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宋夏金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一、基本情况
1、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博士生导师的分布
中国现代学位制度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宋史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大致稍晚于这一时期。从40年代开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已故和健在的老一代宋史前辈多有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经历。
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则是在1980年以后建立的。1981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广铭先生获得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资格，其后，1984年，河北大学漆侠先生，四川大学吴天墀先生，1986年，云南大学李埏先生、杭州大学徐规先生等也先后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中国宋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由此展开。
1994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审批权由国务院下放到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和科研单位，这使得博士生导师人数遽增。
此前，国务院审批的博士生导师共有五批。这五批当中，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只有7人，而从1995年至2008年13年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博士生导师人数达到52人,分布在21个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占2007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33个中国古代史博士点的2/3。
2、博士学位论文与青年学者的宋史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有了较大发展，博士学位论文已成为衡量和检视宋史方向青年学者论著水平的主要标识。尽管其中也不乏有高水准的硕士学位论文，特别是在90年代以前有较多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数量上看，到2008年，据初步统计，自建立博士学位制度以来，宋史方向博士学论文约计173篇，其中80年代9篇，90年代38篇，2000年以来126篇。再从质量上看，从2000年起，宋史学界开展的代表最高水平的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的评审，已可看出博士学位论文在现今中青年学者论著中的地位之一斑。
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成立于1999年，用于奖励海内外中青年学者（50岁以下，包括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所撰写的辽宋夏金史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著作及论文。迄今已进行五届评审，共评出获奖论著22部（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修改稿计17部（篇），约占4/5。
二、论文选题的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8年6月底，从1986年起迄今共有173篇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获得答辩通过。按照传统的学科领域分类，制作下表，大致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取向。
一、1995年以前选题基本限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其中又经济史为重；1997年以后，社会史受到关注，成为新的选题取向。
二、制度史一直受到较大的关注，但这里的制度史主要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典章制度，而用现代制度史理论者虽然也有但并不多见。且在整体研究中所占比重从199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
三、法律史的课题直到近五年才受到关注，而民族、人物方面的选题更是少之又少。可见，这些领域未能引起青年学子的注意。
这三个特点是一个大概的情况，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近三十年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还须再作细致的分析。先看经济史。经济史55篇，其中涉及商业（包括城市、货币、外贸、市场、信用、消费方面等）约20篇；财政（包括管理、专卖、新法、理财、分配思想等）9篇；地域或区域经济6篇；社会阶层及人口5篇；交通管理2篇；手工业2篇；土地制度2篇；其他还有军事后勤物质保障、西夏经济、农业管理、叶适经济思想、旅游经济、畜牧业、荆江河道变迁、黄河治理、城池建设等计9篇。显然，商业、财政问题受到较大关注，而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土地制度、地租形态、社会阶级、经济关系等传统性的经济史问题受到冷遇。
政治史46篇，职官制度（任官、台谏、胥吏、武选官、枢密院、转运使、提点刑狱司、制置使、服饰制度、外交制度、通进银台封驳司、贬降官、荫补制度）16篇；军政（包含括收兵权、厢军、边防）7篇；官员群体（武将、宰相、谪宦、进士）7篇；政治文化（士人交游、科举理学化、官民沟通、占星历法、君主信息渠道）5篇；行政两篇；此外还有党争、士风、党禁、官员惩治、皇城宫苑、国家安全、吴越国史、荆南国史、仁宗政治等9篇。政治史的选题特点是以职官制度、军政为大宗，但进入21世纪后，政治文化受到较多关注。
