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将唐朝对东北边疆经略政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贞观十七年之前，该时期的政策主要为加强与东北各民族的联系限制高句丽的发展。第二时期为贞观十七年至唐罗战争结束，这一时期的政策为联合东北各民族征服高句丽，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第三时期为唐罗战争结束至安史之乱，这一时期唐朝的东北边疆经略政策逐渐转向消极，主要表现为息事宁人、维护边疆安定。
〔关键词〕唐朝 东北边疆 经略政策
〔作者简介〕刘炬，男，1962年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研究员，邮编130033。
唐朝对东北边疆的经略在中国东北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随着内外形势和经略对象的变化，唐经略政策也逐渐发生变化。本文将唐朝对东北经略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各时期经略政策的目标、特点及影响略作分析。
一、唐朝经略东北边疆的第一期
贞观之初至贞观十七年(643年)。唐朝建国之初，忙于统一中原和医治战争创伤，因而一时还谈不上经略边疆，其与东北各民族之间保持朝贡册封等形式上的联系。贞观初天下大定，唐朝终于迈开了其经略东北边疆的步伐。
当时东北地区的基本形势是，各民族势力弱小且落后，而高句丽则一家独大，称雄东北。尤其是经历了隋丽战争，唐朝认识到高句丽的实力与其对中原的潜在威胁，因而，该时期唐朝经略东北的主要对象自然是高句丽。但另一方面，唐朝建国不久，唐太宗的基本国策是与民休息，故唐朝也不会无端发动战争，以武力经略东北。故此时唐朝对东北边疆的基本政策是：不断加强与各民族的联系，积极参与当地事务，为未来大规模经略东北边疆作积极准备。
武德九年(626年)，高句丽与百济、新罗之间发生武力冲突，“新罗、百济上书，言(高句丽王)建武闭道，使不得朝，且数侵入”[1]。此事对于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是继续执行唐高祖以来的消极政策，还是积极参与其中，开启唐朝经略东北边疆政策的新篇章?唐太宗还是选择了后者。于是以朱子奢为“员外散骑侍郎充使，喻以释三国之憾”[2]，结果高句丽王建武“奉表谢罪，请与新罗对使会盟”[3]。此事开启了唐朝积极干预东北边疆事务的先河，对唐朝制定之后的东北边疆经略政策的意义，实不容小觑。此后唐朝的东北政策便开始从消极转为积极。
贞观二年(628年)，契丹君长“摩会率其部落来降”[4]。契丹自有唐以来，便依附于突厥，对唐朝则时朝时叛。此次摩会举部来降，对突厥震动极大。因此，突厥颉利可汗很快便遣使至唐请求以当时尚依附于突厥的中原割据势力“梁师都易契丹”。但却遭到了唐太宗的严辞回绝：“契丹、突厥本不同类，今已降我，尚可索邪?师都，唐编户，盗我州部，突厥輒为助，吾将禽之，谊不可易降者”[5]。摩会深受鼓舞，“明年，摩会复来朝，赐鼓纛，由是有常贡”[6]。自此，唐朝在东北民族地区找到了一个相对可靠的立足点。但需指出，唐太宗对于契丹的支持，其意并不在经略东北。唐初之东亚地区的基本形势，是唐朝与突厥两强并存，且在不久之前，突厥处于强势地位，自贞观以来，双方力量已发生逆转，故唐太宗其时已有气吞突厥之志。而作为东北西部地区较有影响的契丹的来降，无疑会使唐突双方力量对比的天平更加向天朝倾斜。贞观三年(629年)末，唐突之战爆发，双方刚一接触，突厥即土崩瓦解，至翌年三月，唐朝便以生擒颉利可汗、灭亡突厥汗国的战绩取得了这场两强对决的完胜，整个战争仅用了四个多月。此战震撼了整个东方世界，几乎是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唐朝周边的各民族“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7]，东北各族亦不例外，营州都督薛万淑乘灭突厥之威“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8]。
