼的精神称之为礼之“义”或礼之“本”。精神重于形式，“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的外在的形式与本质虽有所差别，但又互相依存，礼可包含仪，仪则不一定体现礼的本质，如孔子所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但可通称为礼仪。
礼仪的精神内核是尊君抑臣和等级秩序。这点早就有人论述过。如春秋时期晋随武子说：“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之不逆也。”北宫父子说，礼仪之本在于区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时代虽然在变，君臣、上下、贵贱有沉有浮，但君臣、上下、贵贱秩序依旧存在。儒家基于贵贱等级的事实，认定礼的精神实质就是“分”“别”“辨”等。荀子提出，人与动物差别之一在于人能“群”，人之所以能群，又在于有“分”。《荀子•王制》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又说：“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礼记》把问题说得更加明确，《坊记》说：“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乐记》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史记•书一》对礼仪的历史有个简练的概括：“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尊君抑臣，上下有等一直是礼仪的核心，直到清代，康熙说：“礼乐何始乎？始于天地，而通于阴阳。何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万物中处，尊卑灿列，而礼以行。”雍正上谕：“ 《周礼》一书，上下有等，财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骄奢也。”
礼仪主“分”，通过“分”使每个人各就各位，各奉其事，各尽其职。君主则握“分”之枢要，掌“分”之权柄，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每一个专制王朝，都通过礼仪规范把社会上所有的人分纳入等级序列，对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成员的基本社会生活内容都有大致相应的规定，从政治特权到产业规模，从婚丧嫁娶到衣食住行，从本人到子孙后世，人们在礼仪规范下过着等级化的生活。
等级划分是非常细密的，等级制度的价值，就在于以律法形式肯定特权。隋唐以后，与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相应的，是一套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度。官僚有表示实际行政职务级别的品和阶，有表示身份地位和功勋等级的爵和勋，还有没有实际职务而徒属荣誉性质的各种散官称号。此外，在服装、住宅、乘舆、称呼、礼节，全有繁密的等级规定。就以官服来说吧，各个不同级别的官员所穿的官服，无论质地、颜色、样式，还是刺绣的图案和佩饰，都必须与他的官阶一一相符。所以“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让人一看就能鲜明地知道他们各自权势地位的高下。例如颜色上，紫、红、绿、青，只能是不同等级的贵族官僚才能使用，庶民只能用白、黑等色。所以俗语说的“不分青红皂白”，就是说连尊卑上下的规矩都分不清。各级官员住宅的称谓，房舍的间架、式样和装饰，都有着严格的分别。帝王所居称宫殿，王公所居称府邸，官僚所居称宅第，百姓所居称家。明代，一二品官员厅堂五间九架，正门三间五架；三至五品官员厅堂五间七架，正门三间三架；六至九品官员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二架；庶民百姓堂屋不得超过三间。庶民百姓即使很富有，可以修建几十所房子，但每所不得超过三间，违反规定的一般都有高大的围墙遮掩。出行的车马乘舆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明大诰》续编云：“一切臣民所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勿得僭分。敢有违者：用银而用金，本用布、绢而用绫、锦、、丝、纱、罗，房舍栋梁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金饰而金饰，民之寝床、船只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金饰而金饰，民床毋敢有暖阁而雕镂者，违诰而违之，事发到官，工技之人与物主，各个坐以重罪。”一切生活用品，有一样违背了规定，不仅本人坐罪，而且为他们制造用品的工匠技艺之人也要连同坐罪。
在礼仪制度中，官和官不同，民和官更不同，民和民也不同。尽管民众既无待遇，也谈不上享受，但他们仍然被分成了若干个等级。在历代的律令中，民众一般被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为良民，一类称为贱民。良民或称齐民，包括一切正式编入国家户籍的平民，所以又称编户齐民。清代的平民按照社会职业分入四种户籍：民籍、军籍、商籍、灶籍。“四民皆良”，这是清代的法律规定。贱民主要包括官私奴婢、倡优皂隶，另外还有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某种特殊人口，如清初山西、陕西的乐户，徽州的佃仆，江南的丐户，浙江的惰民等等。这样，良民与良民之间，良民与贱民之间，又都造成了差别。例如民、军、商、灶四民本是社会职业的不同，但社会身分地位也就因此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至于良人中有因各种情况丧失了独立谋生手段的，则社会地位更为悬殊。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是我国沿续了几千年的等级社会的写照，这一切都体现在礼制中。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一个等级的社会。虽然说等级制度曾经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普遍存在过的现象，但是这一制度在我国所得到的高度发展和完善，它对人生道路、社会面貌影响的深刻和广泛，以及它持续时间的久远，却显得特别的突出和鲜明。
“分”是礼仪的主导，但是光讲分，势必对立昭然，反而不利于分。在实际的经验中又总结出用德、仁、和来调和，形成一种阴阳组合结构。应该说德、仁、和等观念同“分”一样古老。殷周时期德的观念就是后来仁、和思想的先导。仁、和是随着春秋战国社会的大变动，上下、贵贱的交流，下层群众的作用日益显得强大而提出来的。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仁、和等以调和上下贵贱之间关系的思想。
