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王嬴政横扫六合、统一天下登基成为古今第一位皇帝算起，一直到清朝小皇帝宣统逊位，封建帝制寿终正寝，其间两千余年，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皇帝多如过江之鲫。可是，他们中间真正有所作为的却少得可怜，而同时够得上历史和道德两把尺子衡量标准的，即既有功于历史的发展，勋业卓著，名垂青史，又宽厚仁慈，不为后人所诟病的，更是凤毛麟角。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算是首屈一指的一个。他开创的“光武中兴”辉煌业绩，令后人追慕不已，称颂有加。明末清初思想界臣擘王夫之的评价，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人们这一共识：“自三代已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光武帝）不无小疵，而大已醇矣”（《读通鉴论》卷三）。
刘秀（公元前6－公元前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他在王莽“新政”破产、社会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顺应“百姓思汉”的时代潮流，与家兄刘縯在舂陵起兵，逐鹿中原，终结新莽，夷灭群雄，重建汉朝，继而“收拾旧山河”，整顿、改革前朝弊政，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刘秀能够芟夷群雄，成为逐鹿中原斗争中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并在平定天下后及时完成政治的成功转型，使得东汉王朝迅速崛起，原因当然很多，包括时代的际遇、民心的向背、方略的高明、措施的适宜，这些早已有人进行过总结，然而，笔者以为有一个因素更不能忽视，这就是刘秀的雅量与睿智，这既是他道德的境界、人格的魅力，更是他制胜的源泉、成功的秘诀。
凡是读过《道德经》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其中的“柔弱胜刚强”、以退为进的论述，这是许多人推崇备至的“君王南面之术”，刘秀对其精髓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入木三分。史称其：“（生）性谨厚”，这样的个性特征，决定了刘秀统治上的根本特点是“以柔道理天下”、“泛爱容众”，善于争取人心，凝聚众意。这就是他本人表白的：“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这一点即便是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唐太宗之辈，也难以望其项背。
正因为刘秀有过人的雅量，所以他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宽容与仁慈。对士人（也就是今天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尊重厚遇就是这方面显著的标志。自从孔老夫子提倡士人“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来，中国的士人即以中华文化传统的承荷者自负，喜欢以社会良知的体现者清议政治、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汲汲于治学问道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这在封建家天下的时代里，很容易招致统治者的猜忌和厌憎。若碰到稍为开明的统治者，是我行我素，不去理会士人的聒噪；一旦遇上昏庸、暴虐的独夫民贼，则大事不妙，免不得蹲大狱、掉脑袋。汉末的党锢之祸，南宋的“伪学”风波，明末的东林党之禁，以及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等等，就是例子。由此可见，如何妥善处理与广大士人的关系，笼络和争取他们为己所用，使得他们能够放下身段，半推半就挪移到前台替自己帮闲，乃至帮忙，乃是考验统治者有无雅量有无智慧的重要标志之一。
刘秀不愧为读书人出身的皇帝，对士人的微妙心态与深层次意愿洞若观火，体察入微。他不仅舍得花费大钱投资不能马上显现经济效益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设太学，搜集图书，延聘博士课授生徒，自己也身体力行，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认真读书学习。他十分重视知识分子，敬贤尊才，达到了“求之若不及，相望于岩中”的地步。南阳宛城人卓茂，是当时著名的儒生，精通《诗》、《书》、《历法》等，待人宽厚，深受众人敬仰。刘秀他刚刚坐上皇帝的宝座，就把当时已年届七十有余的通儒硕学卓茂请到朝廷，亲自接见，任为太傅，封褒德侯，赐予食邑二千户。不久卓茂老死，刘秀素服车驾，为卓茂送葬。刘秀用这么高的礼遇规格优待这样一位老读书人，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过它向普天下民众显示自己对读书人的重视态度，为百废待兴的建设事业奠定基础。事实证明，刘秀的这个优雅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大批读书人，包括当时一些十分著名的宿学大儒，如宣秉、杜林、张湛、王良、范升、陈元、郑兴、卫宏、刘昆等，感觉到刘秀真的爱贤若渴，尊儒真诚，遂认定刘秀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中兴之主”，纷纷归附了刘秀，成为东汉文化复兴中的重要角色。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读书人都热衷于出仕博取功名的，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士人乐意隐逸山林以示自己的清高，这在东汉初年也不例外。