形势的发展使高句丽于贞观五年(631年)“遣使者贺，并上封域图”[9]。建武此举表面上是在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但实际上却是绵里藏针。因为此次高句丽史带着无限的“诚意”前来朝贺，如果唐朝再提出什么异议，就难免显得太过无礼；而一旦唐朝无所表示，就等于唐朝认可了高句丽对于辽东等原属中原地区的占领。但出乎高句丽意料的是，时过不久，唐太宗却“诏司马长孙师临瘗隋士战胔，毁高丽所立京观”[10]。原来唐朝早在贞观四年九月就曾“令收瘗长城之南骸骨，仍令致祭”[11]，而此时到高句丽收瘗骸骨，等于是对高句丽献“封域图”之举作出回答：唐朝可以认可高句丽对其辖区的管理权，但高句丽本身亦在大唐的封疆之内。至于高句丽所立之京观，则是其用隋朝东征将士骸骨筑成的，唐朝在收瘗骸骨时，将其毁掉，乃是顺理成章之事。但京观本身犹如西方的凯旋门一类的建筑物，它实际上具有炫耀武功，象征民族辉煌与自豪感的重大意义。所以，毁京观之举打击高句丽民族自豪感，为前朝雪耻。高句丽虽听任了唐朝毁掉京观，但“建武惧，乃筑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12]。这样，在东北地区就形成了各民族纷纷臣服唐朝，只有高句丽与唐朝相对抗的局面。面对高句丽的对抗之举，唐朝并未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故双方的矛盾冲突并未很快升级。但这种客观形势却为唐朝的东北经略政策定下了基调，此后，唐朝在东北的基本政策就是加强与高句丽之外的一切民族的联系，孤立高句丽并限制其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一基本政策在后来唐朝处理与东北各民族关系时得到了充分体现。
自贞观五年后，唐朝与高句丽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联系，贞观十五年(641年)高句丽遣王子桓权入唐来朝时，唐太宗则是立即“诏使者陈大德持节答劳，且观衅”[13]。所谓“观衅”，即考察其国情以了解其虚实。陈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14]。回国后撰《奉使高丽记》，“对高句丽军制、山川险要、道理远近、用兵之地极为关心，记述得极为详细、准确”[15]，无疑是一部军事价值极强的著作。当陈大德回国向唐太宗汇报时，唐太宗又讲：“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16]由以上种种，足见当时唐太宗已有灭高丽、复辽东之意，只不过当时唐朝建国不久，“大战之后，疮痍未复”[17]，国家尚需休养生息。
在与高句丽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的同时，唐朝与其他东北民族不断加强联系。自贞观四年灭突厥后，东北各民族纷纷入唐来朝，契丹、奚，自贞观四年以来，朝贡不绝。贞观五年十一月，“奚、契丹俟斤并来朝”，六年六月，“契丹渠帅来朝”，当年闰八月、七年正月，契丹、奚均遣使来朝[18]，可见双方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室韦于贞观五年遣使“贡丰貂，后再入朝”[19]。霫于“贞观三年，其君长遣使贡方物”[20]。乌罗浑亦于“贞观六年，其君长遣使贡貂皮焉”[21]。至于早已与唐朝有着密切关系的靺鞨人，唐朝则与之进一步加强联系。贞观初，其酋长突地稽举部内附，唐太宗“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22]，仍以其地为燕州，自此双方一直保持极为默契的关系。可见当时唐朝与东北诸族联系面之广，往来频率之高，实非他朝可比。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贞观十九年，这些民族竟几乎齐至唐朝，“契丹、奚……靺鞨、霫等遣使来贺，各贡方物”[23]。而这一年正是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年，在此重大时刻，各族纷纷来朝，肯定与太宗亲征有关。《唐太宗亲征高丽诏》中有“契丹蕃长於过折、奚蕃长苏支、燕州刺史李玄正等各率其众，绝其走伏”[24]之句，足见这些酋长参加了唐亲征高句丽之战。另据《克辽东诏》有“北狄西戎之酋，咸为将帅；奚、霫、契丹之旅，皆充甲卒”[25]之语，足见霫族亦参加了亲征之役。唐朝平时若非苦心经营，如何能在关键时刻得到这些部族的全力支持?
