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两朝都曾推行海禁政策，只保留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中外关系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建立了完备的朝贡体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由此得以空前加强。国内外学界十分重视对古代中国朝贡体系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更是用力颇深，成果丰硕。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对于推动其更好地研究将大有裨益。
古代中国基于地缘关系和传统思想中“天下观”的理念，而逐步形成了一套对外关系的体系———朝贡体系。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称为“朝贡贸易体系”,也有的学者称为“华夷秩序”“天朝礼制体系”“册封体制”等。①朝贡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的五服制，到了汉代，中国开始与海外国家或地区交流不断，中外之间的朝贡关系开始确立。
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只保留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朝贡贸易发展到顶峰，中外关系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完备的朝贡体系，
与之配套的各项朝贡制度也达到了缜密的地步。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地不断入侵，东亚地区传统的国际秩序被打破，朝贡体系逐渐被西方的“条约体系”所取代，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明清朝贡体系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一种国际秩序，
对于中国及其周边相关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欧美学者更是具有开创之功，
日韩学者也成就突出，而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愈加深入，对明清朝贡体系进行了整体性和专题性的深入研究，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
以下主要就国内外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做一系统的梳理总结。
一、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
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关于明清时期朝贡体系的内涵、构成研究，如朝贡的一般程序、管理机构、朝贡礼仪等；一是在朝贡体系之下中国与朝贡国之间朝贡关系的研究，
涉及朝贡贸易、 中外关系等具体内容，尤其是对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的朝贡关系著述颇多。
（一）大陆学者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研究的相关著作
1.对于明清朝贡体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李云泉的《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1],此书是在其博士论文
《明清朝贡制度研究》（暨南大学，2003 年）和专著《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 年）的基础之上重新修订而成。
对于古代东亚地区中国主导下的朝贡体系作了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尤详于明清时期，主要是关于朝贡制度的内涵、构成的研究。
重点论述了明清时期朝贡体系的朝贡国、贡道、贡期、朝贡规模、回赐、册封和朝贡的管理机构、
理论基础等内容。
陈尚胜的《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2]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两朝的对外政策的演变、涉外体制、中外贸易以及期间影响中外关系发展的几宗大事作了详细的论述，
陈尚胜在新著《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3]一书中主要集结了其已发表的关于鸦片战争前的中外关系的相关论文，
如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
论清代前期朝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明清海外贸易政策比较论等。
何新华的《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对清朝朝贡制度的各个方面做了分门别类的研究，涉及清朝朝贡制度的思想源头、管理机构、朝贡册封礼仪、朝贡的文书、馆舍、王印、匾额、乐舞制度以及朝贡规则管制下的边境口岸通商体制等诸项内容。
何新华认为“清代的朝贡管理机构由礼部和理藩院两个系统所属的相关机构组成，具有二元外交的特征，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僵硬的、
一元化的传统朝贡管理机制，
容纳了中亚、俄罗斯等异质国家，舒缓了 16 世纪以来世界大变局对中国的冲击，
也为近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积累了经验。
”[4]此外，何新华还著有《清代贡物制度研究》[5]对清代贡物制度体系，包括中国各地、
各级、 海外各朝贡国等的进贡方式、定例、种类、名目、数额、征收办法、用途及处理流程等进行了详细梳理论述，
是关于清朝的进贡物品与贡物制度的一部大全式著作。
2.关于相关朝贡国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付百臣的《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6]主要论述了隋唐至晚清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从建立到瓦解的一个过程，
其中的明清时期是与李氏朝鲜朝贡关系确立和瓦解时期，
主要涉及到明清两朝与李氏朝鲜朝贡关系中的贸易活动、册封回赐、组织管理机构等内容，作者并对朝鲜与东亚、
以更加突出中朝朝贡关系在中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伟浓的《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7]分上下篇，论及的时间断限是从清朝建立至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上篇主要论述了清朝与周边朝贡国之间的关系，
尤详于东南亚的国家，如越南、缅甸、南掌（老挝）、苏禄等国，而不涉及中外关系史的其他方面；下篇则主要是关于近代以来清朝为维护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所展开的外交交涉。
郝祥满的《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8]将中日关系史放入到以中国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朝贡体系中来考察，
日本从中度过了求封、
受封到拒封，到最后 1895 年甲午战争后打破这种朝贡体系的一个过程，