对于这一类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对新王朝有意识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于持不合作态度的士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哲学是砍掉他们的脑壳。道理很是简单，有才华而不肯为朝廷所用，即等同于抗拒皇命，与犯上作乱无异，所以只好让他们去死！刘秀可不同，他很能理解他们的志趣，以惊人的雅量宽待这些对新王朝态度消极，不肯与自己合作的读书人。太学生出身的周党，学问渊博，名高一时，刘秀称帝后即慕名而辟征他出仕为官，可周党就是死活不干。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却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坚决不同意，特地下诏说：“从古以来，即使明王圣主出世，也会有不宾之士……人各有志，何必强求。”于是赏赐周党绢帛四十匹，让他带着家小回老家隐居。
严光是刘秀的老同学，当年求学长安京师时，两人朝夕过从，情同手足。刘秀登上九五之尊后，曾多次礼聘他出仕为官，担任谏议大夫的要职，可是不管刘秀怎样好吃好住款待他，他就是不愿意干，整个儿“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潇洒作派。刘秀无可奈何，只好放这位性情怪僻、行事乖异的老同学离开洛阳回富春江畔垂钓，潇洒自在了却余生。东汉初年，这种“义不与帝王为友”的读书人还有牛牢、王霸、逄萌、井丹等多人，刘秀尊重他们的意愿，都不曾以帝王的权势去跟他们为难。
正是由于刘秀具有宽广的雅量，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读书人，来者不拒，去者不究，所以争取到更多的读书人为他效劳，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秀不愧为“万古一帝”，真正做到了其股肱邓禹在《图天下策》中所主张的“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后汉书·邓禹列传》）这不仅仅体现在他治国统军上的杰出英明，也反映为他道德修养上的卓荦不群，从而成为后代统治者的一面镜子。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统治者绝大多数都不乐意照这面镜子，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来“治世”少而“乱世”多，上演的悲剧众而喜剧寡的原因之所在。
如果说，对读书人的宽容和接受还不算太困难的事情，那么对功臣宿将的信任和优待则是真正的为君之道所面临的考验。读书人的牢骚、怪话或故作清高、拒不合作，虽说让人不舒服，但毕章不对自己的皇位构成直接的威胁，常言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别看那些读书人伶牙利舌，“笔锋常带感情”，折腾得欢，到头来还不是事过境迁，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然而，功臣宿将却不同了，他们手握重兵，韬略高深，威望素孚，倘若真的萌生异志，反将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江山改姓、社稷易主、人头落地、富贵东流真的是转眼之间成为现实，祸不旋踵，命若朝露，这危险的前景让人一想就不寒而栗，寝食难安。所以说，慰抚读书人，至多不过是个面子问题，而优容功臣宿将，这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权术问题。
所幸的是，刘秀的这方面同样做得天衣无缝，独步天下。后人对刘秀的评价如此之高，在相当程度上是推崇他在处理功臣问题妥善恰当，既保全了功臣又稳定了统治，避免了血腥残杀悲剧的重演；皇上固然为圣主明君，功臣宿将亦不失为忠臣贞士，共保富贵，同享安乐，君臣相得，皆大欢喜。唐卫国公李靖称：“光武虽藉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宋人叶适道：刘秀“能宽以待臣，使各尽力，其臣亦自检饬，居功不挠，法度过高祖文景时远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四《后汉书一》）这些评论，都不约而同点明了刘秀“将将之道”的高明之处与“柔治”特色，恰如其分，洵无虚辞。
对待功臣宿将，刘秀总的原则是恩宠优渥，多方笼络，视之为腹心而不人为地假设敌人制造异己，同时限制其实际参与朝政、把持兵权，免得君臣互不相安，诱生嫌隙，这就是所谓的“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刘秀手下的那些功臣勋将，没有重演“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式的历史悲剧，这是刘秀政治上的最大成功之处。
刘秀能够保全功臣，有几个环节非常关键，值得我们引起注意。一是能做到推心置腹，以诚待人。他心胸豁达，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力，所以对于那些功臣宿将，遂敢于坦诚相待，用人不疑。在这方面，他对待冯异长镇关中、威名甚炽一事所采取的态度，可谓典型。
冯异是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他文武双全、韬略超伦，用兵持重又“能御吏士”，战功卓著，威信素孚。刘秀根据他的能力，曾委派他镇守关中地区。冯异到任之后，“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很快稳定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的局面，声誉鹊起，被关中当地的广大民众称为“咸阳王”。有人劝谏刘秀对冯异要有所戒备，以防止其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刘秀凭自己对冯异的了解，否决了这个建议。冯异本人得悉这一情况后，心里自然也不怎么踏实，立即上书表明心迹，并申请尽快调离关中，以避嫌疑，杜绝流言蜚语。刘秀对冯异的举动颇不以为然，认为冯异未免神经稍稍脆弱了一些，不要听到风便是雨，应懂得“谣言止于智者”，难道朕还会不相信将军这样的亲信心腹吗，于是立即复书宽慰冯异，让他完全放宽心思，切不可想入非非：“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后汉书·冯异列传》），一下子彻底打消了冯异的顾忌，使之更好地为自己效忠尽力。如此推心置腹、以诚待人的雅量，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之中可真的找不出几个来。
