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科举与荫补是辽代汉人入仕的主要途径，科举进身与荫补入仕者，在起家官与官职迁转过程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文武分途特征。有家世背景者，无论科举进身还是荫补得官，在高官阶段的迁转皆遵循由京府州长官、五京计使等升任南面宰执的升迁序列。家世对汉官个人仕途影响明显，这既是受契丹世选制与唐末五代藩镇旧制理念影响的结果，也是契丹统治者倚用汉人世家大族加强汉地统治、支撑皇权的必然产物。契丹皇帝扶植、倚重汉人世家大族，对于契汉联盟的构建、辽政权的长治久安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 ： 汉人 科举 荫补 家世
辽朝任用汉人为官的方式很多，如赏赐、荫补、科举、荐举、入粟补官等，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荫补与科举。关于辽朝选官制度，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①]笔者也曾就辽代荫补制度的类型、范围、功效等做过初步探讨，[②]但有关辽代汉人入仕尚存在较大研究空间，本文拟在分析科举出身与荫补入仕汉官的初授官职、迁转情况的基础上，考察影响汉官仕途升迁的主要因素，探究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敬请史学先达指正。
一
辽代进士及第者的起家官较为繁杂，名目不一，大体可分为幕职官、史官、监馆官三种情况。初授官职为州府幕职官者，如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③]；张俭，“统和中，一举冠进士甲科，一命试顺州从事。”[④]授予史官者，如郑颉，重熙十五年（1046）进士及第后“寻授太子中舍、直史馆”[⑤]，而梁援与其长子庆先的初授官职均为直史馆。[⑥]更为常见的是被授予监馆校书郎、著作佐郎之官，校书郎又有秘书监校书郎[⑦]、太子校书郎、崇文馆校书郎之分。授秘书省校书郎者，如王泽，“开泰七年登进士第，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⑧]梁拣，“登进士第，解褐授秘书省校书郎”[⑨]。太平五年（1025）十一月，辽圣宗曾一次授予进士张昱等14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58人为“崇文馆校书郎”[⑩]。授秘书省著作佐郎者，如史洵直，“清宁八年，登进士第，释褐授著佐”[11]；贾师训，咸雍二年（1066）进士，“登第。授秘省著作佐郎”[12]。据笔者统计，除太平五年授予张昱、韩栾等72人校书郎外，辽代汉族进士有初任官记载者46人，其中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者有22人之多，[13]可证辽朝进士初任官为秘书监官的比例是比较大的。
辽代各署校书郎、著作佐郎之职掌基本承袭唐制。唐代秘书省为“皇室藏书库”，[14]设校书郎“掌雕校典籍”[15]；秘书省下辖著作局，设著作郎与著作佐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16]；另有崇文馆，属太子学馆，设校书“掌校理四库书籍”[17]。可见唐代校书郎、著作佐郎主要负责收藏、校勘图书及撰文修志等文职工作，辽制也大致如此，这一点可通过墓志得以印证。据《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李继成文笔出众，即墓志所称“霞烂锦舒，樆华词藻。京师振誉，朝阙称奇”，故“统和五载，霈渥槐宸，策名芸阁。始十六岁起家，特授将仕郎、守崇文馆校书郎”，“芸阁”指藏书库，李继成既为“崇文馆校书郎”，又在藏书库任职，可见崇文馆即为辽廷藏书库之一。墓志又云：李继成19岁时“守秘书省著作佐郎，职在修文”[18]，明确指出“秘书省著作佐郎”有“修文”之职责。又如《吕□□墓志》记载，吕德懋之子吕□□开泰七年（1018）进士及第后，“释褐，授将仕郎、守秘书著作佐郎。始赴□阶，称于前进□□□芸阁，号于司文郎，有典皆搜遗漏悉补”[19]。司文郎即秘书省著作佐郎，由此墓志可知秘书省也是辽代“芸阁”即藏书库之一，担任著作佐郎者有校雠典籍的职责。虽然《梁颖墓志铭》把秘书省校书郎作为“官”，并与“职”明确分离开来，[20]但不可否认，作为辽代进士起家官的监馆校书郎、著作佐郎等文职，一般负有校理典籍、修文撰志的职责。学界前辈认为辽朝此类官职只是继承了唐代的“职事官名”，实为“文官虚衔”，[21]恐怕不准确。
但辽代各署校书郎、著作佐郎的品级则与唐制有所区别。《张绩墓志铭》载张绩于太平十一年（1031）登第后，“解褐，授将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重熙初，覃加文林郎武骑尉。二年夏，改授涿州军事判官试大理评事”[22]。既是“守”，可证辽代秘书省著作佐郎品级高于将仕郎（从九品下），而低于大理评事（正九品下），当为从九品上。又《董庠妻张氏墓志》有文林郎秘书省校书郎张检，[23]《郑恪墓志》也称郑恪及第后“选授秘书省校书郎。越明年，授松山州军事判官，加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24]，均证明秘书省校书郎品级与文林郎不相上下，应为从九品上。从前文所引李继成的迁转可知，崇文馆校书郎品级也在从九品左右。辽代诸校书郎、著作佐郎的品级均应为从九品，而唐朝秘书省校书郎、崇文馆校书郎品级分别为正九品上、从九品下，[25]著作佐郎品级更是高达从六品上[26]，如此品级显然是辽代进士的起家官所无法企及的。又唐朝进士有“甲第”和“乙第”两等，初授官分别为从九品上、从九品下。[27]辽代进士则有甲第、乙第、丙第三等，其初授官品级也不如唐制等级分明，如统和二十四年（1006）状元杨佶、太平十一年（1031）乙科进士张绩、咸雍二年（1066）丙科进士王师儒的初授官均是从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或著作佐郎。[28]