明清时期也是日本游离于朝贡体系之外到最后完全摆脱该体系的一个重要时期。谢必震的《明清中琉航海贸易研究》[9]论述了明清时期中琉之间航海贸易，
主要涉及中琉朝贡贸易确立的历史背景、发展直至衰亡过程、中琉贸易对中国和琉球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等内容。
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关系(1644~1885)》[10]主要论述了 1644 年至 1885 年之间中越宗藩关系的演变，包括政治、外交上的宗藩往来，又涉及朝贡、民间贸易往来、边界交涉、海难互助、边境事件以及华侨、入华越侨、文化科技交流等诸多方面。
此外，
关于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对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
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稻乡出版社，2004 年）、
晁中辰 《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 年）、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张晓堂《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年）等，虽名为海外贸易，但由于明清两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与海外诸国的民间贸易被禁止，只保留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故这些著作中很大部分是关于明清朝贡贸易的论述。
（二）港、台学者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
朝贡体系作为东亚区域性的国际秩序，中国又处于这一体系的中心位置，香港、台湾学者也十分重视对朝贡体系的研究。
自 1992 年以来，香港学者黄枝连陆续出版了三本关于“天朝礼治体系”的研究性著作，①约140 万字，
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朝贡体系，
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关于古代朝贡体系最有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
黄枝连认为“在十九世纪以前，即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兴起之前，
这里有一个突出的区域秩序，是以中国封建王朝（所谓“天朝”）为中心而以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形式；对中国和它的周边国家（地区）之间、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
起着维系与稳定的作用，故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
”[11]在其上卷中主要论述了
“天朝礼制体系”
下的郑和下西洋、中国与朝鲜、琉球朝贡关系，最后论及日本以倭寇和丰臣秀吉的侵袭方式，
对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制体系”所做的挑战。
中卷和下卷则对朝鲜进行了个案研究，
详细论述了朝鲜与明清两朝朝贡关系的确立和发展过程，
尤其关注朝贡关系建立的文化因素。
黄枝连的上述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其所创立的“天朝礼治体系”
的概念也逐渐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接受和利用。
台湾学者张存武在其所著
《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12]中论述了清朝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朝贡关系确立的过程，并对清军入关前，清太宗两次出兵朝鲜迫使其臣服朝贡做了细致的考证，也对清朝与朝鲜的封贡制度做了分析。
其他论文也涉及中朝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等内容。此外高明士、
张启雄等台湾学者则从东亚文化圈、
(三）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研究的代表性论文
1.关于明清朝贡体系内涵的研究
何平利在《明初朝贡制度析论》中分析了明朝初期统治者建立朝贡体系的原因，“明朝主要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的，
”并认为“朝贡贸易只是为了适应封建政治要求而存在的一种逆经济规律的病态贸易，
它的存在与发展便严重影响了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并对于我国明清以来社会经济落后局面的形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13]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一文中认为清代初期传统意义上的“厚往薄来”不具有实证意义，朝贡体制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关系，而非贸易关系，
清代的朝贡礼仪具有象征性的特点。
并将清代的朝贡关系分为三类：“一是典型的朝贡关系，属于这类朝贡关系的有朝鲜、琉球、安南。二是一般性的朝贡关系，南掌、暹罗、苏禄、缅甸等国属于这类朝贡关系。
三是名义上的朝贡关系，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处于对华贸易的需要，偶有遣使清廷之举。
”[14]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
一文中比较了明清朝贡体制间的异同和论述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不同，
并认为 “明朝是朝贡贸易的极盛时期，清朝则是衰落时期，清代朝贡关系的实质是政治，而非贸易。
”[15]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 16~19 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论述了中国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朝贡关系的发展演变，
并认为中国封建王朝与东亚邻国政治关系的主要模式是
“册封-朝贡关系”,简称为“封贡体系”。
而封贡关系的要义则是“事大”与“字小”原则，即“所谓‘事大’，是对朝贡方（属国）而言，它应该臣服于‘大国’（上国）；所谓‘字小’，是对册封方（上国）而言，他应该爱护‘小国’（朝贡国）”。
同时认为朝贡体系解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由于清朝以及周邻属国自身缺乏实力，
二是由于西方列强合谋对华侵略扩张。
”[16]
付百臣
《略论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将日本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国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进行了比较，认为相同点少，而不同点多，“反映了日本对华朝贡的间断性、
功利性、叛逆性。
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日本是反复无常的朝贡国，也是这一体系的终结者之一。
”[17]陈潮《明清之季中韩宗藩关系探索》
认为朝鲜积极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原因是“固然有慑服于中国强大武力的因素，但主要则是诚服于中国的德化力量。