二是重赏轻罚，笼络人心。刘秀不仅对众功臣高度信任，而且处处优渥有加，恩宠备至。这反映为他赏赐功臣宿将不惜血本，丰厚无比。刘秀知道，功臣宿将当年毁家纡难追随自己起兵打天下，干的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勾当，没有他们的全力翊戴，自己就不会有今天位居九五之尊、主宰天下的机会。知恩图报方为君子，忘恩负义乃是小人，刘秀当然愿作君子而不欲为小人，所以理当对功臣宿将加以应有的报答。既然“国之利器”不可与人，兵权不能授予他们，朝政不便交付他们，那么也就只好在经济上提供最大的好处，生活上给予优厚的照顾，使得这些功臣宿将感到当年的冒险投资是正确的选择，心满意足享受浴血奋战后所换来的成果。在这样的认识制约下，刘秀给诸功臣创造了舒适优雅的生活环境。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庚辰，刘秀“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功臣食邑最多达四县之多，大大突破了功臣食邑不得超过百里之地的古法，这种封赏是匡古所无的优渥，所以有人感到这么做是出格了，对此表示了不赞同的意见。如博士丁恭就奏议道：“古帝王封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可是刘秀听了却大不以为然，不客气地反驳说：“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毫不动摇地坚持了重奖厚赏的做法。功臣宿将既蒙信任，又得实惠，感激涕零，实属正常，于是自然而然效忠尽力，为刘秀打江山、坐江山而出生入死，勇往直前了。即便被剥夺了兵权，也因经济上得到丰厚报偿而尽释嫌疑，不抱任何的怨望。到头来，从中真正获利的还是聪明豁达的刘秀。要知道，锱铢必较，是没有出息，难成大事的表现；高瞻远瞩，收放自如，才是治国安邦的大智慧，大手笔。
值得注意的是，刘秀在优待功臣问题上，防止了只做一锤子买卖的倾向，而重视根据需要，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追加新的成分，以长期维系君臣之间的融洽感情，使功臣宿将们感受到皇帝始终未曾忘却他们的功劳，皇恩浩荡，滔滔不绝，漫无际涯，永恒长久。
刘秀对功臣的赏赐是层层加码的。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夏四月，吴汉统领大军平定公孙述割据势力后，从蜀地凯旋回到京城洛阳，至此，全国终于完成统一，东汉统一战争画上圆满的句号。刘秀非常高兴，大开华宴，慰问将士，以示庆祝。有战功的，一律以策书记其功勋。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策勋封功活动，共有三百六十五人增加食邑，更改封号，“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功臣的待遇因此而大幅度得到提高。如贾复，“定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挺、观阳，凡六县”。盖延“增封定食万户”。陈俊“增邑，定封祝阿侯”。臧宫“增邑，更封赞侯”。很明显，功臣的食邑，要比建国初年增加了很多，其生活更为优裕舒适了。刘秀还让功臣们自己提要封什么地方，只要可能，他都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功臣们纷纷提出要求分得京城附近和南阳等富饶郡县的土地，致使这些地方差不多全被封光了。刘秀对功臣宿将的优容，于此可见一斑。
刘秀对功臣的优待，还表现为他宽恕功臣所犯的小错误，以及平时生活上的关心备至。按照刘秀治国的一贯原则，官员如果犯错，他一般是不予宽恕的。但功臣宿将们犯些小错误，他却不过分计较，大多予以原谅。远方进贡来的物品，他情愿自己不吃不用，也要遍赐列侯，让功臣享受，“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偏赐列侯，而太官无余”（《后汉书·马武传》），以便让功臣宿将处处感受到来自皇帝的亲切关怀。同时刘秀还以“奉朝请”名义，把功臣宿将征调到京城洛阳，一方面了解掌握他们的动态，有效地予以控制，另方面又更好地在生活上妥为关心照顾。刘秀对功臣的这种优厚供养政策，既可以使他们同刘秀保持深厚真挚的情感联系，又能够使他们安于现状，保住了自己的福禄，其结果，是功臣们虽然“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在洛阳南宫云台画像记功的二十八将，得以全身名传，就是因为他们遵循刘秀“功成身退”的结果。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评论说：光武帝没有任将帅以宰辅的重任，诸将也各自安于现状而不作非分之想，光武的用意是非常深远的。自古以来，君臣能相交尽其美的，也只有东汉这时为盛啊！应该说王夫之的评述，是恰如其分的。刘秀对功臣宿将的供养政策，对于维持东汉初年政治局面的稳定，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当然，刘秀对功臣的政策，并不是一味优容。他是两手都硬的坚定实践者，在关系到功臣权力分配的重大原则上，刘秀绝对没有任何动摇，他把剥夺功臣兵权，防止功臣参与朝政作为强化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统治的当务之急来一一加以落实。在这一点上，他与后世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做法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正是他能够优渥功臣宿将的基本前提，反映了他的高度政治警觉性和驾驭全局的能力。这恰如叶适所言：“光武以绳墨待诸将，诸将亦能以绳墨从之，千里外如对面，无蹉跌者……高帝（刘邦）时不能及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四，《后汉书一》）。
