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一词源于中国古史记载，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Republic”时，借用了中国古代这一术语。那么，中国古史上的“共和”究为何指？
“共和”最早见于《史记》
中国历史向以绵延悠久而著称于世，但确切历史纪年目前只能追溯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首次命定的“共和元年”（前841年）。
“共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周本纪》，其文曰：“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则如是记载“共和行政”一词：“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
司马迁极为看重西周厉宣之际“共和行政”的历史意义，乃有“共和元年”这一确切历史纪年的命定。但是，在《史记》相关篇章记述中，司马迁却对“共和”与“共和行政”的具体历史事实语焉不详，以致于给后世的认识与理解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共和”含义引争执
长期以来，围绕不同文献记载，历代学者对于“共和行政”问题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认识。以《史记》为代表的文献中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之类记载，于是古今多数学者据此将“共和”一词看作某种政权组织形态，取“共理国政”与“相与协和”之联合意义，认为“共和行政”是以周公、召公为主导的大贵族联合执掌西周王朝最高政局的行政状态。这种理解在古今学界是较为普遍的认识，可称为主流认识。
有些学者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中有“共伯和干王位”之类的记载，将“共和行政”解释为“共伯和”这一历史人物代替周天子控御最高权位，并执掌西周王朝最高政局的行为。坚持这一看法的学者将“共和”一词当作名词来看待，认为“共和”是指一位地方诸侯，即“共伯和”，“共”是国名，“伯”指爵位，“和”则是其个人名号。过去，持此说的学者人数极为有限，在学界不占主流。但是，伴随更多材料的出现，这种看法越来越凸显出可信性。
主流认识存在疑点
由于司马迁没有明确说明“共和”究为何指，如果仅仅从字面含义来看，上述主流认识似乎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认识存在几点难解之处。
第一，司马迁多是将“共和”与著名历史人物相提并论，在上下文语境中，“共和”一词更偏向于名词性质，“共和”更有可能是指某位具体历史人物，并且具有类似于王的地位与形象。
第二，古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庄子》等典籍表明，“国人暴动”发生后，周厉王“奔彘”，共地之君“共伯和”出面主持宗周地区的危乱时局，他当时在中央的地位非常显赫。
第三，周厉王和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例如《师釐簋》、《师晨鼎》、《师艅簋》、《谏簋》、《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等，有对“伯和父”、“师和父”、“司马共”等历史人物的明确记载。这些人与“共伯和”很可能指同一人。
第四，在清华简《系年》相关记述中，载有“共伯和”在“国人暴动”后执掌周王室大权的记录，明确证明共伯和暂代周天子主持政局长达14年之久。
第五，从史籍相关记述可知，“国人暴动”爆发后，周厉王迅速亡命北方彘地，宗周贵族也大量避难逃亡，王畿地区的形势异常危急。周、召二公当时所能控制的力量显然无法与叛乱势力相抗衡，他们自身尚且难保，何谈能够阻止和镇压“国人”的反叛呢？至于完全由他们二人来掌控王朝最高政局，是不切实际的。
“共和行政”新解
如果将“共和”理解为“共伯和”，而将“号”字解释为“名号”、“宣称”、“号称”、“名义上”等，则“号曰共和”即可被理解为“名义上说是共伯和（执政）”。《史记》所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一语，即可解释为：召公、周公、共伯和三人共同参与控制动荡时期的政治局面，名义上是以共伯和为主导，打着他的旗帜，号曰“共和”，但实际上主持和执掌具体行政事务的是召公、周公。
笔者认为，“国人暴动”发生后，周王室王位虚空，值此危难时刻，以共伯和、周公、召公三人为首，组织起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共伯和”名义上处于最高执政地位，由他摄行王政，即暂代周天子处理王朝政务。但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周公、召公却处于实际掌权地位。“共和行政”之“共和”首先是指“共伯和”这位具体历史人物，其次还指以“共伯和”之名号代称的西周末年一段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