此外，唐朝还与高句丽南部的新罗、百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每当新罗受到外部攻击，唐朝都会予以干预，以尽保护之责。对于百济，则更是爱护有加，贞观十一年，百济遣使朝贡，太宗竟一次“赐彩帛三千段并锦袍等”[26]。在调停其与新罗冲突时，太宗也总是尽量做到不偏不倚。甚至在亲征之战后，百济“朝贡遂绝”[27]之际，唐太宗也始终不肯将百济作为打击对象。足见他是将加强与各民族关系，孤立高句丽以限制其发展壮大作为经略东北边疆的基本政策。
二、唐朝经略东北边疆的第二期
贞观十七年(643年)至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唐罗战争结束。基本政策为竭力联络其他民族，灭掉高句丽，统一东北边疆。
贞观十七年，新罗因高句丽、百济的联合打击而入唐求援。唐太宗调停不成，遂断然发动亲征之战。从此，唐朝的东北经略政策开始以灭亡高句丽为核心。
亲征之战期间，唐太宗将联合东北各族共灭高句丽的政策付诸实施。归途中，唐太宗在营州作短暂逗留，“诏本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长首领宴会。父老年七十以上，契丹、奚蕃长以下，各班赐缯锦绫数千万段”[28]。此举显然意在笼络边境百姓及各族人心，以便为下次征丽打好基础。归国后，唐太宗一面为灭亡高句丽加紧备战，一面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各民族的管理和联系，在这些民族所在地区广设羁縻州，将其纳入唐朝版图。如在契丹地置松漠都督府，在奚地置饶乐都督府，并“复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兼统松漠、饶乐地，置东夷校尉”[29]，以统辖之。韩昇先生曾指出：与亲征之战前相比，此后的历次战役中，唐朝建立了前进基地，大大缩短了战线，所以以往“唐军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攻势，到了高宗时代，由于战线缩短，军队能够整年作战，使高句丽不堪重压”[30]。虽然他认为这是亲征之战攻占辽东十城的结果，但笔者认为，唐太宗在东北的民族政策所起的作用恐怕要更大一些。
唐高宗即位后，一度暂停对东北边疆的大规模经略，但对羁縻州地区的管理却未曾放松。显庆间，契丹酋长李窟哥与奚族酋长可度者相继去世，于是二族相与叛唐。高宗闻讯，立即“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并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仍命尚书右丞崔余庆充使总护三军。奚寻遣使降。更以枢宾等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以讨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东都”[31]。此战奚族虽主动请降，但唐朝仍“斩其王匹帝”[32]以示惩戒。永徽六年后，唐高宗执行太宗时期讨伐高句丽的政策，以这一年的贵端水之战为标志，唐丽战争经过十几年，唐朝终于灭了高句丽。但需要指出的是，高宗时期的东北经略政策其表面虽与贞观时期相近，但本质上却大相径庭。由于高宗君臣没有真正意识到直辖东北的重大意义，因而，其灭亡高句丽的意志不坚，一旦形势恶化，就会产生放弃征丽计划的想法。后来只是由于高句丽发生了内讧，唐朝才得以侥幸灭亡高句丽。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高句丽贵族大兄剑牟岑举兵叛唐，率人逃往新罗。新罗很快便接受了剑牟岑，出兵侵入时为唐朝统辖的百济故地熊津都督府，同时支持剑牟岑杀回安东以为佐助。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并未立即改变自己对东北的经略政策，而是派出军队应对危机，这场战乱“凡四年乃平”，且“平壤痍残不能军”[33]。而与之同时进行的唐罗之战更是久拖不决，直至公元676年才以唐朝放弃熊津都督府而告结束。至此，唐朝不得不对自己的东北经略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三、唐朝经略东北边疆的第三期
676年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自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无宁日，经略边疆则无从谈起。连续20几年的战争也使得唐朝国力极大消耗，
随着国内外形式的日趋恶化，唐朝的东北经略政策开始消极，本时期经略政策基本可以概括为“维持现状，不求进取”。