”儒家的礼治文化是中韩传统宗藩关系的文化基础和动因。同时认为中韩宗藩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
“在关系上最密切、结构上最完备、时间上最长久，一直保持到 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18]刘信君在其所作
《中朝与中琉朝贡制度比较研究》《中朝中越朝贡制度比较研究》《中朝与中国和东南亚藩属国朝贡制度之比较》
的三篇论文中分别就朝鲜与琉球、
借以强调朝鲜是典型的朝贡国，
中朝朝贡关系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朝贡关系更为密切。[19][20][21]修斌《琉球亡国与东亚封贡体制功能的丧失》
一文从朝贡体系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考察了琉球亡国的原因,认为东亚的封贡体制“对内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对外却具有封闭性和唯一性，
其重要的前提是宗主国在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上的绝对强大。 ”[22]当外部力量过分强大时，封贡体制的功能就会减弱，并逐渐丧失。 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论述了中缅之间宗藩关系是在战争与冲突中才得以建立， 最终又在同一敌人英国的殖民运动中瓦解的过程。 并认为封建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能够“以藩屏周”,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的巨大冲击。[23]
二、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明清朝贡体系、
朝贡制度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并且具有开创之功。
欧美、日韩学界当中都出现了颇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和相关著作。
（一）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
美国著名汉学家、
历史学家费正清对于朝贡制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而且影响深远。1941年，
费正清与邓嗣禹合写了
《论清代的朝贡制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1 年第 2 期)。[24]1963 和 1965 年分别在费城和洛杉矶举办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两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费正清又在 1965 年邀请世界各地的相关学者齐聚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一周的讨论。 1968 年哈佛大学将上述研讨会成果结集而成《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出版。
全书收录了各国学者的论文 13篇，
这些论文多角度地考察了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
意在尝试从理念到实践对朝贡制度进行详细地解剖。
费正清认为“东亚社会———中国、朝鲜、越南、
日本及小岛王国琉球———都是由中国古代分衍出来，
并在中国文化区域内发展起来的……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自然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
”[25]并且这种中国的世界秩序又是“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的社会一样，
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
”[26]费正清还认为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可以分为三个大圈
“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
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也属于此圈。
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
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有时甚至进逼长城。
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在贸易时应该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
”[27]此外，
费正清还探讨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产生和发展的源流和中国对外关系的目的和手段。
费正清的研究代表当时欧美学界对中国和朝贡体系研究的最高水准，
影响了整个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但其“西方中心论”的研究理念，则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批判和挑战。
其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 年）、
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中信出版社，2013 年）等著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简单难以超越费正清对中国朝贡体系的深入研究。
美国学者何伟亚在所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28]一书中对于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一事做了详细的论述，
并对费正清所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朝贡体系”进行了再思考。
何伟亚不赞成中国中心主义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样的观念，
尤其考虑到清朝是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而非汉人，其所标榜的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取向，
在中西方学界也引起了相当广泛地关注和争议。
（二）日、韩学者的相关研究
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20 世纪 70 年代，信夫清三郎在其主编的《日本外交史》认为“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把朝鲜、安南等邻国作为藩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国际秩序，即‘华夷秩序’。
”[29]同时认为“这种东亚所特有的国际秩序，其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授与外交文书，承认其地位），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牵制）后者。
这种关系,在渊源上是汉帝国内部皇帝与诸侯的上下关系, 在汉皇帝同夷狄君主之间关系上的投影, 而且来自结合儒教王道思想而设想出来的独特的国际秩序观念。