与科举及第多授予校书郎、著作佐郎等文职不同，辽代恩荫入仕者绝大多数被授予武职，出任文官者比重很小。据笔者统计，目前已知汉人以荫入仕且初授官明确者共32人，仅有张琪与李继成2人分别被授予幽都府文学与崇文馆校书郎之文职，此二人均文采出众。[29]而授予武职的多达31人，其中授三班院职更是高达22人。[30]如刘贡，重熙二十二年（1053）以“阴调入仕”[31]，“籍名於三班院”[32]。刘暐在道宗时以“门阀之故，遂荣其名，□于班籍”[33]。刘暐弟刘慈也“以祖荫调入三班院”，其四子“皆业进士，各以父荫在班”[34]。“籍名”、“班籍”、“在班”均可证三班院是辽代绝大多数荫补入仕者的起家官，有荫补资格者一般须先在三班院登记入册，经受历练，方可迁转于其他官职。
三班院，《辽史•百官志》将之归入“北面御帐官”，其职责为“掌左、右、寄班之事”，设左班都知、右班都知、寄班都知、三班院祗候。[35]又据《辽史•国语解》，三班院祗候：“左、右班并寄班为三班”[36]。但辽代汉人世家子弟荫补入仕的起家官显然并非此北面御帐官。担任北面御帐官三班院之职者，在史籍中仅见1例，即耶律夷腊葛，“应历初，以父任入侍。数岁，始为殿前都点检。时上新即位，疑诸王有异志，引夷腊葛为布衣交，一切机密事必与之谋，迁寄班都知，赐宫户”[37]。“殿前都点检”为重要军职，由“殿前都点检”再迁“寄班都知”，可知寄班都知职高权重，绝非普通汉人子弟入仕的初授官。很可能，辽代北、南面官均有三班院之设，北面三班院的品级明显高于南面三班院。
辽朝南面三班院官职包括东、西头供奉官，左、右承制，左、右殿直，东、西班小底，三班奉职，在班祗候等。如刘宇杰“资父事君”，起家“授东头供奉官”[38]；耿延毅，十七岁时“荫补西头供奉官”[39]；另有左承制梁庆元、右承制赵为干，[40]东班小底刘慈、西班小底高为裘，[41]左班殿直张嗣甫、右班殿直赵为霖，[42]三班奉职张贻构，[43]在班祗候王仲康、内供奉班祗候吴前鉴等，[44]所谓内供奉班祗候应与在班祗候是一回事。担任此类官职者大多属荫补入仕，又以补为东、西头供奉官最为常见。据《邓中举墓志》，邓中举曾“寻命按通中上东三京路供奉官，荫从得实，上嘉之”[45]。邓中举奉命考察三京供奉官的承荫情况是否属实，说明供奉官一职应大部分来自荫补。
宋代也有三班院之设，其职官设置与辽制基本相同，官品分别为从八品（东、西头供奉官）、正九品（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从九品（三班奉职、三班借职）。[46]辽代南面三班院职官品阶应与宋三班院相似，估计为从八品（东、西头供奉官）、正九品（左、右承制，左、右殿直），从九品（东、西班小底，三班奉职，在班祗候）。
南面三班院官职应属实职。内供奉班祗候刘湘“名列内臣。优进出入于金门，密近侍从于玉琏”[47]。西头供奉官王说“克勤扈跸，竭节从銮”[48]。右承制赵为干“祗列殿庭，恭承制命。常亲凤扆，最近龙颜。”[49]均说明三班院之职，在班祗候、右承制、东西头供奉官等，都是扈从契丹皇帝捺钵的低级内廷服务官员。前文所引刘慈“以祖荫调入三班院”后，“屡经监督，不杂脂膏”[50]，可证三班院官员因服务于契丹皇帝，日常接触的物质诱惑还是比较大的。有学者认为，辽代三班院官应是“与宋朝相类的低等武官铨选机构”[51]，恐怕不妥。
综上可见，辽代汉官科举进身与以荫入仕者，在起家官方面已显露出文武分途的特色，科举及第者多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等文职，而荫补入仕者多授三班院武职，但二者品级相差不大，多在九品左右。
二
辽代科举出身的汉官，在起家九品官之上的迁转一般是外任诸州幕职官，又以军事判官为多，再进一步或入为南枢密院令史或继续外任县署地方长官。如王泽，开泰七年（1018）中进士第，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次除营州军事判官”，即“宣充枢密院令史。太平五年，迁吏房令史，权主事。进士隶院职，自父之始也”[52]。可见在开泰七年（1018）之后、太平五年（1025）之前，辽代进士开始进入南枢密院各房任职。再如梁颖，进士及第授秘书省著作佐郎，历蓟州军事判官后转为枢密院书令史、令史。[53]由州幕职官转为县署地方长官者，如贾师训，中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调恩州军事判官，后“授奉玄县令”[54]。又如孟初，及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历涿州军事判官、永州观察判官后，大安六年（1090）“知劝农县事”[55]。
汉人进士在级别较低的职能部门历练后，其迁转一般仍可分为两个途径：一是外任中层地方官，即五京副留守、节度副使等。如吕士安，进士及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此后相继任地方佐贰，历临海军节度副使、析津府少尹、知严州军州事、西京副留守等。[56]邓中举，及第后历枢密院厅房主书、吏房承旨后，授中京少尹，迁至燕京留守中门使、燕京副留守；[57]另一类是任中央各职能部门属官，其中尤以南枢密院各房主事、承旨最为普遍，如杜悆，进士及第后历檀州军事判官、枢密院令史，迁枢密院厅房主事、枢密副都承旨、都承旨等。[58]时立爱，中第后历秘书省校书郎、泰州军事判官、文德县令等职后，擢为枢密院吏房主事，迁吏房承旨、枢密副承旨、都承旨。[59]进士汉官任职于大理寺、翰林院的也较为常见，如杨佶，及第后历校书郎、大理正、大理少卿等职，累迁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60]王师儒，进士登科后历秘书省校书郎、枢密院令史、知制诰等职，授翰林侍读学士、翰林学士。[61]耶律俨，登第后历著作佐郎、大理正、大理少卿、大理卿，迁为提点大理寺。[62]
升迁至副留守、节度副使、枢密都承旨、翰林学士、提点大理寺等职的汉人进士，已进入辽代中层官员的行列，有家世背景者才能继续升迁入高官行列，一般担任京府州长官、五京计使等职，官运亨通者能升至南面宰执。
杜悆，其父公谔为翰林学士，其叔祖杜防为圣宗、兴宗时名相，杜悆自保静军节度使、户部使、彰武军节度使迁为枢密院副使，进身宰执。
[63]马人望，出自“燕四大族”之一医巫闾马氏，进士及第后，自保静军节度使、中京度支使升任参知政事，位至宰执，最终进至南面最高官南院枢密使。[64]辽代进士出身汉官最终官职明确者计59人，升至宰执者28人，[65]可见汉人进士最终升任宰执的比例较高。但其中多有家世背景，如刘六符，出自“燕四大族”之一的昌平刘氏；[66]窦景庸，父窦振为中书令；[67]李俨，父李仲禧为南院枢密使，[68]等等。