文化史35篇，新儒学（包括理学和新学）9篇；宗教6篇；文化典籍研究5篇；新儒学学术史4篇；史学3篇；此外文化史总论、文化重心、学校教育、禁书、年谱、书法教育、科技思想等8篇。新儒学学派的发展及影响是文化史关注的，其中北宋王安石和南宋朱熹是热点中的重点。
社会史19篇，基层社会组织与阶层6篇；家族、宗室5篇；巫文化2篇；女性婚姻2篇；此外社会救济、忠节观、茶、诗歌与社会等4篇。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从现有的论文选题来看，主要集中在基层社会、家族和民间信仰三个方面。
总的来说，虽然范围广泛、题材多样是论文选题的主要特征，但还存在极不平衡的现象，如宋代法律、民族、政治人物、地理、科技、性别、军事等方面的选题留有很大的缺口，今后应当向这些选题薄弱领域拓展、开掘。
三、影响选题取向诸因素分析
首先，论文选题反映了宋史研究热点和重点问题的转移。在改革开放头十年（1978—1988年）王安石变法、土地制度、宋江及农民起义、宋与辽夏金蒙古的政治斗争，曾是宋史学界讨论的热点或重点问题。但其后二三年这些讨论已出现转冷的趋势。而近三十年博士论文选题几乎很少涉猎这类问题，这与博士论文开始选题正与转冷趋势在时序上相一致有密切关系。其后，区域经济史、行业部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逐步进入宋史研究领域，因而与此相关的选题便像雨后春笋一样，受到青年博士们的青睐。
其次，论文选题反映了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基本特点。近三十年宋史研究取得成绩显著的领域，笔者以为有两方面比较突出：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有新的开拓；二是对典章制度的梳理。国内宋史研究在1980年以前，落后于其他断代史研究，其主要表现就是不能正确清晰地解释和了解宋代的典章制度，以致受到许多史学前辈的批评和不齿。近三十年这种状况已有了很大改变。论文选题始终关注制度史研究，应当说是宋史研究大背景之使然。
第三，论文选题反映了宋代历史的特征。在中国历史上，宋朝不武常为后世叹惋，但宋朝的经济和文教取得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受到中外史家的较为一致的肯定。近三十年宋代经济史是宋史研究中取得较大成绩的又一领域，不过，宋代经济史在近三十年发生了由政治经济学设定的经济史范畴逐步向带有市场特征，以及西方新经济理论设定的经济史范畴的转型。论文选题取向反映了宋代历史特征和研究方法变化的趋势。
新儒学的发展演变无疑是宋代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文化当中最为闪光的亮点，论文选题在文教方面特别关注新儒学自然与此密不可分，而王安石、朱熹备受选题青睐，也是与他们在北宋和南宋新儒学所居代表性地位分不开。
论文选题避开学界已取得较深入研究的问题，是近三十年选题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对已深入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课题，比如职官制度前有邓广铭的职官考证，后有龚延明、朱瑞熙的扛鼎之作，所以相对来说这方面的选题就比较少，而大多数制度的研究是在经济、财政、文教及其管理等层面；二是用新方法另辟蹊径，与传统的方法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在经济史当中最为明显。
2、指导教师学术专长、兴趣与论文选题的关系
由于学生选择报考时对导师的选择、国家对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的要求、指导教师对论文选题的认可与否等因素，教师学术兴趣和关注点都对论文选题有很大影响。一般地说，指导教师希望学生选择与自己熟悉或较为熟悉的学术领域和课题选作论文的题目。这有利于教学相长和便于指导。
教师学术兴趣对论文选题影响较大的又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指导教师本身已建构了一定的学术体系，或者说具有学派性质，如漆侠、李埏先生在经济史研究上自成一家，因而他们分别在河北大学、云南大学建立起以宋代经济史研究为特色的研究机构和群体，两位先生在培养博士生时，都很注意引导选作经济史方面的论题。另一种情况是指导教师有意开拓某一方面的研究领域，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学科方向，如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近年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提倡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她指导的学生论文选题多与此相关。
3、海外史学研究取向对论文选题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证性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西方历史学的研究取向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地的宋史研究。虽然国内宋史研究者并没有自觉和刻意追随西方历史学研究取向的转移，但是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悄然兴起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研究，日益受到中青年学者的关注而成为典章制度史之外的又一研究热点或增长点，而且问题研究微观细化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域外新的学术视角渐次被引入国内，诸如环境史、区域史等。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提高，以及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观察社会问题的角度也日益繁复开阔。与之相应，研究倾向更趋多样化，士人阶层、家族宗法、性别观念、民间信仰、社会生活、基层社会、地域文化、宋学诸学派等课题，纷纷进入论文选题者的视野。而旅游经济、国家安全问题、信息渠道、惩治腐败等，都是新形势下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被引入历史的考察。