仁这个观念在春秋已广泛使用，仁与礼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礼是社会秩序的规定，仁是对礼的顺从与调和“分”。孔子在评价楚灵王闻《祈招》诗而不能自我克制，最后被人杀死时，引用了一句成语：“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把礼作为仁的客观标志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观点。
礼的主旨之一是“亲亲”，因此亲亲为仁：“为仁者，爱亲之谓仁。”
利国、利众、保民亦为仁。《国语•晋语一》说：“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国语•周语中》又说：“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仁是利民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一思想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让贤也属仁。“宋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子鱼）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目夷为兹父的庶兄，双方都把仁置于君位之上，尚贤重于传嫡。
杀无道之君，立有道也属仁。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君主的政治不利于“国”，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即属不仁。晋惠公被秦俘，秦大夫合议是杀了他、驱逐他还是让他回去，这三条究竟哪条有利？子絷主张杀，公孙枝认为杀了影响不好，子絷辩驳道：“吾岂将徒杀之？吾将以公子重耳代之。晋君之无道莫不闻，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战胜大国，武也。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公孙枝从亲亲观点出发，认为这样不妥：“杀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亲，不可谓仁。”子絷与公孙枝对仁各有不同的理解。公孙枝强调亲亲，子絷强调有道。很明显，子絷把道和仁置于君主个人之上是政治思想的一大进步。
仁还表现在爱人。周单襄公：“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从时代看，“爱人”的提出是对亲亲的否定，是统治者争取民众在道德观念上的表现。《国语•晋语四》提出：“欲人之爱己，必先爱人。欲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这里虽然没有说爱与仁的关系，有意思的是，爱是一种交换，而不是单向付出。
上述关于仁的种种观念，经孔子继承、整合而成为他的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仁与礼形成表里关系，正如他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历史的经验证明，强调分贵贱，固然分明，可是结果却是对立。贵者少而贱者多，光讲贵贱之分反而不利于维护贵贱上下之别，需要在“分”之间增加一种粘合剂。西周的统治者提出“亲民”“惠民”“利民”“恤民”等等，其目的都在求得缓和贵贱之间的矛盾。孔子的仁学便是这股思潮发展的结果和升华。
“仁”强调的是一种精神，“和”则是设法在分之间求得协调和互相补充，主要讲一种状态。“和”作为一个政治和哲学概念最早是由周太史伯提出来的。“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用于政治，是说君臣上下之间则要互相配合补充。事隔一百年以后，齐国的晏婴也提倡君臣之间要以“和”相待。“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孔子的弟子有子明确地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和”对于“分”是一种制约和补充，但又要以礼“节之”。
为了求得“和”，
要善于把握“中”。《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能作到“允执其中”，就进入了理想之境。《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并不是一个介于双方的第三者，而是指对立双方的连结点或关节点。“中”要求双方都要向对方靠拢，以求对立双方的平衡。比如儒家提出的富民足君就是很典型的事例。“中”同样是一种状态，要使两头都要过得去。根据分的原则，高贵者要有威严，可是威严又容易引起对立，于是儒家一再强调要威而不猛，礼之分也要求适“中”。正如《礼记•仲尼燕居》所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中与和相近，所以又称为“中和”。
为了处理好分，还有让，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人说：“让，礼之主也。”恕与让相近，又有人说“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孔子继之，并加以发展，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让才能和，和而后安。礼让之意由此而来。
综上所述，“分”是礼的主体和主旨，仁、和以及中、让则是“分”的补充和胶合剂，两方面是一种阴阳组合结构，在传统的礼仪中是不能分开的。如果把“分”与“仁”“和”统一起来，那将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境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农农、工工、商商”，安然有序。“或禄天下不自以为多，或监门乡旅，抱关击柝而不以为寡”，每人的地位高下虽然悬殊，却都以悬殊为安，不怨天不尤人，心满意足。“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畏怯)”，各处其位，各安其位。
前引无限高扬礼仪者之论，把礼的主体“抽空”，抽象地说礼是倡导人人平等，或把礼简化为人与人平等的礼貌，这不仅是片面问题，而是颠倒了历史事实。其实不同等级之间的礼貌是决然不同的，且看孔老夫子在各种场合的礼相：“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这能是人人平等吗？汉代大儒叔孙通为刘邦制定了“朝仪”，所有臣子都跪拜在刘邦的脚下，山呼“万岁”，这是平等的礼貌吗？“高祖朝，太公（刘邦之父）拥彗，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天下法”是什么？是平等吗？总之，主仆之间能是平等的礼尚往来吗？
传统的礼仪是贵贱等级不平等的体现，是主奴关系的外化。一些人提倡当今应该建立一套礼仪，这是很好的想法，现在要创建的礼仪必须是以公民人格平等为前提。对传统礼仪用“抽象继承法”，固然有可借鉴之处，但不能把传统礼仪说的那么美，这反而不利于创建新的礼仪。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