辽代以荫入仕汉官，一般自三班院武职升任内廷诸司使、阁职，及地方监当官。任诸司使者，如王说，自西头供奉官迁洛莞使、军器库使、翰林茶酒使、□□□坟都部署。[69]再如韩资道，自阁门祗候，迁礼宾副使、供军副使、六宅副使。[70]上述诸使属为契丹皇帝服务的内廷职官。在阁职迁转者，如王瓒，自西头供奉官转通事舍人。[71]又如燕王刘仁恭曾孙刘宇杰，起家授东头供奉官，迁供奉官副都知、都知。[72]此类阁职也属陪扈銮舆的内廷官。与三班院职官一样，上述诸司使、阁职也为实授。如曾任洛莞使的王说“掌御莞之宸游”，出任供军副使的韩资道“督工役，造戎器”[73]。正如《张思忠墓志》所言，张思忠荫补入仕“始授东西头供奉官，权合门通事舍人。后任职诸司，力著勤劬”[74]，说明承荫入仕所任诸司使是实职。
除上述诸司使、阁职外，又有外任各类州县监当官者，且以监商麴盐税者最为常见。如丁文逳，“年始十五，由荫补内供奉班祗侯”，尔后退居乡里，四十余岁复出仕，“为景州龙池冶监……所收倍于常绩”，复“更征商榷酒等务，烦剧皆办，所莅称最”[75]。刘贡，曾“临显川之鹾务”，但治绩平平。[76]张岐“承门荫”而从“阁门”，“初任新城监税”，次任武清监麴、良乡监麴，“迨任安次、檀、顺，类皆若是。以至岁课倍常，所增浩瀚”[77]。可见丁文逳、刘贡、张岐所任均为州县监当官，负责盐酒等专卖，为国家提供商税。
荫补入仕者在诸司使、监当官等职历练后，一般迁为军职或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州级地方官，任军职者更是非重臣鼎族不授。如耿延毅，家世显赫，出三代将门，自西头供奉官历西南面招安使，“除控鹤都指挥使。进位左领军卫大将军。”[78]赵为干乃卢龙赵氏赵思温的曾孙，所谓“重寄公侯之子，兴王将相之孙”，曾任“燕京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又“改授西南面安抚副使。地连边徼，俗在抚绥。”[79]而担任以军职为主的地方官者也较为普遍，如燕王刘仁恭五世孙刘日泳，历任使持节遂州诸军事、遂州刺史，使持节宿州诸军事、宿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等。[80]王裕，乃“两朝贵宠”王郁之孙，以“勋阀之嗣”承荫得官，由西头供奉官历卢龙军节度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顺州刺史、使持节顺州诸军事等职。[81]
有家世背景的承荫汉官，进一步迁转情况与进士类似，即首先出任京府州地方长官、五京计使等职，仕途显达者能升入宰执行列。王说，祖王绍为宣徽使、特进，父崇□为儒、寰两州刺史，由西头供奉官历经数职迁转为奉先军节度使，又历积庆宫汉儿渤海都部署、宁江军节度使等职，最终官至户部使，在职病逝，年57岁。[82]耿延毅，祖耿崇美官至武定军节度使、父耿绍纪为昭义军节度使，[83]母乃韩匡嗣季女，耿延毅历归化州节度使、武平军节度使等多任节度使之后，转为户部使，在职病逝，年52岁。[84]
由京府州长官、五京计使等职累迁至宰执的汉人子弟尤以出自“燕四大族”的居多。“燕四大族”第一代以下人员，多为荫补入仕。[85]安次韩氏家族子孙累至宰执者众，如韩绍雍官至枢密使兼中书令，韩资让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中书相。[86]再如昌平刘氏，自刘怦“六世仕辽，相继为宰相”[87]。
辽代科举出身与荫补得官的汉人，在官职迁转中仍表现出明显的文、武分途特征，尽管二者入仕途径不同，但有家世背景者在高官层次的迁转则“殊途同归”，即基本遵循由京府州长官、五京计使等职向南面宰执进身的序列。
辽代汉人无论承荫得官还是科举入仕，仕途通达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家世影响。科举入仕者，官至辽廷宰执、迁转迅速者，多有家世背景。如统和十四年（996）进士张俭，至开泰四年（1015）已迁至南面最高官枢密使，之所以入仕不足20年便官至极品，重要原因在于其外祖父刘敏为宰执、[88]刘敏岳父为北平王赵德钧。[89]又如咸雍二年（1066）进士贾师训，大安二年（1086）授枢密副使，登第仅20年便升为宰执，主要原因在于其高祖、曾祖都曾任节度使。[90]而无家世背景可仰赖的进士，仕途淹滞者众。如史洵直，其曾、祖、父均“肥遁不仕”，本人自进士授官，历一十八任，至中层官员左谏议大夫致仕，卒年83岁。[91]张懿，其曾祖不仕，其祖父张利涉“进士登第”，“未历职”而亡，其父亲未提及，应未出仕，张懿卒年71岁，最终官仅为七品“尚书职方郎中”[92]。
辽代以荫入仕者，如卢龙赵氏家族“七世并袭辽世爵”，“官三事使相、宣徽、节度、团练、观察、刺史，下逮州县职余二百人。”[93]安次韩氏，其家族子孙赖荫入仕者众，累代多任高官要职，除去早夭等特殊情况，基本都能仕至三品以上，累至宰执者也为数众多，所谓“轩裳照世，钟鼎传家，景系殊勋，载于史素”[94]。家世普通者即使以荫入仕，仍会久滞于低层小官，如刘文用一生均为吏员，后赐爵“崇禄寺丞”，其子刘贡“阴调入仕”[95]籍名於三班院，“五十季扬历遣十有一处，爵至左承制”。刘贡为官50余年，历官11任，最终不过是九品三班院小官，《墓志》虽感叹“有志行而无时命”[96]，实际是朝中无人，故难脱滞于小官的命运。
综上可见，辽代汉官仕宦重家世，出自世家者仕途亨通，不仅迁转迅速，且升至高官、入主宰执者众，无世家背景支撑者则多淹于常调，从官数十年最终也不过跻身中层而已。
三
汉人世家大族是辽代除契丹皇族、后族外的第三大势力集团，汉官子弟仕宦迁转之所以重家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受契丹世选制政治理念之影响。辽朝以世选制确保契丹皇室、外戚两大贵族集团的优越地位，[97]而辽政权要想长治久安，还必须觅取辽境内另一重要社会势力——燕地汉人世家大族的合作与支持。契丹统治者既受传统世选制政治理念之影响，准许北南府宰相、部族节度使等若干官职由已获得世选特权的“世选之家”子孙相继担任，为笼络汉人世家大族，也授予其子弟与世选类似的世官特权，以确保汉人世家大族仕宦的持续性和普遍性。汉人世家所享政治优遇主要通过荫补制度得到体现，虽然世选和荫补都重家世，但契丹贵族子弟世选入官还有“材能”[98]之限制，汉人世家子弟仅凭其“高贵血统”便能荫补入仕，并仗恃父祖的权势仕宦畅通。
其二，受唐末五代藩镇势力控制地方之旧制影响。自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割据一方，“诸镇世袭，不输朝廷贡赋，不受朝廷征发”[99]。燕四大族便是在此种背景下兴起的河北地区新势力，如韩延徽父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100]；昌平刘氏从刘怦起就是唐朝的藩镇世家，自怦有幽州“传姓授节数世”[101]；卢龙赵氏赵思温原为燕王刘仁恭偏将，后被周德威所擒，“授平州刺史，兼平、营、蓟三州都指挥使”[102]。在契丹建国之前，四大族在燕蓟地区已有相当势力，契丹统治者只有仰赖他们，才能成功贯彻对当地的统治。