因此 ,它虽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 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
”[30]书中开篇对中国的朝贡体系与欧洲的国际体系和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作了比较，强调三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还指出清朝是华夷秩序的大发展期，
其中乾隆时期达到顶峰，18 世纪末开始衰落，
到 19 世纪末完全崩溃。
书中所提“华夷秩序”的概念也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20 世纪 90 年代，滨下武志在其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31]一书中运用亚洲经济圈的理论对近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和朝贡贸易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滨下武志认为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并形成了“亚洲经济圈”。
同时也对费正清在“西方中心论”的背景下提出的“冲击-反应说”提出质疑，他认为不仅是欧洲对亚洲的“冲击”,而且欧洲也面对着亚洲的“冲击”,即欧洲必须面对一个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
日本学者川岛真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32]一书中虽然重点论述晚清以来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演化，
但作者也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对于民国外交体制、观念的影响，尤其注重在从传统外交转向近代外交体制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及因应而生的外交体制上的变迁。
另外，对于外交人员的构成、外交机构的兴衰、重大外交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民间力量所起的作用等，均有详尽的分析。
松浦章的《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33]则以明清时代的东亚海域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东亚航海史的角度出发，以中国帆船为媒介对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情况作了考察、论述，涉及中国、日本、朝鲜和琉球等东亚各国。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34]是关于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详细论述了中琉之间朝贡关系的确立和瓦解的过程，尤其详于“琉球处分”之时中日之间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交涉，
也是中琉朝贡关系瓦解的重要时期。
韩国学者全海宗在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著有《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一文。[35]对于朝鲜赴清使团的构成、去向、次数和作用做了详细的论述，
并对中朝朝贡关系作了简要的评价。
三、
结语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明清时期朝贡体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些学者对于明清朝贡体系的内涵、构成、基本理念和特征都有相关性的研究，
这主要是对朝贡体系、朝贡制度本身的研究；其他学者则从明清朝贡体系之下中国与朝贡国之间的朝贡关系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如中国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的朝贡关系。
虽然国内外学界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成果巨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关方面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入研究。
第一，
加强明清朝贡体系内部区域整体性研究。
朝贡体系作为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所建立起的区域性国际秩序，涉及中国、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东亚、东南亚相关国家，加强朝贡体系内部的区域整体性研究对于从宏观上认识明清朝贡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学者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就试图从中国、琉球、日本三方来研究中琉朝贡关系建立到瓦解的过程，而非仅从中琉、日琉两方来考察，是一种从区域整体进行研究的思路，颇具启发意义。
明清时期的中朝朝贡关系的研究也离不开日本。
明朝万历时期，日本两次入侵朝鲜就曾试图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到了1894 年，
日本则借朝鲜爆发农民起义之际
，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最终瓦解了朝贡体系。
因此，中、日、朝也可以放入一个整体来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朝贡关系。
第二，加强对明清朝贡体系中的纵向、横向比较研究。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多限于对朝贡体系的内涵概念、构成、发展历程和特点的研究，很少涉及对明清朝贡体系的纵向、
横向比较研究。 比如可以对明朝和清朝的朝贡体系进行纵向比较分析， 同时也可以对各朝贡国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
第三，
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明清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国际秩序，涉及到中国及其相关的周边国家和地区，
中国学者应该关注这一体系中其他成员的相关研究情况，
也包括欧美学界的研究，
同时加强与欧美、
日韩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唯有如此， 才能更好地揭示明清朝贡体系这一区域性国际秩序的历史真相, 促进这一研究继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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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日）松浦章著，郑洁西等译：《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
[34]（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原文出处：《重庆社会科学
》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