20世纪初以来的学科划分是从西方传入的治学方法。这里所讲宋史专业之外的诸学科论文选题，系诸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对宋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亦即历史学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哲学、思想、文学、教育、宗教和在政治学中的宋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宋代经济、军事史中的宋代军事、法学中的宋代法制等。目前笔者所见宋史专业之外诸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有关宋代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主要是近十年的数据。
统计表明，从1999年至2007年，总计约73篇。其中宋代文学篇数最多，其次是哲学、经学、文化、艺术、宗教、法律，其他是包括一些单篇组成的论文。若再细分则更能看出非宋史专业论文选题的取向：哲学、经学（包括春秋学、诗经学、中庸、理学等）12篇；诗人及流派11篇；文化与文学的关系7篇；宗教（包括民间信仰）6篇；音乐5篇；宋诗分类3篇；馆阁与文学两篇；法律（女性、涉外）两篇；其他还有女性文学、民间巫术、关羽崇拜、笔记、画院、中医、营造技术、文献整理、墓葬服饰、士风与文学、文言小说、女真语、傀儡戏、杂史、法帖等17篇；此外涉及宋代制度等方面（制置使、土地制度、田税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文化地理、辽夏关系）8篇。
从以上的统计与宋史专业论文选题比较，可以看出有三点不同。一、宋史专业论文限于现代学科的分类，基本不涉及宋代文学的选题，尤其是文学审美和批评的选题。对美术、音乐学科的选题也是如此。因而非宋史专业的论文在这些方面对宋史专业有很大的补充。
二、非宋史专业论文虽较关注宋代文化的发展，但大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文学生长的背景和环境，或是为宋代文学在宋代文化发展中定位。非宋史专业选取有关理学方面的论题比宋史专业的论文选题范围广，宋史专业论文选题侧重理学学派发展过程，和理学人物所起的作用，而非宋史专业则对儒家经典在宋代的发展给以较多的关注，特别是儒家经典对宋代文学思想、文学审美价值形成的影响。注重从思想到思想的内在理路。
三、非宋史专业的部分论文选题与宋史专业相仿，如涉及宋代的制度等，但这些论题大致是由从事唐史、元史、历史地理、民族史专业的教师指导，因而选题不出史学的范围，但亦有较细微的差别，即非宋史专业的论文是以唐代历史、历史地理、民族史等专业为立脚点，来观察、研讨宋代历史问题。
五、论文选题相关的几点思考
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宋史方向博士学位的培养工作也已从无到有渐趋形成规模。从论文选题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宋史研究取得可喜的进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问题讨论日趋细致深化，而非宋史专业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对宋代文化、思想、艺术、哲学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宋史专业研究之不足，使得宋代历史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后继有人的大好局面。
当然这只是从论文选题表现出来的一种繁荣景象，但如果把论文选题与论文写作联系起来考察，实际上还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隐患和不足。其中有四点尤应引起重视。
第一，理论的缺失。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解。20世纪后二十年，宋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这既与现存的宋代资料得到充分利用和挖掘分不开，同时也与唯物史观的推动密不可分。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一种片面的把阶级斗争学说等同于唯物史观的倾向。这种倾向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影响甚大，论文的撰著者在回避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不仅选题极少涉猎过去运用唯物史观带动起来的诸多历史问题的讨论，而且普遍弱化理论的学习。而且由于理论的缺失，其史学的批判精神较前辈学者有明显的退步。具体表现就是，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发展方向相反，历史叙述的主题又由普遍的民众社会重新返回到精英、贵族的历史。
二是缺乏解读资料的新方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就提出有无发现新材料和使用新方法是观察史学进步的重要标示的观点。宋代文献资料较之汉唐有了很大的增加，但20世纪几大新材料的发现：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遗书、黑水城文献、内阁大库书籍档案等，都与宋代关系不大，因而使用新方法对于宋史研究就显得很重要和具有特殊的意义。
20世纪对已存材料解读的“新”方法影响最为卓著的，当属唯物史观和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到20世纪末叶两种新方法均遇到如何再发展的问题，前者如上面提及的，唯物史观被片面地等同于阶级斗争学说而遭遇许多学者的有意回避，唐宋变革论经过国际宋史学界几代人的耕耘，大都有了定论，再发展的空间余地不大。这种大背景也深刻反映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撰写上。