基于对唐五代藩镇控制地方之传统的认可，辽代前期，契丹统治者多授予汉人节度使职，并允许他们因袭“父死子立”[103]、自辟幕职[104]等旧制，这些原本就具有一定势力的汉人基本都能发展成为世家大族。如卢龙赵氏从第一代赵思温至第四代赵为航，代代都有任保静军节度使者，第二代的赵延诲，还曾任保静军马步军都指挥使。[105]又如京兆王氏王郁乃唐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之孽子，王郁投辽后曾任崇义军节度使、龙化州节度使，[106]王郁子王鹗，仕至龙化州节度使，乃子袭父职；王鹗子王裕，官崇义军节度使，乃孙袭祖职，且王裕三子均在此州当值，王琢为崇义军衙内都将，王珏为崇义军山河指挥使，王玉为崇义军节院使，可谓“箕裘袭庆，钟鼎联华”[107]。又如郭承勋乃唐汾阳王郭子仪之后，其家族数代“皆节镇北方”，承勋于唐末入辽，“子孙继为天德军节度使，至昌金降为副使”，直至辽末，郭企忠仍“袭父官”[108]。
这些汉人节度使世任州府长官的同时，还广泛辟召其子弟为幕职，正与唐末五代藩镇“父子相袭，亲党胶固”[109]相似，这种具有强烈凝固性和血缘性的世袭体制，给予汉人世家子弟仕宦上的莫大利便。在辽朝后半期，契丹朝廷逐渐将藩镇的人事权收回中央，[110]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扶植汉人世家大族的政策。
其三，契丹统治者倚用汉人世家大族加强汉地统治的需要。契丹统治者要成功治理汉地，就必须得到汉人世家大族的认同与支持。大同元年（947），辽太宗灭晋却未能成功治晋，其总结的“三失”，其中之一即“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111]。正是由于对后晋汉人节度使的不信任，太宗将他们集中扣留，代之以契丹亲信“分据要地”[112]，结果导致中原局势失控。由此，契丹统治者意识到，用契丹原有的统治模式控制汉地行不通，必须改变统治理念，“以汉制待汉人”[113]，即充分信任汉人世家大族，倚用他们来统治汉地，否则，“虽得之亦将失之”[114]。
辽代汉人世家大族子弟基本靠荫补入仕，据现有史料，燕四大族子弟进士出身者屈指可数，如玉田韩氏仅有韩企先为辽末进士，[115]进士最多的昌平刘氏也不过6位，[116]安次韩氏、卢龙赵氏更无一人进士，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汉人世家子弟凭借荫补而世代享有官籍，这是契丹统治者扶植汉人世家大族的集中体现。这些世家子孙虽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但其仕进前途则主要取决于所在家族的势力。
其四，契丹统治者倚靠汉官世家支撑皇权的需要。有辽一代，契丹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烈，[117]契丹皇帝需要借助汉人世家以制衡契丹贵族。应历十九年（969）发生的辽穆宗被弑事件，[118]是萧思温和耶律贤等精心安排的夺权活动，[119]高勋、韩匡嗣也参与其中，因为有“定策功”被景宗大力擢升，高勋“进王秦”，[120]韩匡嗣“官阶勋爵，并为一品”[121]。而在乾亨四年（982）“景宗疾亟”、承天后“母寡子弱，族属雄强”的危急时刻，韩德让力控全局，“立梁王隆绪为皇帝”，史谓圣宗“登大宝，皆隆运力也”[122]。道宗执政之初，后族萧孝友与皇族耶律重元等联合叛乱，在这次平叛中，姚景行与杨绩等奋勇“勤王”，受到道宗嘉奖。[123]
可见在辽代，汉人是支撑契丹皇权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由辽朝的政治特点所决定的。由于世选制的推行，契丹王族与后族累世身居要职，其权势主要由血缘和家世继承而来，不仅对皇权的依附性较弱，反而对皇权构成一定威胁。而汉人作为被统治民族，所能凭依的只有契丹皇帝所赐予的官位和权力，他们之所以能发展为世家大族，全在于契丹皇帝的扶植。辽灭后晋时，太宗“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124]，即从侧面反映了汉人对于皇权依赖之深。汉人世家既完全依附于皇帝，他们的利益和皇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维护皇权、忠于皇帝才能保证其特权和利益得到巩固和延续。
而契丹皇帝也需要借助汉人世家势力来制衡觊觎皇权者，此可通过汉人宰相[125]在辽政权中比重的攀升来证明。据笔者统计，辽代南、北宰相可知者有281位，[126]在辽朝前期（太祖―穆宗时期）、中期（景宗―兴宗时期），汉族宰相与契丹人宰相的比例分别为1：4.1与1：1.
7，表明在辽代前期，对国家大事持有决策权的汉官“无几”[127]，而到中期，跻身于中央决策层的汉官较前期有大幅提升。道宗时汉人宰相与契丹宰相分别为49、45人次，标志着契丹贵族与汉人世家大族平分秋色的联合执政局面的形成。汉人在辽国决策层的比重稳步攀升，宰相如韩资让、马人望等，多有世家背景，这是契丹皇帝提拔汉人、扶植汉人世家大族的直接后果。
由于上述原因，契丹统治者信任、倚重汉人世家大族，并导致了汉官有家世者的仕宦更为畅达。辽朝扶植汉人世家大族、构建契汉联盟，为辽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契丹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能统治北中国长达二百余年，这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毋庸讳言，在中原世家政治已经衰亡之际，契丹统治者重世家的政治理念也给辽代政治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①] 前贤对辽朝选官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举制与世选制。