《新唐书•地理志三》：“安东，上都护府。上元三年(676年)徙辽东郡故城，仪凤二年(677年)又徙新城。圣历元年(698年)更名安东都督府，神龙元年(705年)复故名。开元二年(714年)徙于平州，天宝二年徙于辽西故郡城。”即自唐丽战争结束之际，安东治所便不断内迁，至武则天时代甚至降级为都督府而形同罢废，开元之后虽有所好转，但仍未重返辽东。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都护府内迁的同时，唐朝总会有更消极的政策与之配套。仪凤元年迁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时，便下令“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34]。翌年迁往新城之际，又“授(前高句丽王)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35]。至此，其放弃直辖安东之心已是显而易见了。唐高宗曾欲再次“发兵讨除”新罗[36]，但当时唐朝国力渐衰，已是有心无力了。
武则天执政后，边疆形势愈亦恶化，至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翽”[37]。武则天倾尽国力剿讨契丹，这场战争直至久视元年(700年)才彻底结束。“营州之乱”极大地动摇了武则天的统治地位，战后突厥再度崛起成为唐朝劲敌，而营州一带的契丹、奚族则脱离了唐朝，依附于突厥。唐朝因而也就失去了经略东北边疆的能力。公元698年，靺鞨人在其首领大祚荣的率领下建立震国，亦即后来的“海东盛国”——渤海国。从此，这片黑土地又有了新的主人。
中宗、睿宗时期，无力顾及边疆事务。开元以后，唐朝国势复兴，又开始重新着手经略边疆，但其“关中本位制”的基本国策决定了其必然将重点放在西境，在东北边疆则仍维持现状。这在唐朝与渤海的关系和唐朝与契丹、奚族的关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武王大武艺在位时，因黑水靺鞨与唐朝关系密切而心怀疑忌，发兵攻打之。拥护唐朝的大门艺因反对这一做法而被迫逃亡唐朝。当时大武艺竟因而遣使入唐“请杀之”，唐朝“密遣门艺往安西，仍报武艺云：‘门艺远来归投，义不可杀。今流向岭南，已遣去讫。’”不料此事又为大武艺知晓，于是又来指责唐朝。唐朝便为此贬斥相关官员，“遣门艺暂向岭南以报之”[38]。但事与愿违，大武艺并未因玄宗的怀柔政策而善罢甘休，而是很快便发兵侵扰唐境。
随后，又派人到东都洛阳刺杀大门艺，唐玄宗对此一严重事件，竟然只是令“河南捕刺客，尽杀之”[39]。总之，从整个过程来看，唐朝只求息事宁人，维持边疆现状而已。
至于契丹和奚族，唐朝虽曾屡屡用兵，不过是以攻为守，而绝非积极进取。这一点在唐朝与可突于的关系上尤显突出。可突于，契丹军事首领，史称其“骁勇，颇得众心”[40]。自开元八年(720年)废其王娑固而专擅权柄十余年，于唐朝则时叛时服。唐朝却封亲族之女“为燕郡公主而妻之”[41]。直至可突于胁迫奚族共同叛唐而投突厥，玄宗才不得不决定兴兵讨伐。开元二十年，唐派信安王祎率军讨契丹，“击破之，俘获甚众”[42]。但翌年，可突于大败唐军。最后，唐朝挑起其内讧，使契丹将李过折“斩可突于及其支党数十人”，“传首东都”[43]。但时过不久，李过折又被可突于余党涅礼所杀。而唐朝竟不能为李过折做主，反而赦免涅其罪，“因以涅礼为松漠东都”[44]。对于奚族亦复如此，其首领延宠本得唐朝信任，却“与契丹又叛，为幽州张守珪所困。延宠降，复拜饶乐都督、怀信王”[45]。
纵观唐玄宗朝在东北边疆之所为，正所谓“叛则讨之”而夷未必惧；“降则抚之”而夷不怀恩。赏罚不明而威信不立，此等经略政策无非“维持现状，不求进取”。至于其后安禄山对契丹、奚之屡屡讨伐，则不过是为邀取边功而妄动干戈而已，此决不能称之为积极进取。
注释：
[1][3][10][12][13][33][35]《新唐书》卷220《东夷•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下同。
[2]《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上•朱子奢传》，中华书局1975年，下同。
[4][6][40][41][42][43]《旧唐书》卷199下《北狄•契丹传》。
[5]《新唐书》卷220《北狄•契丹传》。
[7][11]《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
[8]《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八月，中华书局1956
年，下同。
[9]《旧唐书》卷199上《东夷•高丽传》。
[14][16]《资治通鉴》卷196，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八月。
[15]高福顺、姜维公、戚畅:《〈高丽记〉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17][19][20][21][22][38]《旧唐书》卷199下《北狄•薛延陀传》。
[18][23]《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中华书局1960年，下同。
[24]《全唐文》卷7拟名《命将征高丽诏》，中华书局1983年。
[25]《册府元龟》卷117《帝王部•亲征》。
[26][27]《旧唐书》卷199上《东夷•百济传》。
[28]《册府元龟》卷109《帝王部•宴享》。
[29][32][45]《新唐书》卷219《北狄•奚传》。
[30]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来源：《北方文物》2014年 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