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古代史乘的人都知道，构成正史主体的列传，其书写大致遵循如下结构：姓名、籍贯或郡望、祖先世系、仕宦经历、卒后赠谥等。基于这样的结构，史家以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活过的名臣将相、烈士贤媛为书写对象，由此塑造出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
鸟雀集庐
然而，一些敏锐的史学家却发现，本应千差万别的中国古代史传中不时会出现一些似曾相识的文字。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即发现中国古代史家习于使用某些惯用主题、词句来记录传主言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也指出，史家常使用一些老套语言和传统情节来充实简历搭建的架子。可见，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史传中存在着一些惯用的文本元素，这些元素反复出现，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化、程式化。这些元素，我们称之为“模式”。
“模式”在史传中出现甚早。至少在中国古代第一部正史——太史公的《史记》里，已可觅其踪迹。如《史记》在描述一些地方长吏的德政时，“盗贼止息”便作为施政成果之一而频见记载。《汉书》中这一主题更为常见，仅《循吏传》所列六位良吏，便有三人事迹含有“盗贼止息”的叙述。事实上，直到明清，“盗贼止息”仍作为形塑地方良吏的常用模式，在历代正史中反复出现。
与之类似，古代史家对孝子的书写也多援用模式。常见主题之一是庐墓守丧期间鸟雀栖集于庐。从《史记》、《汉书》未见其例或可推知其起源并不很早。不过在中古时期的正史中，“鸟雀集庐”模式已颇为多见，仅《梁书•孝行传》即三见其例。
事实上，统计历代史传中的模式可以发现，模式最常出现的场合正是诸如《良吏传》、《孝子传》等类传。正史另一常设类传是《儒林传》，翻检可知，多数列入《儒林传》的人物事迹中均含有教授学生——显然，在史家看来，杏坛授业乃是构建儒生形象最重要的模式。又如《列女传》，主题的制约也使其叙述多依赖模式。此外如《文苑传》，据傅汉思对《旧唐书•文苑传》的分析，“惊人的记忆力、下笔成章”等均为史家建构文士形象常用主题。这一点不难理解，类传既以类相从，其言行事迹必多重合之处，模式之使用也就在情理之中。
与类传人物有相似事迹的人物本传也常使用模式。如“鸟雀集庐”，史传在表现非类传中人的孝行时，也多采用该模式；而“盗贼止息”，亦常被史家用来描述未列入《良吏传》的官僚治理地方时的德政。不难想见，本传人物事迹既与类传人物相仿，则类传书写中的模式延伸至本传书写，可谓顺理成章。
正史传记中模式频频出现
犹如画工所依据的粉本有些简单、有些复杂一样，史家笔下的模式也有详有略。譬如形塑地方良吏的诸模式，“盗贼止息”多很简单，而另两种常见模式“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则要复杂得多。以“猛虎渡河”为例，《后汉书•儒林传上•刘昆传》记载：
（昆）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帝闻而异之。（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征代杜林为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
很明显，与“盗贼止息”模式多以诸如“盗贼不起”、“盗贼平息”等一笔带过相比，《刘昆传》中的“猛虎渡河”模式不仅细节俱全、情境生动，由此所引发的后续议论也备载其中。同样情形亦见于构建孝子形象的诸模式，“鸟雀集庐”模式一般都较简单，而另一种“灭火静风”模式（父母棺椁在室或转运途中受水火侵袭，因孝感动天而获免），大概由于情节紧张，有夺目之效，叙述起来就详细多了。
当然，模式之详略并不绝对。如多简单书写的“盗贼止息”，《汉书•循吏传•龚遂传》则不厌其烦地叙述龚遂平息盗贼的背景和经过；而多复杂使用的“猛虎渡河”或“飞蝗出境”，后世史书中也不乏简单例子。《梁书•萧象传》记载：“湘州旧多虎暴，及象在任，为之静息”，较之前引《刘昆传》，无疑大大简化了。
以上讨论多为模式在正史传记中的使用情况，事实上，模式使用并不限于正史，在古代其他文献中也大量出现。如《东观汉记》似乎就是诸多模式滥觞之渊薮。管见所及，形塑地方良吏的“飞蝗出境”，其最早记录似即在此。而“猛虎渡河”，尽管现存《东观汉记》中未见记载，但考虑到是书已非全帙，而诸家《后汉书》中又保存了不少“猛虎渡河”事迹，推测《东观汉记》原也包括此类记载，恐怕不算无稽。
史传中的模式，按其记述之真实与否，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本诸源于实，以曾经真实发生的事迹为基础，如“盗贼止息”，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很大。这类模式可称之为历史模式。另一类模式则颇具神秘色彩，如“猛虎渡河”、“飞蝗出境”乃至“鸟雀集庐”，更有可能是由史家（包括史书、碑志撰者及整理者等）虚构出来的。这类模式我们称之为书写模式。不过，历史模式与书写模式之区分也非泾渭分明，历史模式亦不能排除后出文献中有些记载系史家依据前史杜撰，而书写模式恐怕也不乏因生态环境变化等原因导致的偶然发生的真实事件。
仰范前哲
无论如何，模式的使用对史传影响巨大。杜希德曾批评中国古代史传缺乏对传主个性的描述，而史传使用模式无疑印证了这一点。大量高度类型化、程式化的模式反复出现，使史传记载多有重合类似，传主的个性也在似曾相识的文字中消磨殆尽。此外，史传中大量渗入由史家虚构的书写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记载的可靠性，这与求真求实的原初目标无疑背道而驰。
上述模式的弊端，古代知识阶层应该已有意识。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和赵令畤《侯鲭录》分别保存了一则对宣称德政感化飞蝗和猛虎出境进行嘲讽的轶事记载，显示出至少在宋代，良吏书写的德政感化类模式已颇受质疑。那么古代史家为何仍毫无忌讳地使用模式，尤其是那些超经验、超自然的书写模式来叙述历史呢？资料的缺乏或许是原因之一，一手文献或二手文献的撰述者撰述传主事迹，但又缺乏足够的信息支撑，或许就不得不采用一些流传已久的叙述模式来充实，尽管他们可能也知道这并不真实。此外，历代史家对典故传统的热衷恐怕也是推动模式使用的重要原因。如唐代刘知几所论，“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历史书写时的“仰范前哲”，可以使史传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或许正因如此，历代史家才愿放下“秉笔直书”的道德负担，而不惮于使用各类模式，毕竟对中国古代史家而言，“垂范后世”是一个毫不逊色于“秉笔直书”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