据笔者统计，研究辽朝科举制度的论文有20余篇，其中绝大部分是考察科举制度本身，专门从选官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日〕高井康典行著、程尼娜译：《辽朝科举与辟召》（《史学集刊》2009年第1期，第83-91页），而杨树藩《辽金贡举制度》（《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4年，第115-149页）、张希清《辽宋科举制度比较研究》（张希清、田浩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5-113页）等文也对科举及第者的初任官职有所涉及。研究辽朝世选制度的论文约有8篇，其中代表性成果有陈述《契丹世选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本2分，1939年9月，第181-188页）、姚从吾《说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东北史论丛》（上），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第283-338页，初刊《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6期，1954年）、吴凤霞《契丹世选制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45-49页）等。此外，关树东《辽朝的选官制度与社会结构》（张希清、田浩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第438-461页）结合社会阶级结构对辽朝的世选、荫补、科举等多种入仕方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唐统天《辽代仕进补议》（《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3期，第84-89页）则重点论述了由内官而进身、荫补入仕两种选官方式。
[②] 蒋金玲：《辽代荫补制度考》，《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第44-49页。
[③] 《辽史》卷七九《室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1页。
[④] 黄秀纯：《辽代张俭墓志考》，《考古》1980年第5期，第463页。
[⑤] 任秀侠：《辽郑颉墓志考》附录《郑颉墓志铭》，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
[⑥] 薛景平、冯永谦：《辽代梁援墓志考》，《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第47、48页。
[⑦] 唐代秘书省在辽代被改为秘书监，属南面诸监官（见《辽史》卷48《百官志三》，第787页），但由墓志可知辽人所任秘书监官职仍习惯称为“秘书省”某官。
[⑧] 《王泽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4页。
[⑨] 《梁援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2页。
[⑩] 《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第198页。
[11] 《史洵直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十一，第319页。
[12] 《贾师训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77页。
[13] 这23人即为杨佶、王泽、吕□□（吕德懋子）、张绩、杨皙、吕士安、梁颖、史洵直、窦景庸、贾师训、王师儒、李俨、孟初、张衍、宁鉴、董庠、范承吉、康公弼、梁拣、刘公育、赵励、时立爱。
[14]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页。
[15] [唐]杜佑：《通典》卷二六《职官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36页。
[16]《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5页。
[17]《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第1908页。
[18] 《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0页。
[19] 《吕□□墓志》，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图版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58页。
[20] 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1辑（总第94辑），第180页。
[21] 参见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173页。
[22] 《张绩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八，第179页。
[23] 《董庠妻张氏墓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九，第231页。
[24] 《郑恪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28页。
[25]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55页；《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第1908页。
[26]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55页。
[27] 《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73页。