刘秀对功臣权力的限制乃至剥夺，是从两个途径来进行的。首先，他通过及时向功臣敲警钟，鼓励功臣学儒家经典统一思想，认识君臣尊卑关系永恒性等方式，帮助功臣宿将在思想上筑起不掌兵权、不参政议政的堤坝，为限制并进而剥夺功臣宿将的实际权力营造出一种政治氛围，使其感到唯有如此，才是天经地义、合乎原则的。如他一方面不吝封侯赏赐，一方面又下诏告诫功臣宿将：“人心要知足，不要只顾一时的放纵快活，而忘记法纪刑罚。诸位将军功劳很大，享受富贵是应该的。但要想代代相传，就应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可一日大意。”“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这是勉励鞭策，也是对功臣不要干政的严肃警告。
东汉开国功臣，同西汉大为不同，清人赵翼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的功臣宿将，如邓禹、冯异、贾复、王霸、耿纯、刘隆、景丹等人，大多数都受过儒学的熏陶，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所以他们与刘秀情密无间，志趣相投。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像西汉初年的功臣那样不便于驾御。这也正是刘秀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剥夺功臣实权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秀能够保全功臣，也有功臣自身素质高，知进退、懂处世的重要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东汉功臣大多研习儒学，这就给刘秀控制和利用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例如，贾复知道刘秀“欲止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后汉书·贾复传》），因而受到了刘秀的赞许。可见刘秀积极倡导功臣读经，是试图通过这一方式，使功臣宿将明白“君君臣臣”的天意，懂得“神器不可妄窥”的道理，用俗话讲，便是“命中只有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从而自觉自愿放弃权力，更安于现状。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进一步束缚功臣，这的确是极其高明的一招。
其次，刘秀通过剥夺功臣的军权，不授功臣以实职等途径，来彻底消弥功臣干政、篡权的危险，确保自己统治的万无一失，铁打铜铸。
刘秀在从事全国统一战争时，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曾设置过许多将军，这些官职基本上都是由功臣担当的。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全国统一最终实现，刘秀根据战略形势的根本变化，遂决定开始“罢左右将军官”。这实际上，是让功臣交出军权。刘秀不想学汉高祖，他的功臣也不想做韩信、彭越，双方一磨合，解除功臣的工作便得以顺利进行了。从该年起，除了少数特殊情况外，大部分功臣都陆续上交将军印绶，解除了兵权，其中包括邓禹、耿弇等宿将元勋。功臣既解除了兵权，那么以兵逼宫的威胁也就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秀当然可以保全功臣，不必动刀子杀人多此一举了。
解除功臣兵权，对于刘秀消除功臣干政威胁还只是迈出第一步。接着他又把不授功臣实际官职作为彻底解决功臣干政危险的关键步骤提上议事日程。他总的原则，是不任用功臣担任国家的重要官职，一般不许功臣参与政事。开始时尚有邓禹、李通、贾复三人为例外，曾参与商议国家大事，后来则连这三个例外也予以取消了：“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后汉书·光武帝纪论》）。刘秀不任用功臣，其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天下既定，思欲念完功臣爵士，不念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也”（《后汉书·贾复传》注引《东观汉记》），所谓“读点好书充腹笥，省些闲事养精神”。但真正的意图，乃是为了防止功臣掌握的权力过重，从而影响到他自己的专制集权统治。这叫作“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综上所述，可见在处理功臣问题上，刘秀是封建社会中做得最好，后遗症最少的皇帝，他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给功臣以高爵厚禄，供养起来，另方面又不让他们拥有兵权，也不让他们干预政事，只许他们以尊荣的身份和地位享受豪华安逸的生活。前者是对功臣的保护，后者则是对功臣的限制。这两者相互结合、互为弥补，就达到了他的理想追求：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使得功臣宿将们满意安心，从而开创了妥善安置开国功臣的先例，提供了正确解决皇权与将权矛盾的途径，同时，也为东汉王朝的全面迅速崛起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刘秀的政治实践看，不依赖于屠杀的手段以解决功臣问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中间的关键，就是要求君主与功臣宿将都应具有起码的政治诚信，君主应承认和感激功臣的辅佐之功，以经济赎买的方式予以报答；功臣也应顺从和拥戴天命之所归，至少为避免苍生再罹兵燹之祸起见，再放弃对权力的贪婪追求，功成身退，泯灭非分之想。“大德可回天，君子能安命”。即一方以财宝收回权力，一方以功勋挣得享受，如此便可以君臣相安，共保富贵了。