虽然部分青年学子尝试改变这种现状，试图用新方法、新视角来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他们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很感兴趣，并以此作为建构及解释历史发展的因素。如用欧美社会学中的精英理论解释宋代的士人社会，就是一个显例。至于是否适合宋代社会历史的实际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相当多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中，由于理论的缺失，平铺直叙，就事论事的文风很盛行。因而加强理论方法的创新和探索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众所周知，研究历史不仅仅只是记述或叙述历史，而更加重要的是解释历史，我们之所以从20世纪以来，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尚相当有限，主要原因即在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尚不足以让我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因此随着时代、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视野必将会有全新的变化，促使人们考虑新的研究领域，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变化、关注新的思想生成，努力探索引领史学发展或新的解释历史的思想和方法，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第二，现代信息数据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年轻学者，甚至为非历史专业初入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量论文所需资料成为可能，那种以掌握史料多寡作为衡量史家能力高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大致也是现今博士学位论文在短短三年间字数动辄逾数十万言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相当多的青年学生过分依赖数据库，而缺乏对基本史料的阅读理解，缺乏对宋代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论文叙述很难把握问题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联系，丰富的历史内容失去了多彩的颜色，变得单调而孤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颇为严重。
第三，科学规范化应继续努力改进，虽然现今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要求有必要的学术史回顾，可以说绝大多数论文都能巨细无遗的搜罗相关信息，这无疑是进行科学规范训练的一大进步，但是只做到此，那还是不够的，因为科学规范不仅仅是在论文前面开列以往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你的论文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引用了前人的研究，你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是在前人已有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这方面的训练今后也需要加强。
第四，博士生导师的素质堪忧。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宋史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研究者，绝大多数已谢世。现今宋史研究的中坚力量是一批毕业于20世纪80年代初，年龄在40~50多岁之间，他们大都是从“文革”动乱后积攒十年的人才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有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又逢80年代注重人文学科研究的淳朴环境，因而有志于献身学术研究。这是这一代人的优势，不足处主要是所受教育因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因而知识面较窄。
众所周知，历史学是我国传统的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一门学问，然而由于它的研究难度较大，培养一个合格的研究人才极为不易。就中国古代史而言，要想做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不仅要求具备一般的历史学素养，而且还要求有小学、经学、文学、佛学、音韵学、目录学、版本学等专门知识，显然这一代学者都还不具备这种贯通的学术素养，这实际上就是这一代不如老师辈的主要地方。毋庸讳言，1995年国务院下放博士生导师遴选权以后，博士生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呈下降趋势。
更令人堪忧的是，随着各地高校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日趋行政化、教条化，使得许多导师自身没有较高的论文写作能力和素养，却要指导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因而博士学位论文泥沙俱下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在这种大背景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博士，正在陆续走上博士生导师岗位，成为再下一代宋史方向学人的领路人，这不能不令人对未来的宋史方向乃至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一种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