[28] 杨佶、王师儒的初授官均为秘书省校书郎，张绩的初授官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分见《辽史》卷八九《杨佶传》，第1352页；《张绩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八，第179页；《王师儒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45页）。
[29] 《张琪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73-174页；《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50页。
[30] 31位被授武职的汉人中，22人被授予三班院职：王裕、王瓒、王说、耿延毅、张思忠、刘宇杰、韩橁、张嗣甫、赵为干、丁文逳、刘日泳、孟宝谦、吴前鉴、刘贡、王仲康、王仲祺、刘慈、刘暐、刘君仪、刘君道、刘君遇、刘君造；另授予阁职者7人：王德孙、韩资道、张岐、赵兴祥、刘萼、刘筈、授予诸司使者1人：赵匡禹。
[31] 《刘文用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50页。
[32] 《刘贡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52页。
[33] 《刘暐墓志》，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4页。
[34] 《刘慈墓志》，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588-589页。
[35] 《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第700页。
[36] 《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第1540页。
[37] 《辽史》卷七八《耶律夷腊葛传》，第1265页。
[38] 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第136页。
[39] 《耿延毅墓志铭》， 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40] 分见薛景平、冯永谦：《辽代梁援墓志考》，《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第48页；《赵为干墓志》，邓宝学、孙国平、李宇峰：《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文物》1983年第9期，第37页。
[41] 分见《刘慈墓志》，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588页；《高为裘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09页。
[42] 齐心：《北京出土辽张嗣甫墓志考》，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赵匡禹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00页。
[43] 《舍利塔题名》，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10页。
[44] 分见王未想：《内蒙古巴林左旗发现辽代王士方墓志》，《考古》2000年第1期，第93页 ；《吴前鉴墓志》，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190页。
[45] 《邓中举墓志》，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473-474页。
[46]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90页。
[47] 《刘日泳墓志》，齐作声编著：《辽代墓志疏证》，沈阳，沈阳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48] 《王说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31-133页。
[49] 《赵为干墓志》，邓宝学、孙国平、李宇峰：《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文物》1983年第9期，第37页。
[50] 《刘慈墓志》，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588页。
[51] 参见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第176页。
[52] 《王泽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七，第164页。
[53] 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1辑，第180页。
[54] 《贾师训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77页。
[55] 《孟初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97页。
[56] 《吕士安墓志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第154页。
[57] 《邓中举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88页。
[58] 《杜悆墓志》，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第177页。
[59] 《金史》卷七八《时立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75-1776页；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第12期，第647页。
[60] 《辽史》卷八九《杨佶传》，第1352-1353页。
[61] 《王师儒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645-646页。