可见，这是一个“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问题。遗憾的是，人对权力的无限制崇拜与争夺，使得刘秀的高明做法总是曲高和寡。于是乎，历史上的功臣们遂不得不长叹，君主为什么只能同患难，而不能共富贵？而君主们也不得不犯愁，功臣为什么不功成身退，知足长乐？彼此相怨，遗恨无穷！
刘秀的宽宏大量与善于保全功臣固然是东汉王朝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刘秀在选用人才、个人修养和制度建设上也同样予以了充分的关注，选择了正确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在确保东汉王朝的崛起方面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重用大批文吏。光武帝认为文吏们熟悉封建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建武六年、七年，刘秀连续两次下诏，命令各地官吏推举贤良，到京城参加选官考试。实行“征辟”制度，即下诏特“征”用某人为官，公卿和各地郡守也可自行“辟”用他人做幕僚。在诏书中，刘秀严格规定了选官的条件：第一，品德高尚，身世清白；第二，要有知识，是通经的博士；第三，熟悉各种法令，能熟练地依法办事；第四，具有魄力才干，遇事不惑，能独当一面。各地官吏在选择人才时，必须严格按照这四条标准，如有违者，必将依法治罪。
光武帝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确实网罗了一大批品行端正、廉洁奉公的有用人才。如陈留人董宣，为官清正，执法严明，不畏权贵。有一次，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的家奴仗势杀人，董宣带领士兵，当着湖阳公主的面将这个家奴打死。湖阳公主气得浑身发抖，向刘秀哭诉。刘秀要杀董宣，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朝，而现在竟纵容亲属家奴杀害平民百姓，如此何以治天下？臣不需鞭杀，请让我自杀！”说着把头向柱子撞去。光武帝被刚正不阿的董宣感动，于是不再治其罪。但为了给姐姐一个下台的面子，刘秀让人扶董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罪。董宣硬是不从，刘秀命人按董宣的头，董宣两手按地，就是不肯俯首。刘秀非常感动，任命他为“强项令”，赐钱30万。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光武帝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统治措施。光武帝采取了西汉时加强尚书台权力的措施。东汉初年，中央的最高官职是三公，即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得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军事。三公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刘秀为了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设置了尚书台机构，并加强尚书的职权，扩大机构，增设官吏。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合称“八座”。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分掌全国政事。尚书的官位不高，尚书令每年的俸禄只有一千石，副职尚书仆射和六名尚书，每年的俸禄也只有六百石，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远不能同每年俸禄为万石的三公相比，但实际权力远在三公之上。尚书台是最重要的行政决策机构。
光武帝除了通过尚书台独揽大权外，还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负责传达皇帝的旨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光武帝认为这些宦官们地位更低，他们不可能取得倾国大权，就更保证了他的集权统治。
刘秀以柔术治国，宽民众，而对官吏极严。东汉初年，他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还进一步予以加强。这三套监察机构是：（1）御史台———有侍御史15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文。（2）司隶校尉———有从事史12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他们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三公不察”。（3）州刺史———全国分12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行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八月出巡，调查各地有无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非常重视，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
朝中无论官员职位高低，一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曾任汝南太守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世皆为博士，德高望重，刘秀十分器重他，但在他度田不实、贪赃枉法的罪行被查出来之后，他立即被捕入狱。当时朝廷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在大殿门口，请求宽赦他，甚至有人情愿替他牺牲，但刘秀坚决对其绳之以法，予以处死。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秀的明君风范，使刘氏汉家天下走向繁荣，实现了“光武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