[62] 《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第1415页。
[63] 周峰：《辽代杜悆墓志铭考释》，《博物馆研究》2003年第1期，第33页。
[64] 《辽史》卷一〇五《马人望传》，第1461-1463页。
[65] 这28人为室昉、高正、石用中、吕德懋、张俭、杨又玄、杨佶、杜防、张克恭、杨皙、刘六符、赵徽、姚景行、刘伸、王观、王棠、杨遵勖、张孝杰、梁援、窦景庸、贾师训、王师儒、赵廷睦、耶律俨、牛温舒、马人望、杜悆、梁颖。
[66] 《辽史》卷八六《刘六符传》，第1323页；《契丹国志》卷一八《刘六符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7页。
[67] 《辽史》卷九七《窦景庸传》，第1409页。
[68] 《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第1415页。
[69] 《王说墓志》，齐作声编著：《辽代墓志疏证》，第85页。
[70] 鲁琪：《北京出土辽韩资道墓志考》，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第五册，第199页。
[71] 《王瓒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82页。
[72] 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第136页。
[73] 鲁琪：《北京出土辽韩资道墓志考》，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第五册，第199页。
[74] 《张思忠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15-216页。
[75] 齐心：《辽丁氏两方墓志考》，《考古》1988年第7期，第651页。
[76] 《刘贡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52页。
[77] 齐心：《金张岐墓志考——兼论张氏世系》，《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第149-151页。
[78] 《耿延毅墓志铭》， 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71页。
[79] 《赵为干墓志》，邓宝学、孙国平、李宇峰：《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文物》1983年第9期，第37页。
[80] 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第136页。按，“宿州”，当为“肃州”(参见《刘日泳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46-247页）。
[81] 《王裕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3页。
[82] 《王说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31-133页。
[83] 分见张力、韩国祥：《辽<耿崇美墓志>考》，马宝杰主编：《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1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刘继文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73页。
[84] 《耿延毅墓志铭》， 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71页。
[85] 辽代世家大族除了科举、荫补入仕方式外，不排除其他入仕方式，如从军入仕、辟署入仕等，但除了科举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外，无论以其他何种形式入仕，这些世家大族的子弟都属于在父、祖官勋的庇荫下，比平民百姓享有某些优先入仕特权，故除了科举入仕方式外，其他大致都可算入荫补之列。
[86] 《辽史》卷七四《韩德枢传》、《韩资让传》，第1232、1233页；齐心：《辽丁氏两方墓志考》，《考古》1988年第7期，第651页；齐心：《金代韩墓志考》，《考古》1984年第8期，第752-758页。
[87] 《金史》卷七八《刘彦宗传》，第1769页。
[88] 黄秀纯：《辽代张俭墓志考》，《考古》1980年第5期，第463页；《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第59页。
[89] 苏天钧：《北京南郊赵德钧墓》，《考古》1959年第2期，第250页；另可参见齐心《金张岐墓志考——兼论张氏世系》，《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辑，第149-151页。
[90] 《贾师训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77-479页。
[91] 《史洵直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51页。
[92] 田高、王利华、王玉亭：《辽代〈张懿墓志〉补考》，《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第68页。
[93] 王恽：《秋涧集》卷七三《题辽太师赵思温族系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第53册，台北，世界书局，1988年，第401-298页。
[94] 鲁琪：《北京出土辽韩资道墓志考》，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第五册，第199页。
[95] 《刘文用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50页。
[96] 《刘贡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52页。
[97] 可参见陈述《契丹世选考》、姚从吾《说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吴凤霞《契丹世选制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作用》。
[98] 《辽史》卷二〇《兴宗纪三》，第237页。
[99]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后唐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17页。
[100] 《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第1231页。
[101] [元]郝经著，秦雪清整理：《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房山先生墓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9页。
[102] 《辽史》卷七六《赵思温传》，第1250页。
[103] 《旧唐书》卷一二四《李师道传》，第3541页。
[104] 参见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第二章《选官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3-78页。
[105] 《辽史》卷七六《赵思温传》，第1250页；《王悦墓志》、《赵匡禹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13、300页。
[106] 《辽史》卷七五《王郁传》、卷三《太宗纪上》，第1241、28页。
[107] 《王裕墓志》、《王悦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2-64、112页。
[108] 《金史》卷八二《郭企忠传》，第1842页。
[109] 《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威传》，第4692页。
[110] 〔日〕高井康典行著，程尼娜译：《辽朝科举与辟召》，《史学集刊》2009年第1期，第91页。
[111]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纪一》，第9354页。
[112]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第59页。
[113] 《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第685页。
[114] 《辽史》卷七六《张砺传》，第1252页。
[115]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第1777页。
[116] 《辽史》卷八六《刘慎行传》，第1323页；元好问：《显武将军吴君阡表》，姚奠中编：《元好问全集》卷二九，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07页；《金史》卷七八《刘彦宗传》、《刘筈传》，第1769、1771页。
[117] 关于契丹宫廷政变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考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2-89、137-152页；蔡美彪：《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43-61页。
[118]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7页。
[119] 李桂芝：《辽景宗即位考实》，《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第159-165页。
[120] 《辽史》卷八五《高勋传》，第1317页。
[121] 《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萧氏墓志铭》，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5页。
[122] 分见《契丹国志》卷一八《耶律隆运传》，第175页；《辽史》卷七一《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第1202页；《契丹国志》卷一八《耶律隆运传》，第175页；《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第72页。
[123] 《辽史》卷九六《姚景行传》、卷九七《杨绩传》，第1403、1410页。
[124]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纪一》，第9330页。
[125] 关于辽朝的南面宰相，史界存在较大歧异，此从李锡厚说，即辽代南面宰相包括南院枢密使、大丞相、中书令（政事令）及参知政事（重熙十二年之后）。参见李锡厚《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第89-95页。
[126] 数据来源：1.何天明“辽代南府宰相表”、“契丹北院枢密使简表”、“契丹南院枢密使简表”（见何天明：《辽代政权机构史稿》，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7、30、55页）；2.姚从吾：《说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北府宰相表”，载《东北史论丛》（上），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第303-312页；3.《辽史》、《契丹国志》、《辽代石刻文编》、《辽代石刻文续编》、《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等。
[127] 《契丹国志》卷一六“传论”，第165页。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
